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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俞伟超的最后一次交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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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13日，父亲从重症监护室转移到了普通病房，大夫特意告诉我们要仔细称量每天的喝水量与小便量，说他肾脏功能不好，血液里钠钾不平衡了。而且，要注意测量体温。但他身体虚弱，昏睡，每天只醒来片刻，虽还有些思维，但已没有多少言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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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14日夜，他昏迷中似要努力地睁开眼睛，朝着天花板喃喃地说：“我看见了，听见了，还想睡……”他一边说还一边想把手伸起来，再后面的几个字就听不清楚了，歪过头又睡下了，让全家人很揪心。这是父亲在病床上说的最后一句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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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15日早上，父亲的体温突然升到了39度，我们赶紧找了医生来，医生说是肺炎。用药，打针，每天如此。大家心急如焚，不断地测量体温，盼望着尽快恢复正常。他一直昏睡，很少睁开眼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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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16日下午，许倬云先生由张忠培陪同，专程来到了医院。可是病房所在的三层没有电梯，许先生未能如愿，只好请张忠培夫妇代为探望。这成了父亲和许先生永远的憾事。又过了几天，台湾的杜正胜先生来北京做学术交流，特意请人对父亲致以慰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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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商务印书馆早就知道了父亲病重的消息，特意让印刷厂加紧印制《中国文明起源新探》一书，并特意派专人于6月17日带着尚未装订好的第一本样书火速赶到病房。此后一两天里，俞伟超、童明康等先后前来探望时，都曾拿起这本书向他汇报。但此时父亲的眼睛只是睁开片刻，也似能听懂一些，我们用大纸和水笔写上“你的著作出版了”拿给他看，却看不到他有什么反应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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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日至28日的四天里，他在上午能张大眼睛了，每次持续一两个小时，好像能听到和理解我们说的话，但眼睛转动很少，更不能说话。在这个很重要的时刻，我们全家五个人一直站在他身边对他说，放心吧，你会好起来的，咱们一起回家。母亲握住他的大手说：“回家后，我再给你做又薄又软的热面片汤吃。”我们看到，他的眼角竟有了少许泪水。我们百感交集，期盼着奇迹的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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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29日白天，他没有睁开眼睛。我们隐隐有了不祥的预感，却毫无办法，只能静静地等候。到了夜晚，他身体偶尔有些轻微的摇动，我还以为他会有好转，便默默期待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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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30日的清晨1点钟刚过，他突然呼吸短促，监视屏幕上的心动图形异常，我赶紧请来了大夫，大夫说“不好”，连忙推来了救急推车，三四个大夫采取各种急救措施。我们子女都在一旁恳求地说，请尽量抢救啊，哪怕再撑过一天也好，明天就是香港回归祖国的日子了啊。大夫边操作边回答说，我们会尽全力的！到了1点半，大夫们停下了人工呼吸，关掉了心脏电击仪器，遗憾又无奈地说，确实没有办法了，我们尽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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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我们不能及时和母亲联系。但这天晚上10点该入睡时母亲却觉心里不安，到了12点多硬要保姆陪着赶快打车到医院看看。保姆搀扶她赶来时，正好赶上我们四个子女看着医生给父亲做最后的各项处理，母亲立刻抓住父亲的大手，一连串的眼泪夺眶而出，滴落在床单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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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安详地、有尊严地离开了人世，还没有到88周岁，他就永远地告别了这个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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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陪着母亲回家，一路悲伤无语。医院的诊断书上写着：肺衰竭，心脏衰竭，肾脏衰竭。这时，我想起了傅吾康教授的女儿写到她父亲去世的话：“（他）漫长的一生，精彩充实，富有尊严而令人敬佩，留给我们宁静祥和的最后回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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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家后，我们按照母亲的指点在客厅布置好了灵位，挂上了父亲的遗像。我们劝她赶快休息，她说，我不困，我就守在这里坐着吧。我们打电话、接电话，一直忙到了天亮。接着便是接待来往的客人，同时也开始考虑善后的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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奶奶曾在五十多年前对我讲过，父亲是属鸡的，是鸡鸣时分诞生的。如今快到鸡鸣时分时，他又走了。他对我说过的“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又在我耳边响起，震撼着我的身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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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父亲苏秉琦：一个考古学家和他的时代 遗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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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1日一早，神情严肃的俞伟超先生拿着一个硬文件夹来到我家，探望慰问了母亲后，对我们说，现在，他要把存放多年的重要材料交给我们，这里记录了事情的经过和父亲的原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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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1年9月19日上午，在呼和浩特开会期间，在住宿的宾馆里，苏秉琦先生曾与张学海、田广金谈话。谈话中途，苏秉琦先生忽然把旁边正在打瞌睡的俞伟超叫醒，对着俞伟超、张学海、田广金说：“我立一个遗嘱。我死了以后，把骨灰撒在渤海之中。这是我的遗嘱。中国的海域很大，但许多地方却跟中国以外的境界发生关系，难以有界线。渤海湾在辽东半岛与山东半岛之间，正是中国的国门，所以我的骨灰要撒在那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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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五个人对于俞先生带来的这个遗嘱丝毫不感意外。一来父亲和我们聊天时也曾说过，渤海湾是个好地方，是中国对外的一个门户。二来，父亲一向对他的诸多弟子们疼爱有加，赞扬和信赖有时胜于对自己的孩子，而且我们也隐隐感觉得到，俞先生这些年来对我家格外关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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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我们四个子女随着母亲，和俞先生一起商定了具体的后事安排，并确定不久后由慎之到石家庄，和河北省文物局具体安排去渤海湾撒骨灰的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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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着这个机会，母亲向俞先生说：“他早就把出版两本书得到的近三万元的稿费让我单独存放起来了，说是将来给北大考古系的贫困学生用，还说过将来要把家里的存书，包括期刊，全都送给北大，这事怎么办？”俞先生答：“我也知道点，你们和北大的李伯谦先生联系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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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期间，我脑海里不断地联想到，美国教育家本杰明·梅斯写过的一首诗，我很爱它的风格，曾在几年前向父亲念过，父亲也很欣赏它。为了表达我失去父亲时的心情，对其文字作了少量的改动，也由此变成了我对父亲一生的概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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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活着不是单单依靠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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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是靠着以下这些而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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