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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父亲苏秉琦：一个考古学家和他的时代 余音绕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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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秋，在父亲生前日夜挂念的辽宁牛河梁，举行了“纪念苏秉琦百年诞辰暨牛河梁遗址发现三十周年大会”。会上，我作为苏秉琦的子女代表在发言中说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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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想十二年前，在父亲弥留之际，我们曾想起一位哲人的名句：生命的意义在于和外界的联系，这种联系越是广泛紧密，就越有意义。每个人都有一个天线，用以接收外界的信息，和向外发出自己的信息。一旦这个天线降下，生命也就失去意义。在失去父亲的悲痛时刻，我们朦胧地觉得，他的一切都已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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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十二年来，我们却有了诸多深层的感触。父亲的名字仍被许多人提及，这不仅仅局限于他的亲人、他的同仁们和学生们，更多的是未曾见过他的人。人们常谈论起他的学术思想与见解，他的工作方法，他的奔走足迹，等等。在这些谈论中，有的正在把他的理论认识深化、细化或是提升，有的正在按照他的学术思想和方法把具体工作延拓、发现了新的资料和新的线索，等等。所有的这些表明，近十几年来，在努力创新，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考古事业的进程中，中华文明起源探索中，父亲的学术思想和理念依旧在被传播和运用，被传承和发展。他的敬业精神和学术思想没有逝去，他的生命意义还在这世上！我们在深深地感谢所有关心父亲未竟事业的人们的同时，也领悟了：当一个人把他的身心融合在他所热爱的事业里，并持之以恒，那么事业的发展历程中也必定会留下他的印记，这个印记是对他最好的怀念和尊重。我们进而对于人生意义有了更深切的理解：在生命体结束后他的思想和精神依然对社会进步有所贡献，才是更有意义的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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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期间，时任国家文物局局长张文彬同我谈道：苏秉琦的天线永远不会倒下，将来也不会，这是历史。他是集考古教育家、考古理论家、考古思想家和考古实践家于一身的人。又说：一个学科的发展，有没有学科自身的理论大不一样，但并不是每一个学科都已建立了自己学科的理论。中国考古学因为有苏秉琦先生为代表的一代人为建立学科理论所做的贡献，才少走了许多弯路，这是学科的幸运，也是中国考古人的幸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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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次大会同时举办了“牛河梁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建设启动仪式”，此后良渚遗址公园建设也启动了。父亲的大遗址理念正在现代化文明建设中开始得到实际运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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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念活动结束后，父亲的《中国文明起源新探》一书，又在三联书店出版了简体字版，后又由辽宁人民出版社再版。其中的几部分重要内容，由王涛先生译成英文，准备在国外期刊上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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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4月26日，在宝鸡的斗鸡台陈宝祠附近，当地政府和有关部门特意种植了纪念树，用以见证陕西考古八十周年，以及苏秉琦从事考古工作八十周年，缅怀在国家危难时刻还曾在那里默默工作过的考古人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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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5月，北京大学赛克勒考古与艺术博物馆举办了小型的展览：“考古追梦人—苏秉琦考古生涯及捐赠图书展”，展览的前言里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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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秉琦先生六十余年的考古生涯中，他从一处遗址（斗鸡台）、一类器物（瓦鬲）和一种考古学文化（仰韶文化）出发，成功地示范了如何开展考古学研究。他继而以“区系类型”为手段，以探索中国文明起源和重建中国古史为目的，完美地诠释了中国考古学的学科定位。他更呼唤与憧憬“考古学的新世纪”，宣传中国考古学“走向世界，面对未来”，以探索人与自然的和谐为最高目标，从而完整地定义了考古学学科的终极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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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十年考古，半世纪传薪，一生诲人不倦，桃李满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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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秉琦先生有科学家的严谨、哲学家的思辨和诗人般的情怀。