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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来在正式开会之前，他们都到省展览馆参观，看到了很多新鲜的东西。特别是到了省文物局的仓库，父亲更是高兴。据说他在仔细观看材料之后的会议发言中，还讲了些似乎和会议主调（“写好发掘报告”与“要有献身精神”）不怎么沾边的话，可他自己却很是满意。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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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今天下午看到的是一个新的巴蜀，跟我以前看到的不一样，跟展览馆里看到的也不一样。巴蜀是什么呢？如果说，在中原看到的是五千年以来的中国，那么我们在这里看到的是五千年以来的巴蜀，而不是表面上看到的美不胜收的几件特种铜器、特种陶器、画像砖墓等——我们毕竟是做研究的，不是搞收藏的，外国人也常常是欣赏我们文物之美，而并不注意和关心我们自己的历史。……值得庆贺的是，四川的两个姓陈的人，用了两年时间，花了两万元钱，发掘了2000平（方）米，拿回了摆放七八个架子的物品，地上还有竹筐子装满陶片，这些太可贵了。他们之所以了不起，是因为我在这里看到的是连续的系列，是五千年的古文化、古城、古国。……这次会议，不少发言强调，发掘完毕后一定要写好报告。这话不错。可我们该在此基础上，再向前思考些什么。我们不是古董商，我们要从中得到课题。巴蜀文化就是响当当的课题。我强调，要抓学科的生长点，最新、最重要的东西就是学科的生长点。如果抓不住生长点，学科就没有生命力了。……早在30年代，有个美国人格维汉，他在华西大学教书，来到北平就和我讲过三星堆的发现，还给在日本的郭沫若写了信。郭沫若很重视，但那时候也只能是说说，郭先生没能看到真东西。这一次我看到的不光是东西，而且有断面，有了断面就可以把早的、晚的连起来了。早的是五千年前，其余是五千年到三千年前的，跨了这很重要的两千年。郭沫若若有知，会很兴奋的。……这次来蜀我明白了一点：巴蜀，是两个（族）人而不是一个。巴是巴，蜀是蜀。前者在宜川到重庆，后者在重庆之西。巴人很善战，和西面的郭沫若、东面的屈原的秉性都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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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之后，他的发言被整理了出来，父亲将它冠以“提高思想认识，提高工作质量”的题目发表了。我问父亲，这个题目也太一般了，平淡无味，没有点出真正内容、特点和个性啊。他苦笑了之后说：“题目真是很俗，还连写了两个提高，可这里我是有用意、有所指的，‘讲的内容可不俗’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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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我才悟到，他有意用最俗的题目包裹了或许有些刺目的内容。这个会议显露出，人们的认识还是有不小区别的。为讨论今后的工作规划，原来提交与会者的内容，主要是今后出书的计划。可他觉得，应该有学科的发展规划，这才是正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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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期间，他还深深地感觉到了文物工作中存在的一些问题。指出：“我们的整理任务确实很重，是要强调写好发掘报告，要有献身精神，可是这样就成了吗？千万不要忘记，我们因发掘而‘消耗了’诸多文物，如果不认真妥善保存，供后来人做进一步研究核对，就会既对不起前人也对不住后人。有位国外学者说的话，值得我们注意，那就是文物发掘本身就相当于一次破坏，所以必须考虑如何把这种损失降到最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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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还说：“无论报告写得多好，也不是工作的全部。怎么理解认识它们（这些文物资料），需要深入再深入的思考，抽出理性的东西，已成了紧迫的大问题了。我们既然有资料，也有队伍，那么，好的指导思想显得格外重要，有了它才能更上一层楼。”“我们做考古的，常对做历史的人说，我们凭据死的物件来做研究写历史，比你们凭据文字材料写历史更可靠，没有人为的干扰和歪曲。这话按说不假，可是我们拿着死物件来让它说话，照样有我们现今人的主观性在里面，没有做过滤的‘纯客观’描述是不可能的。着眼点不同、观念不同、方法不同、效果和结果也会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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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的言外之意是，发掘的文物在我们写了报告之后必须保存好，绝不能搞“过河拆桥”。关于这件事，他还在家说过：“现在都说考古处于黄金时代，其实在半世纪之前也这么说过，我觉得本质应该是我们地处黄金地段，到处有‘黄金’。如果开挖黄金和使用黄金时，浪费太多，那可就是大问题了。文物和黄金不同，前者不可复制，后者则即使丢了还可以从别处挖来补上。”他发言中的另一个潜台词是，我们考古文物工作者的整体科学素养仍需进一步提高，尤其是我们领导层面的认识水平、管理水平更要提高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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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广汉由陈显丹介绍三星堆出土的器物（摄于198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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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此，他对四川的发掘进程和相关研究，有了更深切的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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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7年4月末至5月初，父亲应邀参加了成都三星堆、十二桥古遗址现场座谈会，并在会上做了发言。