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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振铎先生给我父亲的最后一封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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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王伯母不幸去世,王伯伯自己的身体也不好,内心甚是焦虑。1989年春,在一次会议期间两人相逢后,父亲又安慰他说:我坚决相信,中国古代的发明绝不是传说,绝不是摆设,必定有实用性。你要坚定信念,只是我们目前还不知道当时的技术细节。为此他还向王伯伯讲述了两个例子。第一个例子是父亲50年代在河南听说的“烽火狼烟”——将狼的粪便混合到烽火台的柴火里,点燃之后冒出的黑烟能竖直向上,不怎么怕风吹。这一诀窍到了民国时期才公开,显示了民众的智慧。第二个例子是70年代马王堆汉墓出土的两件素纱禅衣,形如蝉翅,很轻很薄。文物局曾立下课题,复制两套。其中遇到的一个难题是找不到那么细、那么轻的真蚕丝线,国内外都没有。照说可以如此下结论,中止这个课题了。然而经过仔细调研从民间了解到,正常的丝线是蜕皮三次的蚕吐的丝,如果这蚕处于某种病态,那么在两次蜕皮后就吐丝,这时的丝就是细而轻的丝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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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自以为还有机会见到王伯伯。不料,1992年他突发心脏病,带着许多未完成的事业和缺憾,撒手而去。我们全家都知道,这位挚友的离别,对父亲的打击定是深重的。多年以后,我父亲才说起,在他们最后的谈话里,王伯伯曾告诉他说:“你三十多年前送给我的那句话,我一直铭记在心,现在我再退回给你用吧。那就是你说过的:‘(你)就这么干吧,你肯定会比我做得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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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句话是王伯伯对我父亲的最后期望与嘱托,父亲说他一直没忘,由此也引发了他诸多的思索。他慨叹说,一棵大树倒下了,原本可以结出的大果子,没有变甜就不再长大,消逝了。所以果园要定期把老树砍伐换栽新树是正确的,是为了腾出地盘和取得效益。但也有个例:河北深县出产大个水蜜桃,就有那么几棵树很老,却仍能产出极好的果子,而在它周围栽种的桃树就是比不上它。曾有国内外专家前来探寻,却没得究竟。我又补充说,广东的增城,有几棵荔枝树产有蓝色血丝的荔枝,肉大核小很甜,专门拍卖给香港富人,也就是那么几棵树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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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父亲离世后,我们逐步整理他的书房,在一个装有旧信件的纸箱子角落里,意外地发现了一张宽幅的合影:“国家领导人会见全国文物工作会议代表合影,1989.5.6”。父亲被安排在前排的中间,和领导人紧挨着,而在前排端部才是王伯伯,两人没有坐在一起。我们拿给母亲看,她说绝对没有见过,父亲也没说过这张照片,只是知道他参加了文物会议,见到了(王)天木。父亲没有把这张合影让家人看,更没把它放在明处,是为什么?是不愿意看到他和王伯伯的座位拉远了?还是对这些“场面上的事儿”不屑一顾?还是为王伯伯临终前的意愿未能实现而伤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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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父亲这些相处了大半生的老友前后去世期间,他的身体情况也渐渐孱弱起来。1988年初秋,父亲和全家共同商定,在这不冷不热的季节,到协和医院给他安装起搏器。那时,他的身体还不错,安装的过程很顺利,一周后出院,精神又和以前一样了,大家都特别高兴。尽管如此,父亲和疾病、和衰老的抗争还是进入了更艰难的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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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他出院前夕,我问道:您去过华山和泰山,五岳中最重要的两个,更喜欢哪个?他说他两个都喜欢。“你注意到了吗,华山是民间和道教维系起来的,泰山是官场维系起来的,各有特色。论感情我更偏于华山,华山的特点就是个‘险’字,犹如学术征途需要胆量,风光无限,四周的村民很朴实可爱。而从大遗址保护角度看,似乎又对泰山思念得多些,那个地区本应有大型的城郭遗迹,才能理解和解释有那么多而重要的出土器物,是后期人类活动把地表的遗迹都毁灭殆尽了?