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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父亲苏秉琦：一个考古学家和他的时代 考古学的方法和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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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年代末，我曾认真地向父亲提问：在我幼年时你就告诉我，一年分四季，贝多芬的第六交响乐可以理解为一年的四季，也可以理解为人生的幼年、中年、壮年和老年。长大了我又知道写文章的起承转合，中医里方剂的君臣佐使，诊断中的望闻问切等，都是四分制。可是现在你提出的学术思想里大都是三，你的文章也不是四段落。怎样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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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想了片刻，说：事物的组成可以是二（一分为二），可以是三（颜色可分为三原色，三国鼎立，桌子可以是三个腿，鸡蛋有蛋清、蛋黄和外壳），可以分为四（二再一分为二就是四），还可以再多（色彩为七，人有五个手指，等等）。常说的四阶段，多是指事物发展的总进程，四个阶段是客观存在的，掌握四分法是写作和思维的基本功。例如，1962年裴文中先生提出了人类进化可分为自然群时代、原始氏族社会时代、母系氏族社会时代、父系氏族社会时代四个阶段。国外将人类社会分为原始社会、农业社会、工业社会、信息社会四个阶段。但是，在社会生活的许多方面，特别是具体进程（局部的进程），又常可以分为三个阶段，这样更简洁更易于运用。例如，河流分为“上游—中游—下游”，社会分为“初级—中级—高级”阶段，社会文明经历了“蒙昧时代—野蛮时代—文明时代”（恩格斯）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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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还说：“在被关押期间学《毛选》时，徐老伯和我的注意点不一样。他在比较几个版本的微小差异，我则发现，很多文章里对事物区分是按三分制。毛泽东也没有硬性按四阶段来区分。这些三与四的问题或许该是哲学家的事情吧。而马克思则列出了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共产主义社会五个阶段。还可以注意到，中国传统文化里占据重要地位的‘五行’说（金、木、水、火、土）是中国古代哲学思想的重要内容，始源于夏商，涵盖了古代思想、文化、自然、科学等多方面。我知道外国人对它不感兴趣，但我觉得它很值得不断研究呢，我们自己该有话语权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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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这让我联想到涿鹿县的（三）合符坛、三祖堂，郭大顺的“三皇五帝”，想到了徐旭生的三集团说、梁思成对三集团的新见解，以及在半个世纪之后我父亲提出的“国家起源三部曲”“发展模式三类型”。学术思想就是这样的传承和发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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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又说，分为三或四，是方法论的一部分。观点决定方法，遇到问题也得具体分析，不可过于机械。后来我在他的笔记里看到了他1989年用铅笔写的便笺，它对“考古学的方法和目的”做过如下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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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个步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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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层位学和型式学方法—考古学的基本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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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年代分期和文化特征性质—年代学方法和考古文化比较分析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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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社会和文化的综合研究—社会发展阶段，民族文化发展变化，和两者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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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认识世界和改造（顺应）世界—考古学的最终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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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个“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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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典型的和非典型的—典型遗址、单位、堆积、标本，反映一事物规律性变化的材料—去粗取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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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与本质有关或无关系的现象—属于直接与技术、经济、社会、文化几方面有关系的和其他无关的—去伪存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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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局部和整体—由局部到整体，由整体到局部—由此及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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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揭露社会发展总规律—从现象到本质—由表及里（本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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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事物一分为几的言论（方法论）相伴随的，是他反复强调要注意基本理论和观念，“要有业务灵魂”。70年代末，父亲听到一件事很感慨，说有个学习优秀的毕业生被分配到一位很有成就的老者手下，当助手兼做科研，按说条件很好。几年过去，他勤恳，态度好，却只知为老者查找资料、画图，唯命是从，没有自己的想法和认识，更不懂得从老者的言行中体会和学习业务思想、工作方法，业务长进很差。父亲说，他若是在殖民地国家，大概可以算作合格者、优秀助手。可我们是独立国家的考古，要为谱写、充实、改写自己的历史服务，没有了这个灵魂怎么成。于是，他在准备环渤海考古座谈会会议议题的纸上写道：“要带你的思想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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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考古系统，这个问题也已很突出了，少有人关切。最近我和几个人议论过，需要从全局的角度，提出几个重大学术课题。不怕难啃，就怕你魂不守舍地不想啃。定下目标坚持几年总能有收获的。”关于这件事，到了90年代他又对我说：“我们研究所写了庆祝成立四十年特刊，大篇幅讲述硬件建设的成绩，外事接待的交往次数，赴野外次数，发掘了多少大墓，诸此等等，这些都很重要，可是对学术思想和学科建设竟没有直接面对，读者只能从研究室名称和简况、介绍里看出一点，这怎么成。”“一个学术带头人，或某个小范围的核心人物，必须有好的技术思路，必须有学术思想的红线贯穿。学术带头人，大家，那就是他头脑里有高深境界。境界，不是想拥有就有的，是长期工作中相伴随着的主动勤奋思考的结果，当然也和人的灵性有关，有的人就是不行。”“我们1983年召开全国考古学会第四次年会上，张忠培等人提出，要开展些考古理论研究。就这么个提议，就是有人不理解，说：‘咱们是个学会，短时间碰面交流些情况，而已。怎么要在学会里讨论起理论。’他们就没想，既然是‘学会’嘛，怎能没有学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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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父亲苏秉琦：一个考古学家和他的时代 “我更喜欢勇往直前的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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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6年，父亲的眼光开始向西北延伸，8月参加了甘肃秦安“大地湾考古学术座谈会”，看到那里出土了五千年前的殿堂遗址很受触动，认为它为中国文明起源和形成的探索提供了有力的新线索。在临别前，大概他还觉得意犹未尽，因此又在宾馆里给两位所长和两位馆长写了一封长信，提出“大西北考古”专题，说“这样的座谈会既可以视作过去几次会议的延续，又是向新的科学领域的起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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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考虑的这些会议，实质上，触及当代中国考古学两大中心课题：一是中国文化起源问题。这么个大国的文化起源，不是以企图找到某一地方、某一地区是我们中华民族的总源头为目标，那是荒唐的设想。文化总归不是某一地、某些人的独创。有人的地方就有文化，文化的本意原本就是多种多样不同生活方式的产物。从文化意义上，各民族不分大小，都具有自己的特点，其文化都是属于全人类的财富。二是中国文明起源问题，实质上是涉及中华文明萌发，绝不是由哪里总批发到全国。文明的火花总归是从各色各样不同文化生活的人们，在特定社会历史发展阶段从低级进入较高级的产物。同样都是中华民族的、人类的精神、物质财富。这在要求两个文明一起抓，建设现代化中华文明时期，不能不认真对待，从遥远的历史去寻找中华民族灵魂，什么是精华、什么是糟粕的问题，考古学理应做出自己的贡献。现在大地湾会议上提了出来，全国各地大都有条件提出来，不但具现实意义，也是学科发展的需要。……大地湾的考古是长期任务，要有长期设想，要有具体措施，现在该是采取行动的时候了。想来会得到领导、社会的支持的……致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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