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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明的产生，是和人类对石器做多次加工（而不是简单的一次敲击）相关联着的，由此开始了和野蛮的对立，开始建立秩序，也必然的有了私有制，有了剩余物资和出现了家庭。国外根据他们的（欧洲的）情况，将“文字，青铜器和城市”作为了文明的“三要素”。其实我总觉得不需要这么教条，说三因素是可以的，是对的，说“要素”却不见得，我们无须刻板地跟着套搬。这如同我们可以提出和重视玉文化，但无须非要在石器和青铜器之间加入玉文化期不可，也不必把蚕丝、丝绸、造纸作为文明要素去苛求人家。具体情况做具体分析或许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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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常想，从文明的萌芽阶段开始，黄种人和白种人在环境条件、人种等差异的双向制约下，其体质、情感取向、生产劳动技能等方面就会显示出一些差异，有的小差异会随时间逐渐加大。植物学家侯学煜在他年轻时代的一个杰出贡献，就是发现植物品种及其繁衍状态，不仅仅和气候因素，还和土壤的酸碱度密切相关。植物如此，动物的、人类的个性发展更会和环境的多种因素相关。我们手巧，用比较差的石器来做成了小石器，它需要配上把手才能发挥效益，所以比他们较快地进入复合工具阶段了。而白种人开始多为大石器，他们的斧子可以安上把手，也可以不安把手直接那么用，他们的复合工具出现得慢些。开始的差别或许造成了以后的种种差异。欧洲那里或许奴隶制度发展得充分，而中国的奴隶制度并不充分或表现为局部性，而且和封建制度多是掺和着的。有些国家的奴隶制度里，“初夜权”是个大事情，中国却很淡漠；他们曾有决斗的习俗犹如动物世界，而我们没有，我不是说哪个好哪个坏，而是要注意到差异。中国有了酒首先用于祭奠、通天，其次才是生活用，而他们一开始就是生活饮用。再往后，他们是向外掠夺，出现“掠夺文明”，而我们是农耕文明，不掠夺。再有，他们出现青铜器后，较明显地促进了生产力，而中国出现了青铜器后首要是用于礼仪活动。我们的鬲，是重要的生活用品，也是我们考古的重要的化石，他们偏偏没有鬲。我们的语言文字一直延续到今天没有隔断，举世无双，也是个奇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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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从血缘、氏族，到家庭，到现在，家的概念根深蒂固，现在并无消灭的迹象和需要。我相信到了天下大同，也还得有家庭，有亲情。而西方世界，个人至上很深重，我们不必去反对，但也不必去效仿追求，反过来砍杀自己的家庭观。在我们传统的理念、品德风尚里，总归含有永恒性的东西，不要忽视，例如“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观念。还有黑格尔说的，中国人的历史感（归属感）较重，不忘自己的根、自己的家。所以我们必须充分认识到我们自己的特点，不能盲目跟着跑而忘却自我。现今，全盘西化的声音几乎没有了，但也保不齐何时又会冒出来。试想，你把语言文字和老祖宗都忘记了，世人还会喜欢你、尊重你吗？你的黄皮肤怎么改？身上流淌的血怎么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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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父亲1992年10月为《沈阳文物》创刊的题词中，也能看出他对文化传统和中国特色的重视和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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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阳市有“两宝”。一是七千年前的新乐遗址所代表的文化遗存，二是三百年前清故宫及清陵所代表的早期清政权文化遗存。它们凝聚着这一方古人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的结晶。深入一层讲，一是它的鲜明个性，二是它的开拓精神。它们对于这个城市的发展，对这个刊物的启示都是极为可贵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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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一生都在顽强地关切着学科的发展趋势，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考古学派成为了他爱国、爱民族的具体体现，也成了他生命的重要组成部分。他曾在一个散页上写道：“一定要抓住特色不放”。2013年8月下旬在上海召开首届“世界考古·上海论坛”会议，英国著名考古学家、剑桥大学教授科林·伦福儒（Colin Renfrew）在《史前礼仪与宏伟性起源的比较研究》论文中，竟是以父亲的一段话来开题的：“中国考古学家有三项主要任务：一、书写本国历史；二、将此扩展到没有文字记录的时代；三、建立自己的考古学派。”他还在文章中进一步指出：“若是中国考古学家大力参与的东亚考古不能得到充分认识，就谈不上有真正意义上的世界考古学。同时我也坚信，要是没有对其世界性的充分理解，中国考古学家亦不可能完成苏秉琦所提出的三项任务。”这里可以看出，当我们拿着出土的新资料向外国人展示、注意倾听外界的声音时，外国人也注意到我们中国人的考古发现、研究重点、指导思想和追求目标。将这样的中国考古学与世界考古相接轨，找到自己的席位并成为世界考古的重要组成部分，正是父亲晚年所殷殷期盼和极力倡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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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9年，梁启超决心为我们国家编写自己的古代史时，他不会想到，他的梦想的实践竟会经历几代人的接替奋斗。而在中国将近百年考古学历程的人群里，不但有他的儿子梁思永所做出的里程碑式的贡献，还有另外的一个人——呼出了“重建中国史前史”强音、情系“中国特色考古”的苏秉琦。说来巧合的是，父亲就是在1909年出生的。当他1934年最初踏入中国考古学门槛时，他也不曾想到，他的众多弟子们就是在这个时候陆续诞生的，如1932年出生的严文明和1934年出生的张忠培，正是他们二位，后来执笔写作了父亲主编的《中国通史》第二卷《远古时代》。