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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提出了燕山南北、长城地带考古和环渤海地区考古这两大学术课题之后,辽宁西部地区的考古工作很自然地得到了大家主动性的关注和重视。作为父亲的优秀学生之一,郭大顺自1979年起,先后带领辽宁省考古工作队到朝阳、建平等地进行田野考古调查,发现了红山文化遗址二十多处,其中最典型的就是朝阳市喀左县的东山嘴遗址。郭大顺先生及时向父亲通报了情况,并开始了发掘。此时,我父亲对赤峰一带的资料进行思考后正在考虑如何寻找突破口,所以辽西地区新发现的资料对于父亲来说当然很有吸引力,他立即向郭先生说,中国文明起源可能会在辽西找到答案。随即建议国家文物局文物处处长黄景略出面,在朝阳的东山嘴召开一次考古现场会议,尽管当时大家都不怎么理解为什么要到一个小的遗址去开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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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3年7月24日,父亲急切地和19位专家来到了朝阳东山嘴,他高兴地说:“山海关不是关”,这里大有可为。在随后召开的座谈会指出,喀左东山嘴,就像是提纲挈领,是今后文明起源研究的重要线索,因为它传递了一些其他地方不可比拟的文化信息。并特别指出,该遗址有里程碑的意义,中国文明起源有可能在此找到佐证,要“围绕着它来找遗址、找墓葬、找来龙去脉”,并预言:“在喀左、凌源、建平县交界处,可能会有更惊人的发现。”他把这个三角地带比喻为“金三角”。座谈会结束后不久,果然在凌源和建平交界处的牛河梁,发现了规模更大,等级更高的祭坛、女神庙、积石冢遗址群。这一重大发现,充分验证了他的预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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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5年9月,父亲到兴城疗养,在这里正式提出了“要将古文化、古城、古国这一理念作为辽宁考古工作的重点”。同年10月,他还参观了绥中的姜女石遗址和墙子里—黑山头秦汉遗址的考古工地,看到这两个体现了秦汉统一大业的建筑群遗址规模宏大,保存完好,四周是沧海,他很满意,提出要将发掘和保护、复原结合起来。他还说,这里和牛河梁,是辽宁省的两个最大的考古旅游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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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期间,父亲和郭大顺更是联系紧密,电话信件不断。后来我听郭大顺回忆当时的情况说:“有位卜昭文是新华社的老记者,曾去找苏先生咨询辽西的发现。苏先生说,东山嘴、牛河梁发现的祭坛、女神庙和积石冢,相当于明清时期北京的天坛、太庙与明十三陵。卜记者凭着资深记者的敏感随即就与《光明日报》联系,马上做了公开报道,在1986年7月24日的当天夜里,新华社发了通稿,第二天上午包括中央广播电台、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和中央、地方报纸、港台报纸都在显著位置刊登出来,《光明日报》头版占了通版,下午日本等域外各大报纸都加以转载并配有专家采访。都说牛河梁的发现,将中国文明史提前了一千多年。……在社会舆论的关切和推动下,学术界掀起了一场中国文明起源问题的大讨论。考古界与新闻媒体的关系也密切了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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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1986年9月,中国考古学会在沈阳召开了第六次年会。会后,代表们去东山嘴遗址进行了考察。这次,我父亲没有和大家一起去东山嘴,而是到了兴城边作疗养边观摩查海和辽西走廊早于红山文化的一些材料,以追寻红山文化新发现的渊源。10月,他在兴城做了“文化与文明”的讲座,有关裂变、撞击、融合这三种中华文明火花爆发的形式,就是在那次讲座时提出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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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7年9月4日,父亲由母亲陪伴再次来到了牛河梁,在考古工作站住了三天,高兴地向许多人讲:孙守道一脚就踩出了一个大人头。看了牛河梁女神庙之后,他异常地高兴,认为女神庙这种庙宇遗址,在中国不仅在史前时期是唯一的,就是夏、商、周三代甚至更晚,也缺少类似的发现,因而可以称它为“海内孤本”。期间,他不仅看了发掘现场,又多次在工作室观摩新出土的器物,还登上女神庙和积石冢所在的山岗。他在女神庙旁边的一片小松树林里和十多位考古人员席地而坐,休息聊天时说:我是从高阳走出来的,它永远令我怀念。我去过洛阳、安阳工地,在信阳劳动过,这些地方也都有个“阳”。现在又来到了朝阳,这个“阳”已成为我常常挂念的地方。多好啊!这些地方都有个“阳”字,都在我心里装着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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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走时,父亲为那里题字:“红山文化坛庙冢,中华文明一象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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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牛河梁工作站观看器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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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母在牛河梁工作站,这张照片一直悬挂在二老的卧室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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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牛河梁回来以后,在我父母的卧室里,挂上了他俩在牛河梁考古工作站住宿房间门口的相片,这是他俩最喜欢的照片之一。