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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永为师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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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行的我，看了它也很有感触，并对父亲说：“真有水平，用通俗易懂且感人的语言表达了考古学的任务和在社会上的作用。”父亲说：“就是这样，但我要再给你补充半句：这个话不是对我个人，而是对这个学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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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5日，张忠培来我家，和我父亲热烈交谈了一会儿之后，特意对我说：我们的考古学会，夏鼐先生是第一、第二届的理事长，是现代考古的奠基人之一，他建立了考古学会的工作章程。苏先生是第一、第二届的副理事长，后又是第二届后期的理事长，又是第三、第四届的理事长，他每次在闭幕式的讲话都成为考古学会的灵魂。又说：我国现代考古学有三个里程碑，第一个是安特生所立，第二个是梁思永所立，第三个是苏先生创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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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和张忠培的聊天中，我回想起一件小往事：父亲在和我谈到老者的作用时说，他在1945年返回北平后曾去探望过梁思永先生。梁先生说，他已拜读了徐旭生先生的《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徐先生在书里提出了“三集团”一说，而梁先生也有自己的版本。但十分遗憾的是：“他当时没有说出它的具体内容，此后的八九年也没来得及找徐先生谈论，就撒手而去了。人生多憾事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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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上述的第一件大事，海峡两岸的会议主题是“历史与考古的整合”，父亲特别让我注意它的巨大含义，说这是学科发展的必然。“你注意到了吗？当年的北平研究院不就是这个思路吗？你徐老伯一贯重视历史资料的搜集整理，并与考古相结合。所以，我说过：徐旭生—斗鸡台考古—周人秦人，这是‘好的课题，好的老师，好的切入点’。六十年过去了，现在看来依旧很前卫、不过时，这可不简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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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4年，的确是个丰收年。我由此也逐渐总结出，父亲的学术生涯可以分为如下几个阶段，而且其节点年份的个位数几乎都是5：一、起步期：1934～1945年；二、成长期：1945～1975年（这个时期竟跨越三十年。1955年总结了西安周围的文化遗存，1965年发表了《关于仰韶文化的若干问题》，也应是两个小的节点）；三、成熟期：1975～1985年；四、发光期：1985～199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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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也就是这一年，在他准备赴北大参加庆祝活动换鞋时，我们突然发现，父亲的脚面出现了浮肿，这绝非小事。次日去医院检查，说是长期高血压导致的肾脏功能失调。这一情况，让全家人心里一震，隐隐有些不祥的预感。尽管父亲总说没有什么，但我们明白他是在宽慰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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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从1972年开始和高血压搏斗，到了1994年已进入和疾病进行顽强抗争的阶段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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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父亲苏秉琦：一个考古学家和他的时代 《圆梦之路》发表前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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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5年8月，父亲的《圆梦之路（上）》访谈录终于得以发表，它追述了自己作为中国考古的见证人和实践者的追梦经历。写回忆录原本是顺理成章之举，却需要冲破坚冰，于是《圆梦之路》的背后又有“发表之路”，犹如二十九年前《关于仰韶文化的若干问题》文章的背后还有“若干故事”。这不妨从我在本世纪初才注意到的两份旧资料说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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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80年代中期，有油印本《中国考古学简史》在内部传递，是为大百科全书考古卷的编写做素材用的。我纳闷的是，此文在叙述建国前南京和北平方面的考古工作情况时，所用的笔墨分别为33行与5行半，悬殊有过。父亲曾在此文的前后勾画，却偏偏在这个部分未做任何触碰。另一份资料是父亲在1987年写的《中国考古学从初创到开拓——一个考古老兵的自我回顾》，在这篇文章里他原本可以很自然地写上一段北平研究院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工作情况，但他却选择了沉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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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让我回想起一个少有的现象。我国从1980年起启动了大百科全书的编写工程，这显然是件大事。父亲单位里不少人和父亲都被邀请为“考古卷”的编写委员，随后是聘书的送达，供有关人员交流的通讯刊物、多次会议的通知等材料陆续寄来，直到1987年“考古卷”正式出版，又有纪念章的发放等，挺热闹的。可在这期间，父亲却很少向家人唠叨这事，这和他往日对其他重要事情的热情谈吐不同。我在本世纪才听说，大百科全书里对北平研究院的工作少有笔墨，对徐旭生先生领导的我国第一次科学考察团的工作也有多处纰漏，以致徐老伯的子女们不得不实地考察和调查二十年，专门写书为中国的第一次科学考察“平反”。我估计父亲只是一百多位分头执笔人之一，话语有限。例如，关于要不要把20世纪50年代举办过考古训练班一事写入百科全书，我听说也是到了编写后期才算定了下来，写进了正史里。