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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父亲苏秉琦:一个考古学家和他的时代 搬到昌运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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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85年8月搬迁到社会科学院宿舍之前,父亲饶有兴趣地听了一位北京文物局的同仁介绍了“昌运宫”地名的来历。赵其昌先生前来做客时也说,这个地名太好了,咱们走上了昌盛幸运之路了。父亲说,这里似乎在明末即有一个名为昌运的道教院落了,但什么时候改名为宫就不知道了。在道教里多称为观,例如崇元观、白云观,而称为宫则是隆重而少有的。有人认为是和康熙的十三子怡亲王曾在此居住有关。到了民国时期这里的庙宇破落了,只留下了村落,它原本就在这紫竹院立交桥南侧。所以,昌运也不过是个愿望罢了,社会总是在起落和反复中、在一步步的进退中得以前进,不是哪些人想着昌运,就能昌运起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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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迁往新居,母亲忙活了好多天,腿疼的毛病又加重了。可她着力隐瞒着。安顿下来后,全家第一次团聚在火锅旁准备吃晚饭时,母亲又想起什么,要回到厨房一下,刚起身时费力得很。父亲感慨地说:你们的妈妈可真不容易,受的苦最多却有很强的坚韧力,很厉害呀。那次从昆明回北平的坎坷让人想起来后怕。这个家全靠着她维系,她却从没有说过一句埋怨的话。你们四个也从没拖累我,让我很放心,很满意。……我联想起抗战期间别的家庭,例如李济先生还是全家一起奔波的,在流离期间环境条件恶劣,两个心爱的女儿不幸去世;俞德浚家也损失了一个儿子,很悲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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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还聊到,“福”字现在又流行了。福,在甲骨文里怎么写?一个酒具画在中间,两旁边各有一只手,也可以理解为左右各一个人伸出手,扶持着酒具。什么意思?瓦鬲一般较大,不是现在的碗或杯子,两个手或两个人抱着酒具,意思主要指献给对方喝或给祭祀对象——天地神灵、首长喝,不是自己给自己喝。所以在中国,幸福和氏族、和血缘的亲密关系很大,而不是自己为自己。中国人从老祖宗那里开始,就不是单为自己活着,不强调个人。甲骨文里的福字出现后,经历了许多变化,从篆书、隶书,直到方块字,意思和结构都没变。福字的左边是个示,就是祭祀的台子,右半边,就是酒具鬲。有一个时期,这个鬲字还写成了尖尖的底,更是指酒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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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父亲苏秉琦:一个考古学家和他的时代 考古学的方法和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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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年代末,我曾认真地向父亲提问:在我幼年时你就告诉我,一年分四季,贝多芬的第六交响乐可以理解为一年的四季,也可以理解为人生的幼年、中年、壮年和老年。长大了我又知道写文章的起承转合,中医里方剂的君臣佐使,诊断中的望闻问切等,都是四分制。可是现在你提出的学术思想里大都是三,你的文章也不是四段落。怎样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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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想了片刻,说:事物的组成可以是二(一分为二),可以是三(颜色可分为三原色,三国鼎立,桌子可以是三个腿,鸡蛋有蛋清、蛋黄和外壳),可以分为四(二再一分为二就是四),还可以再多(色彩为七,人有五个手指,等等)。常说的四阶段,多是指事物发展的总进程,四个阶段是客观存在的,掌握四分法是写作和思维的基本功。例如,1962年裴文中先生提出了人类进化可分为自然群时代、原始氏族社会时代、母系氏族社会时代、父系氏族社会时代四个阶段。国外将人类社会分为原始社会、农业社会、工业社会、信息社会四个阶段。但是,在社会生活的许多方面,特别是具体进程(局部的进程),又常可以分为三个阶段,这样更简洁更易于运用。例如,河流分为“上游—中游—下游”,社会分为“初级—中级—高级”阶段,社会文明经历了“蒙昧时代—野蛮时代—文明时代”(恩格斯)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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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还说:“在被关押期间学《毛选》时,徐老伯和我的注意点不一样。他在比较几个版本的微小差异,我则发现,很多文章里对事物区分是按三分制。毛泽东也没有硬性按四阶段来区分。这些三与四的问题或许该是哲学家的事情吧。而马克思则列出了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共产主义社会五个阶段。还可以注意到,中国传统文化里占据重要地位的‘五行’说(金、木、水、火、土)是中国古代哲学思想的重要内容,始源于夏商,涵盖了古代思想、文化、自然、科学等多方面。我知道外国人对它不感兴趣,但我觉得它很值得不断研究呢,我们自己该有话语权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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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这让我联想到涿鹿县的(三)合符坛、三祖堂,郭大顺的“三皇五帝”,想到了徐旭生的三集团说、梁思成对三集团的新见解,以及在半个世纪之后我父亲提出的“国家起源三部曲”“发展模式三类型”。