父亲还对我们子女说,你们现在都很忙,但我希望你们记住,等将来有时间了,你们还有你们的孩子们,一定要到那里仔细看看,知道我们民族的祖先,知道自己是从哪里来的,“不枉此生”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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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西为什么会引起父亲的特别关注,甚至成为了他头脑里的兴奋点?从他多次兴高采烈的谈话里,我们逐渐懂得,中国古文化有两个重要区系:一个是源于渭河流域的仰韶文化,一个是源于大凌河流域的红山文化,它们都形成于距今六七千年间,是中华文明起源的主脉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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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7年,为庆祝中国社会科学院建院十周年,父亲写了《向建立中国学派的目标攀登》一文,刊登在1989年院内通讯特刊上。文章的最后一段,他谈到了红山文化坛、庙、冢的问题,但限于篇幅,刊登时删去了中间几句,现据手稿抄录于此(方括号内的字为发表时删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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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一步课题是对中华文明长河中每个“火花”或每个连接点,应用唯物辩证法——对立统一规律,进行更高层次的理论探讨。[红山文化的坛、庙、冢是北方红山文化与中原仰韶文化结合迸发的文明火花;红山文化龙的产生,和仰韶文化彩陶花卉图案的产生,都是从其前身“裂变”产生的文明火花。]这已跨入哲学领域,把理论与现实、把历史和创造中的历史连接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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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父亲苏秉琦:一个考古学家和他的时代 考古先驱李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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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现代考古第一人李济,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考古组主任,于1979年末去世。大约是1981年,李济先生的儿子李光谟前来我父亲家里,拿来了一份李济先生的生平传略。两个人顺便谈了许多两岸的学术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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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谈话我不在场,后来听父母说及,谈话大意是,我们这边很多年在媒体和学术刊物上,都没提及李济的名字,年轻一代都不知晓了。甚至在五六十年代的学术刊物上,还对他有所歪曲。海峡的隔阂,政治的对立,把他忽略了,是不尊重历史,但这个状况总会改变的。他领导和参加了安阳殷墟、章丘城子崖等田野考古发掘,他和梁思永的努力,使得发掘工作走上了科学轨道,造就出了中国第一批水平较高的考古学者。南京和北平两地的考古工作,起点都很高,做事科学严谨。这些历史,总归会被后人认可和赞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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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件事让我明白了,我在50年代起,多次听父亲和他同事们说的“济之”,原来就是李济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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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4年7月,李光谟教授再次来我父母家,带来了他用两年时间编写的《李济传略》,请我父亲审阅。他们叙谈了许久。事后,父母向我们讲了一些我们不曾知道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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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7年,韩国学者李亨求到台湾访问,受到了高去寻先生的接待。高先生曾参加过安阳的发掘,和我父亲相互都很了解。在陪同韩国客人参观了“李济纪念馆”之后,高先生特意请李亨求到北京见到我父亲时,把照片带给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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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9年,文物出版社曾准备出版《李济文集》(2006年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李光谟先生把样书送来我父母的新家,请父亲审阅。父亲很认真地翻阅了许多天,其间正巧鲁明导演来访,看到他正把大本书放在腿上,低头用放大镜认真看着,还仔细对个别文字做修订,鲁明导演很感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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