历史时有巧合，但这里的一代代学者们为了复原中国远古史的前赴后继的追梦历程，更像是天作之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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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92年前后，当父亲情系中国特色考古并呼出了“重建中国史前史”时，他或许意识到，实现这个目标或将继续成为新世纪中国考古学的一条主线。所以他多次深情地说：“新世纪的中国考古学，我看到了。”我坚信，无论发展道路如何曲折反复，终会在正确方向上前行，他所期盼的、具有中国特色的新世纪的中国考古学，不但会在祖国大地上阔步前行，而且还会与世界接轨并在世界考古之林熠熠生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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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父亲苏秉琦：一个考古学家和他的时代 对生命的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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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7年春节过后，身体明显虚弱的父亲，曾有些间断却凝重的话。最重要且谈话时间较长的一次是3月下旬。当时，我陪父母一起吃完晚饭，照顾父亲洗漱，再慢慢地走过客厅。我问：“您是回里屋睡下还是先坐一会儿？”他答：“咱们先坐坐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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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望着窗子外面说：“过不多久，紫竹院里的桃花、海棠花该开了，它们连成一大片时风景美丽极了。去年我跟你妈妈去看花，还赶巧又碰上了演员于是之，多年来我们和他在紫竹院见过几次面，交谈得很投缘，我原想和他攀谈一会儿，可他竟然不认识我了，让人心酸啊，他可显老了。人总得有谢幕演出的。”（我父母算是于是之的忠实观众，从1951年看过他在话剧《长征》里出演毛泽东起，对他出演的每个剧目都没有落下。）转而又凝重而感慨地慢慢说道：“（我）风烛残年，回顾往事，诸多遗憾也算不上多么遗憾，诸多收获也算不上多大收获。尽责了，无怨无悔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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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静静地听着，牢牢记住了他说的每一个字。屋内一片寂静（母亲和保姆在厨房收拾碗筷）。过了片刻我又问：“是不是该进屋，吃药后睡下吧？”他让我搀扶着，起身慢慢走，边走边说：“（我）跟多少客人说过要‘保九（十）争百（岁）’，其实心里清楚，要遵循客观规律、随自然，妄图长久留在人间就是占据地方，那是自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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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过了几天，他突然想起他在大学期间熟读过的一篇英文散文，而且向我和母亲把原文前面的几句背诵了一遍，令我惊讶：他在履历表的“外语”一栏里，写的可是“粗读英语”。他让我设法把它找到，想再看看。后来我找到了它的中文译本，并念给他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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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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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塞缪尔·厄尔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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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春不是年华，而是一种心境；青春不是指桃面、朱唇、柔膝，而是坚强的意志，恢宏的想象和炙热的感情；青春是生命的深泉在清新地涌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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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春气贯长虹，勇锐盖过怯弱，进取压倒苟安。如此锐气，二十后生而有之，六旬男子则更多见。年岁有加，并非垂老，理想丢弃，方堕暮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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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月悠悠，衰微只及肌肤；热忱抛却，颓废必致灵魂。忧烦，惶恐，丧失自信，定使心灵扭曲，意气如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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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年届花甲，拟或二八芳龄，心中皆有生命之欢乐，奇迹之诱惑，孩童般天真久盛不衰。人人心中皆有一台天线，只要你从天上人间接收美好、希望、欢乐、勇气和力量的信号，你就青春永驻，风华常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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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旦天线下降，锐气便被冰雪覆盖，玩世不恭、自暴自弃油然而生，即使年方二十，实已垂垂老矣；然则只要竖起天线，捕捉乐观信号，你就有望在八十高龄告别尘寰时仍觉年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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