几乎是同一时期，父亲在家里却高兴地诉说了另一件相关的事：社会文化事业管理局（前身为国家文物局）于1985年12月，对培训班的总计四批、303名学员，授予了“从事文博事业三十年纪念章”，颁发了证书，对他们为新中国文博事业所做出的贡献给予了肯定。对这不算小也不算大的事情，三十年后做裁定，这就叫历史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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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为什么在多年之后，父亲才在《圆梦之路》里第一次正面地谈起了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陕西考古，还有建国前后酝酿成立考古所和文物局，以及在50年代初开办考古训练班的系列往事？我只能理解为：父亲继经历了参加大百科全书编写的孤独感之后（此时原北平研究院的人只有他一个人了），又受到了王振铎先生去世的震动，他感到时间不多了，该做最后一呼、说出多年憋在心头的历史真情了，也算是对世人的交代，对他人的一些文章书籍的总结所作的必要补充、回应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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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4年末，《圆梦之路》访谈录的稿子送到了南京《东南文化》准备刊出。此文的缘起是1991年4月，时任考古所副所长的徐苹芳拟了提纲，请邵望平和高炜携录音机分数次来我家采访父亲，重点谈“重建中国史前史的思考”。这部分内容成文后刊登于《考古》1991年第12期。但父亲在访谈中还唠叨了许多陈旧往事，这些内容则由高炜和邵望平整理后另行成文。一次偶然的机会，邵望平与时任《东南文化》副主编的汪遵国谈话，汪说我们正准备刊登一些长辈的回忆录，不知苏先生是否同意。邵回京后询问我父亲的意见，父亲连声说“好”。汪随即将原访谈录分了16个小段，冠以标题，准备分成4次刊出，每次4段，并将文章题目定为《圆梦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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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消息传到北京，有人很敏感，急忙向南京送话：不能发表。而不同意的理由大致是：苏没有在南京工作过；这个期刊发表长辈回忆录得有个排序，第一个人不该是苏；苏的此文动静也太大。为什么横向提意见的人如此地受不得别人？我的解答是：一贯只写学术文章的父亲，一反“常态”地说起学术以外的事情了，叙述那些历史经历中的所见、所闻和所做，不可免地显露了叙事者的“当年勇”，这恰是让个别人感到异样而不能容的。这倒也从一个侧面说明，此文内容必有其特有的史料价值，父亲之所以迟延多年才说是因为他明白有阻力，它不是来自学术分歧，也不是来自政治立场，尽管里面全是对人友善的怀旧之言。如果将它拿给现今的年轻人阅读，他们不会理解，这篇叙事文出世前竟险遭封杀。这也说明了我们社会二十年来的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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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刊登遇阻的僵持阶段，曾有好心人急切地来询问父亲：人家说如果发表了就会让我们吃官司，怎么办？父亲明确坚定地说：“怕啥，我在说真话又能咋的，巴金就讲真话。”“讲真话”，就是还原历史的真实，这恰是父亲一生的追求和秉性。父亲没有表现懦弱，使得汪遵国等编辑更加奋力周旋，终于在1995年8月和1996年2月，分上、下两篇发表了原稿中最核心的八段。此文刊出后除了受到好评外，却也出奇地风平浪静了。事后我还看到，父亲曾在刊印的文字旁又加写过几段话，大概是想再增加一些锐气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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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还联想起两个小情节。一个是1984年我要出差去陕西韩城，父亲建议我顺便去参观司马迁墓。我回来后向他叙述到那个墓地的冷清令人感叹，与合肥包公墓地的热闹形成了鲜明对比。他却说这就很好了，这才是正常的。墓地安静没遭破坏，历代人对他有较一致的赞扬，实属难得。又说，对事对人的最终评价，历史不会特公平也不会特不公平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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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对他的最后一句话不以为然，并联想到爱迪生：在他努力发明创造时一再遭到了学术界的鄙视，虽然在1911年被提名为院士资格，但直到1927年才得以批准。直到现在依旧评价不一。父亲说：任何工作，努力坚持就是了，不能总以旁人的脸色为转移。理工科总归好一些，在社会科学里复杂些，要“听得住不同的声音”。或许，父亲此时又想起了黑龙潭那位住持授予他的话：心静则空，空则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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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个小情节是1994年年末，他忽然问我：能不能找到罗西尼的歌剧《威廉·退尔》序曲磁带，给他再听听。说这是抗击侵略者，最后乘胜前进、势如破竹的进行曲，很动听，能激励人上进。父亲竟能把它的四个乐章讲述得很清楚，那是他上大学时知道的。事后我陪着父亲听了这个进行曲，但我不知道他此时想的是什么，是回忆着他的追梦之路，还是他正享受着摆脱乏味的干扰的喜悦、思考进入更深更开阔的新境界：“国家起源三部曲”“发展模式三类型”。我才逐渐理解了他说的“1994年是难忘的”，但也让我深感后悔的是，如果在那时能和他多聊一些，或许能更加走近他宁静以致远的内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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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新世纪，随着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大项目的启动，各种不同意见涌现是很自然而合理的。父亲也一直很热衷良好气氛的学术交流。李伯谦在《中国文明起源与形成研究需要注意的几个问题》中这样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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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苏先生本人，生前从不认为自己的观点是不能讨论的。恰恰相反，他十分乐意听到不同意见，尤其是反对意见，因为他很清楚，只有了解不同的观点，他才能想方设法使自己的观点更完整，更圆满，更能去说服别人。苏先生的胸怀像海一样宽阔，他对待不同意见的豁达态度以及对不同意见正面交锋的积极支持，永远值得我们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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