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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振铎先生给我父亲的最后一封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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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王伯母不幸去世，王伯伯自己的身体也不好，内心甚是焦虑。1989年春，在一次会议期间两人相逢后，父亲又安慰他说：我坚决相信，中国古代的发明绝不是传说，绝不是摆设，必定有实用性。你要坚定信念，只是我们目前还不知道当时的技术细节。为此他还向王伯伯讲述了两个例子。第一个例子是父亲50年代在河南听说的“烽火狼烟”——将狼的粪便混合到烽火台的柴火里，点燃之后冒出的黑烟能竖直向上，不怎么怕风吹。这一诀窍到了民国时期才公开，显示了民众的智慧。第二个例子是70年代马王堆汉墓出土的两件素纱禅衣，形如蝉翅，很轻很薄。文物局曾立下课题，复制两套。其中遇到的一个难题是找不到那么细、那么轻的真蚕丝线，国内外都没有。照说可以如此下结论，中止这个课题了。然而经过仔细调研从民间了解到，正常的丝线是蜕皮三次的蚕吐的丝，如果这蚕处于某种病态，那么在两次蜕皮后就吐丝，这时的丝就是细而轻的丝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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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自以为还有机会见到王伯伯。不料，1992年他突发心脏病，带着许多未完成的事业和缺憾，撒手而去。我们全家都知道，这位挚友的离别，对父亲的打击定是深重的。多年以后，我父亲才说起，在他们最后的谈话里，王伯伯曾告诉他说：“你三十多年前送给我的那句话，我一直铭记在心，现在我再退回给你用吧。那就是你说过的：‘（你）就这么干吧，你肯定会比我做得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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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句话是王伯伯对我父亲的最后期望与嘱托，父亲说他一直没忘，由此也引发了他诸多的思索。他慨叹说，一棵大树倒下了，原本可以结出的大果子，没有变甜就不再长大，消逝了。所以果园要定期把老树砍伐换栽新树是正确的，是为了腾出地盘和取得效益。但也有个例：河北深县出产大个水蜜桃，就有那么几棵树很老，却仍能产出极好的果子，而在它周围栽种的桃树就是比不上它。曾有国内外专家前来探寻，却没得究竟。我又补充说，广东的增城，有几棵荔枝树产有蓝色血丝的荔枝，肉大核小很甜，专门拍卖给香港富人，也就是那么几棵树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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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父亲离世后，我们逐步整理他的书房，在一个装有旧信件的纸箱子角落里，意外地发现了一张宽幅的合影：“国家领导人会见全国文物工作会议代表合影，1989.5.6”。父亲被安排在前排的中间，和领导人紧挨着，而在前排端部才是王伯伯，两人没有坐在一起。我们拿给母亲看，她说绝对没有见过，父亲也没说过这张照片，只是知道他参加了文物会议，见到了（王）天木。父亲没有把这张合影让家人看，更没把它放在明处，是为什么？是不愿意看到他和王伯伯的座位拉远了？还是对这些“场面上的事儿”不屑一顾？还是为王伯伯临终前的意愿未能实现而伤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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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父亲这些相处了大半生的老友前后去世期间，他的身体情况也渐渐孱弱起来。1988年初秋，父亲和全家共同商定，在这不冷不热的季节，到协和医院给他安装起搏器。那时，他的身体还不错，安装的过程很顺利，一周后出院，精神又和以前一样了，大家都特别高兴。尽管如此，父亲和疾病、和衰老的抗争还是进入了更艰难的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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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他出院前夕，我问道：您去过华山和泰山，五岳中最重要的两个，更喜欢哪个？他说他两个都喜欢。“你注意到了吗，华山是民间和道教维系起来的，泰山是官场维系起来的，各有特色。论感情我更偏于华山，华山的特点就是个‘险’字，犹如学术征途需要胆量，风光无限，四周的村民很朴实可爱。而从大遗址保护角度看，似乎又对泰山思念得多些，那个地区本应有大型的城郭遗迹，才能理解和解释有那么多而重要的出土器物，是后期人类活动把地表的遗迹都毁灭殆尽了？