我仍在惦念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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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身体恢复期,父亲还和我们聊起英国古典电影《红菱艳》(The Red Shoes),说这剧本的本意挺好:那个导演拿热爱艺术做幌子,欺骗和控制着女主角拼命地跳舞来给老板挣钱。但我觉得女主角穿上红舞鞋就情愿为艺术献身的精神,终有可取之处。随后他的话题一转,又是联想他自己了:“还记得吗?当年你和妈妈种植老玉米时,西南角缺乏阳光缺乏照料的那棵最弱小的玉米,只长有一颗小玉米棒,它竟然能顽强地长出了一粒大个头的玉米粒。我要做的事太多了,只能以有限精力做一件最要紧的事,其余都排除在视野之外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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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父亲苏秉琦:一个考古学家和他的时代 支持环境考古和科技考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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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6年3月底,父亲难得有机会去昆明参加“全国文物普查考古发掘工作会议”,哪知因日程紧迫,未能故地重游。此后,他多次说深感可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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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年秋,我去昆明出差,回来后和父母谈起那里自然条件的变迁,我感叹道:冬季也下雪了,我又去了黑龙潭咱们常去挖蘑菇的那个小山坳了,却没有了蘑菇的踪影,土地明显干枯,也显得苍老了,“缺少了湿气和灵气,是那里的最大变化”。父亲听后,略带伤感地说:变,是这个世界永恒的主题啊。我们考察的空间越大,就越要考虑环境的差异。考察的时间越长,就越要考虑环境变化的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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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年,我再次去西安出差,回来后说起半坡遗址的环境。我1977年第一次参观半坡时,周围还是自然村庄,在馆内参观时还能联想到,先民们居住地周围有壕沟防御野兽侵扰。可这十年过去,遗址四周紧紧地被高楼大厦包围了,成了“盆景”状,当年挖掘的原始壕沟更是看不到了,简直就像在一个水泥屋子里看模型,看假的古迹。父亲说:“一个好的画作,必须让它的四周有个空白地段。干什么?和四周的其他物件隔离开来,形成过渡带。如果没这个过渡带会很不舒服。我们做遗址保护的人本应有这基本知识。如果只把稀有动物锁在小铁笼子里再摆到水泥广场上,给它们好的吃喝,就能算动物园、甚至是好的动物园吗?”他又说:“文物的价值,它的展示意义与社会功能,和它的环境密不可分。”他还举例回忆道:“刚解放时,有个文物展览,一个文物的说明牌子却写着:出土地点不详,这就大打折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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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这类的事情,反复地刺激着他思索。他说从六七十年代起,“环境考古”新学科的概念逐渐传入我国,它涉及了人类学、历史地理学诸多学科。可惜那个时期没能很好地开展,尽管在我国历史上,古人也有过关于人类对自然环境的依赖关系的探索,也有天人合一的思想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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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日常谈话里,他常常会表达出这样的理念:环境考古作为考古学的一个分支,包含着三个时间层面的内容:第一个是回头看,即人类的起源史。人类既然是生物进化的产物,那么人与环境的相互关系当然是人类学和考古学面临的重要课题。自然环境的差异必然导致人类起源地区的差异,文化、文明进程与特色的差异,发展进程的差异。在世界史和中国古代史研究中不可忽视。第二个是看眼下。文物保护工作不可忽视的文物大环境和小环境,对文物诞生发展变化的作用,这就是“大文物”“大遗址”概念提出的缘由。不仅要把它变成全社会的共识,还要研究和注意环境的恶化对地下文物安全的威胁。第三个是往前看。自从人类学会用火,尤其是现今大量消耗煤和石油,大气层的组成也改变了,植被被过度掠夺,地形地貌正急剧变化和恶化,正在影响整个人类的生存条件,这些都难以逆转,已成为当下全民关切的首要课题,更是侯学煜、俞德浚等众多植物学家非常在意的大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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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这些谈话里,我才理解了他之所以要在办公室弄张特大号的地形图,是为了不断思考着自然环境(河流、山谷)与先人居住地、文化分布和文明传播的紧密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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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科学院地质研究所周昆叔研究员,曾在80年代对平谷上宅村古代人类的生存环境做过研究,并开始和我父亲有了交往。