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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件大事，是海峡两岸考古学开始沟通了。1993年，他接到了台湾的邀请函，请他参加1994年在台举办的两岸考古学交流会。台湾提出的会议题目是“中国考古学与历史学整合国际研讨会”，并决定在会议后出10本书，总题目是《中国考古文物之美》(4)。父亲在序言中提出中国历史上国家形成的三个模式。我知道，经过了多年的隔离，他有不少久久思虑着的学术话语想和那边已经所剩无几的老朋友倾诉。他对这事很重视，也很上心。这个情景和他抗战胜利后，旁人劝他出国，他死也不去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填表、写申请、拍照片等手续办理得很及时。但是上级很担心他的身体，建议不要去，僵持了些时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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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赛克勒夫人、宿白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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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件大事，是有三本书投入社会。第一本是1984年出版的《苏秉琦考古学论述选集》，在这一年的春天获得了国家图书奖。他说：“和钱锺书、巴金等当代文化、学术界巨匠同获此殊荣，已不是一个人的光荣，而是本学科的光荣，标志着中国考古学从初创到开拓，现已达到学科的成熟。这本书中提出的问题，有它的时代性，是王国维那时的人们连做梦也想不到的。”第二本书是这年秋季出版的第二本论文集《华人·龙的传人·中国人——考古寻根记》。这本论文集是1984～1994年十年学术思想的总结，又是一个新的开始。第三本书是白寿彝先生主编的《中国通史》的《远古时代》分册（有张忠培和严文明参加）在这年出版了。“这是一本真正的书”，把远古时代没有文字的历史第一次写出来了，“由考古学家来写远古史，有条件也有难度，但总归开启了头。……不久的将来会有新资料补充、又有新的难度，将一步步地充实改写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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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件大事，是“这一年拉开了三峡考古的序幕，这次的考古不是被动配合基建，而是主动与课题研究结合了起来，一个季度的调查便提出许多前所未知的问题，譬如西北高原的黄土竟然也飘到三峡地区了，尤其是通过三峡的工作扩展了对巴和蜀的早期历史的研究，通过三峡可以重新认识长江流域考古”。父亲将“抢救性的三峡考古工作”，列入他的难忘1994年的时候，三峡工程即将开始启动。他认为可以借此机会主动地做些有益的课题，以认识三峡（的文化）。甚而想，将来三峡成为旅游胜地时，就可以顺势再盖个大的考古博物馆。俞伟超先生是三峡考古的负责人之一，常在第一时间来我家向父亲介绍许多抢速度发掘的见闻和巨大收获，以及遇到的问题困难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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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那时的谈话显得很高兴，可我则出于地质专业的角度，对于蓄水170米后带来的水土流失和环境自然平衡的深远破坏等顾虑较多，并对他俩婉转地说过一些不合拍的话：本来嘛，抢救必然是以挖宝为主，相应的发掘与研究必然会有不同程度的粗糙，不可复制的地下文物或者被遗漏或者有损伤，总的损失必定惊人，这可是和你们一贯的原则（大遗址概念，文物资源不可浪费，重视研究质量，不搞“大波轰”等）相违背的。他俩似对我的话不予重视。但过了几年后，我发现他们两个人的热度，似乎都有所降低。俞伟超带着一丝伤感地对我说，我们的田野考古一方面要和盗墓贼、文物贩子抢文物，另一方面要和建设部门抢主动权、也就是抢时间，其实我们还是很被动，我们抢到的时间决定了文物保护的数量质量，以及现场调查研究的质量。父亲也感叹地说，有时确是很难。但又补充说：被动中再寻求主动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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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件大事，是10月4日，北京大学举办了上百人参加的他85岁祝寿活动，有学校领导出席。活动由宿白先生和李伯谦先生主持，童明康先生念了父亲写的《六十年圆一梦》（《华人·龙的传人·中国人——考古寻根记》自序）。父亲觉得，大会“来的都是同学、同行，热烈，亲切，畅所欲言，这我很高兴。这个会又是第二本论文集的首发式。概略起来，九四年的这几件大事的主题，便是六十年圆一梦”（从1934年去宝鸡发掘到1994年，正好六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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俞伟超先生送来了生日贺词（现保存于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父亲很得意地把这幅字挂在了客厅的墙面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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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已逝，考古学使她复活。为消失的生命重返人间而启示当今时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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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永为师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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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行的我，看了它也很有感触，并对父亲说：“真有水平，用通俗易懂且感人的语言表达了考古学的任务和在社会上的作用。”父亲说：“就是这样，但我要再给你补充半句：这个话不是对我个人，而是对这个学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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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5日，张忠培来我家，和我父亲热烈交谈了一会儿之后，特意对我说：我们的考古学会，夏鼐先生是第一、第二届的理事长，是现代考古的奠基人之一，他建立了考古学会的工作章程。苏先生是第一、第二届的副理事长，后又是第二届后期的理事长，又是第三、第四届的理事长，他每次在闭幕式的讲话都成为考古学会的灵魂。又说：我国现代考古学有三个里程碑，第一个是安特生所立，第二个是梁思永所立，第三个是苏先生创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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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和张忠培的聊天中，我回想起一件小往事：父亲在和我谈到老者的作用时说，他在1945年返回北平后曾去探望过梁思永先生。梁先生说，他已拜读了徐旭生先生的《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徐先生在书里提出了“三集团”一说，而梁先生也有自己的版本。