我仍在惦念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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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身体恢复期，父亲还和我们聊起英国古典电影《红菱艳》（The Red Shoes），说这剧本的本意挺好：那个导演拿热爱艺术做幌子，欺骗和控制着女主角拼命地跳舞来给老板挣钱。但我觉得女主角穿上红舞鞋就情愿为艺术献身的精神，终有可取之处。随后他的话题一转，又是联想他自己了：“还记得吗？当年你和妈妈种植老玉米时，西南角缺乏阳光缺乏照料的那棵最弱小的玉米，只长有一颗小玉米棒，它竟然能顽强地长出了一粒大个头的玉米粒。我要做的事太多了，只能以有限精力做一件最要紧的事，其余都排除在视野之外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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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父亲苏秉琦：一个考古学家和他的时代 支持环境考古和科技考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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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6年3月底，父亲难得有机会去昆明参加“全国文物普查考古发掘工作会议”，哪知因日程紧迫，未能故地重游。此后，他多次说深感可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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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年秋，我去昆明出差，回来后和父母谈起那里自然条件的变迁，我感叹道：冬季也下雪了，我又去了黑龙潭咱们常去挖蘑菇的那个小山坳了，却没有了蘑菇的踪影，土地明显干枯，也显得苍老了，“缺少了湿气和灵气，是那里的最大变化”。父亲听后，略带伤感地说：变，是这个世界永恒的主题啊。我们考察的空间越大，就越要考虑环境的差异。考察的时间越长，就越要考虑环境变化的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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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年，我再次去西安出差，回来后说起半坡遗址的环境。我1977年第一次参观半坡时，周围还是自然村庄，在馆内参观时还能联想到，先民们居住地周围有壕沟防御野兽侵扰。可这十年过去，遗址四周紧紧地被高楼大厦包围了，成了“盆景”状，当年挖掘的原始壕沟更是看不到了，简直就像在一个水泥屋子里看模型，看假的古迹。父亲说：“一个好的画作，必须让它的四周有个空白地段。干什么？和四周的其他物件隔离开来，形成过渡带。如果没这个过渡带会很不舒服。我们做遗址保护的人本应有这基本知识。如果只把稀有动物锁在小铁笼子里再摆到水泥广场上，给它们好的吃喝，就能算动物园、甚至是好的动物园吗？”他又说：“文物的价值，它的展示意义与社会功能，和它的环境密不可分。”他还举例回忆道：“刚解放时，有个文物展览，一个文物的说明牌子却写着：出土地点不详，这就大打折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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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这类的事情，反复地刺激着他思索。他说从六七十年代起，“环境考古”新学科的概念逐渐传入我国，它涉及了人类学、历史地理学诸多学科。可惜那个时期没能很好地开展，尽管在我国历史上，古人也有过关于人类对自然环境的依赖关系的探索，也有天人合一的思想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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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日常谈话里，他常常会表达出这样的理念：环境考古作为考古学的一个分支，包含着三个时间层面的内容：第一个是回头看，即人类的起源史。人类既然是生物进化的产物，那么人与环境的相互关系当然是人类学和考古学面临的重要课题。自然环境的差异必然导致人类起源地区的差异，文化、文明进程与特色的差异，发展进程的差异。在世界史和中国古代史研究中不可忽视。第二个是看眼下。文物保护工作不可忽视的文物大环境和小环境，对文物诞生发展变化的作用，这就是“大文物”“大遗址”概念提出的缘由。不仅要把它变成全社会的共识，还要研究和注意环境的恶化对地下文物安全的威胁。第三个是往前看。自从人类学会用火，尤其是现今大量消耗煤和石油，大气层的组成也改变了，植被被过度掠夺，地形地貌正急剧变化和恶化，正在影响整个人类的生存条件，这些都难以逆转，已成为当下全民关切的首要课题，更是侯学煜、俞德浚等众多植物学家非常在意的大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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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这些谈话里，我才理解了他之所以要在办公室弄张特大号的地形图，是为了不断思考着自然环境（河流、山谷）与先人居住地、文化分布和文明传播的紧密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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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科学院地质研究所周昆叔研究员，曾在80年代对平谷上宅村古代人类的生存环境做过研究，并开始和我父亲有了交往。