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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文件”从整个精神到具体条文都大成问题，和我们这样一个社会主义大国精神、我党的历史传统以及设置专管文物事业的国家文物局的目的极不相称。现在我们国家内有“文物市场”，世界上有“国际文物市场”，这是事实。但这是旧世界留给我们的一个“负担”，而“文物”自身不能成为压占我们库房的“废品”，更不应该成为市场上的商品，更不要说让它成为出口商品。在任何一个现代化国家，任何一个文明的民族都会知道应该如何安排它的用场，使它发挥它应该和可能发挥的作用。道理不需要我在这里多讲。博物馆藏品可以分等级采取不同的保管方法，供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和科学研究之用。但作为“文物”这个统一的范畴，不论是秦砖汉瓦，还是陶瓷碎片，和那些珍宝国宝一样，作为商品流通，投放市场，甚至出口，都是对一个文明国家民族自尊心的玷污。如不加禁止，任其泛滥，是最不得人心的蠢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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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咨议委员同志可以对此问题交换意见，供领导参考。我完全赞成。但我感到，我们这个组织范围太小了，代表社会面太窄了。像如此重大问题，应该拿到更大范围去，听听广大群众的声音，岂不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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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这个文件发出到现在两年多了，我是第一次看到，过去也没听到。我感到遗憾，也感到内疚。但现在拿出来让我们大家讨论也有好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1979年、1980年的第一、二届中国考古学会年会上曾由到会全体代表对国内近年来盗挖、倒卖文物的现象向社会发起过呼吁。事实教育了我们，歪风不但没有刹住，而是愈演愈烈。现在，今年的年会正在积极筹备，不少同志正在苦苦冥思，究竟我们采取些什么办法才能对此起到些实际作用。现在事实教育了我们，让我们不得不提出这样一个疑问：这个文件，以及由此而产生的一系列措施，究竟对这个歪风是起到了某些抑制作用，还是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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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原来文物商店的设立，是想将流散民间的文物，设法收集起来，由公家保管，所以当时是归文物局流散文物管理处领导的。后来成为买卖文物的商店，已非初旨。现在又扩大为出口文物的商店，更为不应该。试行办法说，在近几年内，每年搞两三次，似乎还想以后更加扩大规模来出口文物。后患无穷，请加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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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文物特许出口管理试行办法，似乎是文物商店代拟的，其目的是广辟货源，不是保护文物。所以才会有：1．除传世品以外，也应包括发掘文物；2．除流散于民间的以外，也包括公家博物馆藏品；3．请示报告原定三级以下，办法中定为包括三级在内（这使标准变成二级以下的了）；4．不限于文物商店收购的文物，还要各地文物部门提供出口文物（这完全是从商店角度规定的，如果从文物保护角度来看问题，这一定会产生灾难性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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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两三年来，盗挖古墓的风气死灰复燃。博物馆被盗的案件增多了，并且会影响到各地主持考古单位的优良传统，不是为保护文物和研究文物，而是为采集可作为商品的文物供赚钱之用。作为一个中国考古工作者，我认为这样做是完全错误的。我们要对祖先的文化遗产负责，我们要对将来需要文化遗产的子孙负责，千万不要为了少量的外汇而损失我们的国格。即使是人家愿出更多的外汇，我国的文物（指古代文物）对外国人而言，也是非卖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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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几点，有不当之处，请同志们指教。总之，这种关系重要的事情，还请慎重再三考虑，不要匆忙做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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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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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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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秉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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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1年10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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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3年，国家文物局成立了国家文物委员会，父亲是委员，对承担这个差事他很乐意。此后几年里，文物管理状况有了改善，父亲和委员们对此也很满意。但是，到了1990年新一届领导上任后，按父亲的说法，情况又有变坏，新领导“不称职”（武大郎开店），在公开的场合上说了些令委员们和父亲都认为很不合原则的怪话。