1990年10月,他邀请了国内地质、考古学者,在西安市临潼县召开了首次“中国环境考古学术讨论会”。会刊写到“有考古学家苏秉琦、地质学家刘东生、历史地理学家侯仁之、古人类学家贾兰坡先生分别题词,事涉四个学科”,这里把我父亲的名字写到了最前面,可能是为了表达考古学在环境考古中具有最重要的位置吧。侯仁之院士的题词是“史前环境考古是历史地理学必不可少的延伸,历史时期环境考古更是历史地理学的重要内容”,受到了与会者的赞同。父亲的发言手稿,则偏重于未来,他写道:“地球在缩小,社会进步在加快。当代全人类面临的重大问题是一个。核武器的威胁或许成为过去,而环境与生态恶化的威胁已不是杞人忧天而是当代主题。拯救人类,拯救我们这个星球已不是宗教里世界末日将要来临的呼声,而是人类科学理智的警告。全人类如何避免全球被毁的灾难,重建人类的新文明已成为现实社会全人类的共同课题。……20世纪与21世纪初是个伟大时代,严峻时代,对全人类如此,对中国如此,对中国考古这门学科、这个事业同样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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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在另一个便笺里还曾写道:“人类文明的开始就是对自然生态平衡的破坏。环境考古之所以应该成为当代中国考古学的重要分支,就在于它可以对人与自然的关系从理论上给予科学阐述。从历史角度提高认识,更自觉地尽力建立人与自然的协调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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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地理环境的特殊性对中国文明史特点的影响,是父亲和周昆叔接触中谈论最多的内容。1992年,周先生给父亲的论文《中原古文化与环境》说的就是这个话题(2)。他认为随着黄河向东的贯穿,我国大陆的生态环境逐步变化,人类的居住、文化和文明都在向东迁移,这引起了父亲的注意。特别是父亲到了晚年时,对此做正面的思索较多。我家有位邻居,是中国地震局地质研究所的徐道一研究员。他曾告诉过我:中国的历史地理环境,人们只是注意到了长江、黄河,却忘记了青藏高原,它是地球的“第三极”,它在近一二百万年以来一直在隆起,大约每年一毫米量级,这使得原来向南流淌的河流才变成了现在向东出口的长江、黄河。这个高原和印度洋、西大西洋决定了中国大陆的地质与环境条件。以前,渭河中下游和汾河下游都是碧波的湖泊,西安东边的灞河、浐河的水都是流入湖泊的。我把这个信息告诉了父亲,他很兴奋,并让我注意搜集这个研究成果。可惜徐研究员的文章在2004年初才正式发表(3)。他认为,中国的古文明,是长江、黄河与青藏高原环境的文明,是中国文明的特色。从地质地理学家的角度出发,他在文章末尾感叹地提出:“罕见的中国大陆自然环境孕育了罕见的中华文明,罕见的中华文明需要中国学者来继承和发扬。”我想,父亲看到这篇文章的话,一定会有许多共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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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注意到,自80年代末期开始,父亲已经十分留意自然科学方面尤其是新技术类的信息了。他说,现在既然是信息时代了,提出科技考古,当然很及时也很重要,把各种新技术手段用在考古研究和文物保护上,可以把考古与文物工作提升到新阶段、新境界,能得到更多更准确的信息。作为信息时代的必然产物,多数情况下“技”字比“科”字更突出些。有人机械地把外文翻译过来说成科学考古,那就很容易被误解了,似乎是说以前的考古是“非科学考古”了。犹如,我们总不能把西来的医学称之为“科学医”,而和“中医”相区别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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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1年4月,父亲出席了“全国第三届科技考古学会讨论会”并致辞。此后他还曾接到一位从事历史学研究的年轻人的来信,说我们国家对新技术运用于考古学很欠缺,很薄弱,太落后了,似乎说父亲的理论会排斥新技术的运用。父亲跟我说,绝不是这个样子。此后父亲在说及别的事情时还曾说道:现在不少年轻的医生,动不动就是让病人做全盘的化验检查,而不愿或不会望闻问切。原本依据经验和常识就能做出基本判断的小病,现在甚至不愿多看病人两眼,大动各种检测,“杀鸡偏用宰牛刀”,浪费太大。所以我们在大力使用、提倡新技术手段的同时,还应对经验技能更加重视:“无论仪器如何智能,还是需要人的思想和理念来支配。无论信息技术如何发达,总不会代替你的大脑回答所有问题。人的思想和灵魂,始终要起主导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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