学术思想就是这样的传承和发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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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又说,分为三或四,是方法论的一部分。观点决定方法,遇到问题也得具体分析,不可过于机械。后来我在他的笔记里看到了他1989年用铅笔写的便笺,它对“考古学的方法和目的”做过如下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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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个步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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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层位学和型式学方法—考古学的基本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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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年代分期和文化特征性质—年代学方法和考古文化比较分析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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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社会和文化的综合研究—社会发展阶段,民族文化发展变化,和两者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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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认识世界和改造(顺应)世界—考古学的最终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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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个“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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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典型的和非典型的—典型遗址、单位、堆积、标本,反映一事物规律性变化的材料—去粗取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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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与本质有关或无关系的现象—属于直接与技术、经济、社会、文化几方面有关系的和其他无关的—去伪存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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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局部和整体—由局部到整体,由整体到局部—由此及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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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揭露社会发展总规律—从现象到本质—由表及里(本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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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事物一分为几的言论(方法论)相伴随的,是他反复强调要注意基本理论和观念,“要有业务灵魂”。70年代末,父亲听到一件事很感慨,说有个学习优秀的毕业生被分配到一位很有成就的老者手下,当助手兼做科研,按说条件很好。几年过去,他勤恳,态度好,却只知为老者查找资料、画图,唯命是从,没有自己的想法和认识,更不懂得从老者的言行中体会和学习业务思想、工作方法,业务长进很差。父亲说,他若是在殖民地国家,大概可以算作合格者、优秀助手。可我们是独立国家的考古,要为谱写、充实、改写自己的历史服务,没有了这个灵魂怎么成。于是,他在准备环渤海考古座谈会会议议题的纸上写道:“要带你的思想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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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考古系统,这个问题也已很突出了,少有人关切。最近我和几个人议论过,需要从全局的角度,提出几个重大学术课题。不怕难啃,就怕你魂不守舍地不想啃。定下目标坚持几年总能有收获的。”关于这件事,到了90年代他又对我说:“我们研究所写了庆祝成立四十年特刊,大篇幅讲述硬件建设的成绩,外事接待的交往次数,赴野外次数,发掘了多少大墓,诸此等等,这些都很重要,可是对学术思想和学科建设竟没有直接面对,读者只能从研究室名称和简况、介绍里看出一点,这怎么成。”“一个学术带头人,或某个小范围的核心人物,必须有好的技术思路,必须有学术思想的红线贯穿。学术带头人,大家,那就是他头脑里有高深境界。境界,不是想拥有就有的,是长期工作中相伴随着的主动勤奋思考的结果,当然也和人的灵性有关,有的人就是不行。”“我们1983年召开全国考古学会第四次年会上,张忠培等人提出,要开展些考古理论研究。就这么个提议,就是有人不理解,说:‘咱们是个学会,短时间碰面交流些情况,而已。怎么要在学会里讨论起理论。’他们就没想,既然是‘学会’嘛,怎能没有学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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