其中讲道：“我们讲考古不能割断历史，也不能单纯地把某些发现的文物累积到一块，就说它代表了巴蜀文化。那就不对了，那不是学科，一个学科得成体系。……这次来，我又选了二十多件标本，它们大致可以跨越咱们这里从五千年到三千年左右的历史时期，能够看到从头到尾的那条红线，可以把这段历史串起来了。所以，通过我们的工作看到了巴蜀文化的自成体系。……三星堆和十二桥这两个地方可以连成一条线，这条线就是树立起来的巴蜀文化的一个学术标杆。”又和我们说，四川人的聪明睿智，在那些铜人凸出来的眼睛里表现得十分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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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次会议上，他还讲到了在成都会议之前，“从1982年到1984年，我们连续召开了几个会议，核心却只有一个，就是‘看到一个北方的古文化、古城、古国’”。我曾做过检索，发现他说的这几个会议，一是1982年8月在蔚县西合营乡召开的考古工作现场会，会上他指出：张家口是中原与北方古文化接触的“三岔口”和双向通道，并提议半年后去辽宁朝阳开现场会，以对这个北方与中原的交会作进一步的探讨。二是1983年7月在朝阳召开的“燕山南北、长城地带考古座谈会”，强调这一地区在中国古代文明史上的特殊地位和作用，建议在凌源、建平和喀左三县交界地带多做工作。三是1984年8月在呼和浩特召开的“内蒙古西部地区原始文化座谈会”，正式提出了“燕山南北长城地带为中心的北方”这一概念，并就这一广大地带的古文化区系类型问题谈了他最新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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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绘“三岔口示意图”（绘于1982年8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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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蔚县西合营乡三关村考古座谈会（陶宗冶摄于1982年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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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父亲苏秉琦：一个考古学家和他的时代 [:17059947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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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父亲苏秉琦：一个考古学家和他的时代 师生情同父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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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常对人说：“我的成果，都是学生们逼出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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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约是从1983年开始，也就是他离开了北大教学工作后不久，有几个学生多次前来向父亲提议，把他近二三十年来的文章和会议讲话，汇集起来成一本书，可以较集中地了解和反映他学术思想的发展脉络。父亲听了却并不积极，觉得当前大事不是自己写的文章，而是要把“众人拾柴”搞起来。最后，是在俞伟超和张忠培两位弟子一同登门的恳求下，他终于同意了一个“妥协”方案：先出版《苏秉琦考古论文集》，之后出个不定期的学术性刊物，让广大的专业人员尤其是年轻的一代人，就学术思想和方法一起参与讨论，共同提高，或许更有眼下的实际意义，也会有更长远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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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父亲对两个学生“妥协”的产物，他的考古研究论文集很快地编辑出版了，据说反响还不错，因此父亲对于学生给他出书的态度也变得积极认可了。有一次，他在家里人一起聊天时说：“现在让学生们把我的文章汇集起来，规规矩矩地留在世上，也是我这个老兵对后人的一个交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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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晚年曾对我们说过：“俗话说善有善报，这当属迷信。但如果善心待学生，的确有善报。我走到哪里就能看到、摸到、听到哪里，难得的优惠待遇能让我脑子里留下一些难得的积淀。这些学生们在实践里的思考和疑问，给了我营养，我们一起琢磨。所以，我是吸收、汇总了大家的认识，而形成的思路、观点和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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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父亲去北大工作起，我们就逐渐体会到父亲对学生发自内心的爱，甚至超过了对自己的孩子。60年代，家里买了一台苏联产的14寸黑白电视机，学校里没有，于是不少学生在周末，大老远地来我家，做客、聊家常、看电视，父亲喜形于色。从一些学生的谈话里我知道，父亲的脾气好，学生们愿意和他聊天，没有距离感。还听说有位学生家境困难，他就暗暗给予了关怀，但绝不宣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