1990年10月，他邀请了国内地质、考古学者，在西安市临潼县召开了首次“中国环境考古学术讨论会”。会刊写到“有考古学家苏秉琦、地质学家刘东生、历史地理学家侯仁之、古人类学家贾兰坡先生分别题词，事涉四个学科”，这里把我父亲的名字写到了最前面，可能是为了表达考古学在环境考古中具有最重要的位置吧。侯仁之院士的题词是“史前环境考古是历史地理学必不可少的延伸，历史时期环境考古更是历史地理学的重要内容”，受到了与会者的赞同。父亲的发言手稿，则偏重于未来，他写道：“地球在缩小，社会进步在加快。当代全人类面临的重大问题是一个。核武器的威胁或许成为过去，而环境与生态恶化的威胁已不是杞人忧天而是当代主题。拯救人类，拯救我们这个星球已不是宗教里世界末日将要来临的呼声，而是人类科学理智的警告。全人类如何避免全球被毁的灾难，重建人类的新文明已成为现实社会全人类的共同课题。……20世纪与21世纪初是个伟大时代，严峻时代，对全人类如此，对中国如此，对中国考古这门学科、这个事业同样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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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在另一个便笺里还曾写道：“人类文明的开始就是对自然生态平衡的破坏。环境考古之所以应该成为当代中国考古学的重要分支，就在于它可以对人与自然的关系从理论上给予科学阐述。从历史角度提高认识，更自觉地尽力建立人与自然的协调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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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地理环境的特殊性对中国文明史特点的影响，是父亲和周昆叔接触中谈论最多的内容。1992年，周先生给父亲的论文《中原古文化与环境》说的就是这个话题(2)。他认为随着黄河向东的贯穿，我国大陆的生态环境逐步变化，人类的居住、文化和文明都在向东迁移，这引起了父亲的注意。特别是父亲到了晚年时，对此做正面的思索较多。我家有位邻居，是中国地震局地质研究所的徐道一研究员。他曾告诉过我：中国的历史地理环境，人们只是注意到了长江、黄河，却忘记了青藏高原，它是地球的“第三极”，它在近一二百万年以来一直在隆起，大约每年一毫米量级，这使得原来向南流淌的河流才变成了现在向东出口的长江、黄河。这个高原和印度洋、西大西洋决定了中国大陆的地质与环境条件。以前，渭河中下游和汾河下游都是碧波的湖泊，西安东边的灞河、浐河的水都是流入湖泊的。我把这个信息告诉了父亲，他很兴奋，并让我注意搜集这个研究成果。可惜徐研究员的文章在2004年初才正式发表(3)。他认为，中国的古文明，是长江、黄河与青藏高原环境的文明，是中国文明的特色。从地质地理学家的角度出发，他在文章末尾感叹地提出：“罕见的中国大陆自然环境孕育了罕见的中华文明，罕见的中华文明需要中国学者来继承和发扬。”我想，父亲看到这篇文章的话，一定会有许多共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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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注意到，自80年代末期开始，父亲已经十分留意自然科学方面尤其是新技术类的信息了。他说，现在既然是信息时代了，提出科技考古，当然很及时也很重要，把各种新技术手段用在考古研究和文物保护上，可以把考古与文物工作提升到新阶段、新境界，能得到更多更准确的信息。作为信息时代的必然产物，多数情况下“技”字比“科”字更突出些。有人机械地把外文翻译过来说成科学考古，那就很容易被误解了，似乎是说以前的考古是“非科学考古”了。犹如，我们总不能把西来的医学称之为“科学医”，而和“中医”相区别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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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1年4月，父亲出席了“全国第三届科技考古学会讨论会”并致辞。此后他还曾接到一位从事历史学研究的年轻人的来信，说我们国家对新技术运用于考古学很欠缺，很薄弱，太落后了，似乎说父亲的理论会排斥新技术的运用。父亲跟我说，绝不是这个样子。此后父亲在说及别的事情时还曾说道：现在不少年轻的医生，动不动就是让病人做全盘的化验检查，而不愿或不会望闻问切。原本依据经验和常识就能做出基本判断的小病，现在甚至不愿多看病人两眼，大动各种检测，“杀鸡偏用宰牛刀”，浪费太大。所以我们在大力使用、提倡新技术手段的同时，还应对经验技能更加重视：“无论仪器如何智能，还是需要人的思想和理念来支配。无论信息技术如何发达，总不会代替你的大脑回答所有问题。人的思想和灵魂，始终要起主导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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