父亲心急如焚，连夜写出了措词激烈的“告状信”，让母亲第二天一早用挂号加急邮寄给上一级领导，希望尽快制止。这个信有一草稿，原文达5000字以上，现将部分内容抄录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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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封反映重要情况和意见的信，为节省时间，下面简短介绍我的职称职务，中国社科院考古所研究员，国家文物局文物委员会委员。我和国家文物局的业务联系可以上溯到文物局成立之前，和历任局领导以及大部分同志是多年朋友，一向接触较多。但是，像此次直接给你一级领导写信还是第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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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况特殊，不言自明。说来简单，还是出在怎样对待文物局主管业务是保还是卖的问题。仔细想来，确也奇怪，也确是真事。既然是真事，发展下去，车要出轨，现在到了需要大喝一声“站住”的时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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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得前任局长任质斌同志任职期间曾对我说过一句话，文物局的大事无非两个字：一个是“人”（干部），一个是“物”（文物）。所以要紧的，一是抓干部培训，一是保护好文物（如建库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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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件事情发生以后，父亲跟我说：有人的言行已经深深地戳到我的良心上了。在香港开设文物咨询部门是可以的，但其目的首先而且主要应该是如何刹住文物的走私的风气，抢救回国宝，减少损失。可现在胳膊肘往外拐了，开始帮助买到走私文物的买家鉴定起真伪来了。面对这样的事，我还能麻木不仁、保持沉默吗？我坚信多数民众都会有同我们一样的良知，不会接受这样的蠢人、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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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他在90年代初期，还曾为解决好几处古人类遗址的妥善保护问题，和贾兰坡先生一起通过文物委员会办公室向上递交过联名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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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当时很有感触：一个幼年时乖巧、上大学时有些腼腆、工作后几乎没和人吵过嘴的人，竟能在退休之后主动站起来遏制坏事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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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父亲苏秉琦：一个考古学家和他的时代 八十忆孟真，谈学科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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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80年代末，脱离教学工作多年的他，头脑里依然关注考古教学、专业建设和学生培养，并从更宏观的角度进行着更深入的思考。我从国外做访问学者回来，说到了国外大学的情况，他说：我们整个社会都没有足够重视个性的保护和发挥，蔡元培的“教育者，养成人格之事业”，似乎也少有人理睬了。北大有个年岁不大却很有作为的校长，可能就是因为有些个性吧，竟然不得不提出辞职了。想想傅斯年（字孟真）、李济、梁思永、徐旭生、向达、尹达、唐兰、冯家升等老者，哪个没有脾气、个性、缺点？你把第一届人代会、政协会委员里的文化界人士名单拿出来，和现在的文化界名人比一比，后者大多没有什么个性，也少有惊世之作，远比不上过去有个性的名人，差不少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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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还说：“你以前在大学任教，想到过什么才是正确的学生培养目标吗？现在大学的建校宗旨出现了严重偏差，引导学生把注意力放到了应对官场上了，把人生目标世俗化了。大学成了只知道金钱的优胜劣汰的练兵场了。……要知道，你们这代人和再下一代人，与我们和我们的上一代人相比，丢失了不少不该丢弃的东西呀。不要以为国家的经济上去了，一切就都好了、都有了，满不是的啊！”他有些激动地说：“我想起了那位反法西斯战士——尤里乌斯·伏契克，在《绞刑架下的报告》话剧里最后振臂高呼的一句话：人们，我爱你们，你们要警惕啊。换到这里，我的话是：年轻人啊，我爱你们，你们要努力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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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联想到1979年他谈到国家四个现代化时，内心的潜台词是“必须有管理现代化”。而历经了十年后，他进而想到的是我们的上层建筑应该如何适应生产力发展，因此要做必要的提前准备：“大学的社会责任、历史责任不能轻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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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他的学生和同仁们忙着为他筹备80岁生日聚会时，他没有表现出特别的高兴。后来他说，他总是回忆起昆明四十多年前的“一二·一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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