但十分遗憾的是：“他当时没有说出它的具体内容，此后的八九年也没来得及找徐先生谈论，就撒手而去了。人生多憾事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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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上述的第一件大事，海峡两岸的会议主题是“历史与考古的整合”，父亲特别让我注意它的巨大含义，说这是学科发展的必然。“你注意到了吗？当年的北平研究院不就是这个思路吗？你徐老伯一贯重视历史资料的搜集整理，并与考古相结合。所以，我说过：徐旭生—斗鸡台考古—周人秦人，这是‘好的课题，好的老师，好的切入点’。六十年过去了，现在看来依旧很前卫、不过时，这可不简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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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4年，的确是个丰收年。我由此也逐渐总结出，父亲的学术生涯可以分为如下几个阶段，而且其节点年份的个位数几乎都是5：一、起步期：1934～1945年；二、成长期：1945～1975年（这个时期竟跨越三十年。1955年总结了西安周围的文化遗存，1965年发表了《关于仰韶文化的若干问题》，也应是两个小的节点）；三、成熟期：1975～1985年；四、发光期：1985～199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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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也就是这一年，在他准备赴北大参加庆祝活动换鞋时，我们突然发现，父亲的脚面出现了浮肿，这绝非小事。次日去医院检查，说是长期高血压导致的肾脏功能失调。这一情况，让全家人心里一震，隐隐有些不祥的预感。尽管父亲总说没有什么，但我们明白他是在宽慰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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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从1972年开始和高血压搏斗，到了1994年已进入和疾病进行顽强抗争的阶段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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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父亲苏秉琦：一个考古学家和他的时代 [:17059947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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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父亲苏秉琦：一个考古学家和他的时代 《圆梦之路》发表前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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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5年8月，父亲的《圆梦之路（上）》访谈录终于得以发表，它追述了自己作为中国考古的见证人和实践者的追梦经历。写回忆录原本是顺理成章之举，却需要冲破坚冰，于是《圆梦之路》的背后又有“发表之路”，犹如二十九年前《关于仰韶文化的若干问题》文章的背后还有“若干故事”。这不妨从我在本世纪初才注意到的两份旧资料说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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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80年代中期，有油印本《中国考古学简史》在内部传递，是为大百科全书考古卷的编写做素材用的。我纳闷的是，此文在叙述建国前南京和北平方面的考古工作情况时，所用的笔墨分别为33行与5行半，悬殊有过。父亲曾在此文的前后勾画，却偏偏在这个部分未做任何触碰。另一份资料是父亲在1987年写的《中国考古学从初创到开拓——一个考古老兵的自我回顾》，在这篇文章里他原本可以很自然地写上一段北平研究院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工作情况，但他却选择了沉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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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让我回想起一个少有的现象。我国从1980年起启动了大百科全书的编写工程，这显然是件大事。父亲单位里不少人和父亲都被邀请为“考古卷”的编写委员，随后是聘书的送达，供有关人员交流的通讯刊物、多次会议的通知等材料陆续寄来，直到1987年“考古卷”正式出版，又有纪念章的发放等，挺热闹的。可在这期间，父亲却很少向家人唠叨这事，这和他往日对其他重要事情的热情谈吐不同。我在本世纪才听说，大百科全书里对北平研究院的工作少有笔墨，对徐旭生先生领导的我国第一次科学考察团的工作也有多处纰漏，以致徐老伯的子女们不得不实地考察和调查二十年，专门写书为中国的第一次科学考察“平反”。我估计父亲只是一百多位分头执笔人之一，话语有限。例如，关于要不要把20世纪50年代举办过考古训练班一事写入百科全书，我听说也是到了编写后期才算定了下来，写进了正史里。几乎是同一时期，父亲在家里却高兴地诉说了另一件相关的事：社会文化事业管理局（前身为国家文物局）于1985年12月，对培训班的总计四批、303名学员，授予了“从事文博事业三十年纪念章”，颁发了证书，对他们为新中国文博事业所做出的贡献给予了肯定。对这不算小也不算大的事情，三十年后做裁定，这就叫历史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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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为什么在多年之后，父亲才在《圆梦之路》里第一次正面地谈起了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陕西考古，还有建国前后酝酿成立考古所和文物局，以及在50年代初开办考古训练班的系列往事？我只能理解为：父亲继经历了参加大百科全书编写的孤独感之后（此时原北平研究院的人只有他一个人了），又受到了王振铎先生去世的震动，他感到时间不多了，该做最后一呼、说出多年憋在心头的历史真情了，也算是对世人的交代，对他人的一些文章书籍的总结所作的必要补充、回应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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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4年末，《圆梦之路》访谈录的稿子送到了南京《东南文化》准备刊出。此文的缘起是1991年4月，时任考古所副所长的徐苹芳拟了提纲，请邵望平和高炜携录音机分数次来我家采访父亲，重点谈“重建中国史前史的思考”。这部分内容成文后刊登于《考古》1991年第12期。但父亲在访谈中还唠叨了许多陈旧往事，这些内容则由高炜和邵望平整理后另行成文。一次偶然的机会，邵望平与时任《东南文化》副主编的汪遵国谈话，汪说我们正准备刊登一些长辈的回忆录，不知苏先生是否同意。邵回京后询问我父亲的意见，父亲连声说“好”。汪随即将原访谈录分了16个小段，冠以标题，准备分成4次刊出，每次4段，并将文章题目定为《圆梦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