他是中国考古学的见证人、实践者和思想家。他献身于人民的事业，他缔造了学科的辉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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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父亲苏秉琦：一个考古学家和他的时代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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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适逢父亲诞辰一百零五周年，母亲诞辰一百零三周年，也是父亲参加陕西考古发掘工作八十周年。本书的问世是我们子女对父母的最好纪念。我们以此书，向各个时期和各种环境下，对父亲母亲、对我们这个家庭给予过多方关切和帮助的友人、单位，致以由衷的感谢：没有你们营造的良好环境，就没有苏秉琦的人生和成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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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事如烟，中国考古学历史的篇章翻过了一页又一页，一代代新人在以创新理念继续前进时，还会提及父亲的言论和学术思想，这是让我们子女最为感激和震撼的。父亲把他的生命融入了所热爱的中国考古事业；离世后，事业洪流中仍流淌着他的生命。生命在事业中永存，这是他留给我们最大的财富。我们子女愿把这些欣慰和收获，连同他在家庭生活中的喜怒哀乐写下来，让大众对这个考古工作者爱国、爱民族的心路历程有所了解，也以此书告慰慈祥的父亲母亲：辛劳了一辈子，你们可以安息了，就像走在你们前面的诸多可敬的老前辈那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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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的写作经历了孕育—动笔—迷茫—加速的过程，说来话长。十七年前父亲离世后，我们子女很是忙了一阵：给几个单位挑选所需的照片并注明日期地点；捐献家里的书籍期刊、重要的家具，交接时对那些有故事背景的遗物做说明；为出版纪念文集，郭大顺和高炜先生要我们提供父亲前半生的活动素材，为此我们取得了老家高阳县文物保管所的柴春芳、北师大校史办公室王淑芳的支持，得到了许多珍贵资料，又写了纪念性文章；把父母的重要遗物送交牛河梁遗址博物馆以及正在筹建的陕西考古博物馆，为了让年轻人知道这些物品背后的故事，撰写了很多文字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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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期间，我弟弟受到他岳父家续写家族史传统的启发，有意常和母亲聊天，果然听来了许多以前不曾知道的往事，并做了记录，这使得我们对父母在50年代之前的事情有了更清晰的了解。我比弟妹们大5到8岁，原本比他们知道得多，也就接受得更多、更细致些，我也好奇地和母亲核对、追问一些细节。未曾料想，这些琐事成了本书前篇的重要素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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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新世纪以后，我翻阅着近千张旧照片、数百封来往信件，从中看到了父亲的活动轨迹，幸好他对重要照片附有简单的注释。他的笔记本和许多不成文的纸片，也记录了他的行动和心思。与此同时，我也利用尽可能的机会，去了父亲生前去过的许多地方：平谷、琉璃河、易县、阳泉和蔚县等，在与当地人们的交谈中深受感染与鼓励。2009年初，在开始准备纪念父亲百年诞辰大会的讲稿时，这许多往事渐渐联想并串接在一起，在我心中逐渐明朗，我开始觉得，我可以也应该，以父亲的一些照片、手札为“准心”，写出几篇专题性的怀念文章，比如关于父亲的家庭、昆明的记忆、父亲的挚友、父亲和北大等。纪念活动进行时，我受到启示，又萌生了把父亲的一生写成书的想法。回京后和友人谈起，他们持有两种意见，多数人认为我这个学理科的门外汉，必须先看一些名人的自传或传记，有了样板再做构思，找出版社协商后再动笔；也有少数人认为这样会有副作用，增添写作的思想束缚。我采纳了后者，不去看那些样板而“一意孤行”。从2009年冬季开始不分日夜，钻在父亲的手稿、信件和照片堆里，把每时每刻回想起来的极其零散的大小情节、故事、人物，以及我的所见、所闻、所想，以自然小段的形式一一写出，再做连接。到2011年年底，已有了近十六万字、约七十个自然节的散碎素材。写作过程中，我对父亲的一生逐渐有了轮廓性的新体会，但又强烈感到，远未触及父亲学术思想的精髓，也未能深入理解他宽容的心地，对他的叙述显得粗浅、零散，头脑里涌现出了许多问题想再问问父母，却已无奈。我也曾把这些素材拿给几位友人阅读，他们都觉得我写作的初始就缺乏目标、提纲，各章节之间联系不够紧密，是十足的“自由散漫体”，让读者阅读如此琐碎凌乱的原始性素材，难以对苏秉琦做出总体概括，也就难被出版社接纳。此时又正逢右手有疾，不能握笔，写作竟然搁浅了一年多，内心极度苦恼。但是，在这一年多时间里，一些新发生的事情一再激励、触动着我难以平静的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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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的老学者离世后，生前许多文字材料被家属轻易或无奈地处置了，这绝非主人本意。我父亲曾讲过佟柱臣研究员，于20世纪60年代初到研究所工作，这和裴文中先生的鼓励是分不开的。但是在文凭唯高的环境里，他自然是默默努力工作，自己认可自己，忠厚待人，忠于学问，直到三十年后才逐步好转并取得瞩目成果。前几年老人去世后，他遗留的大量文稿由他女儿来继续做整理。他女儿的奋斗精神令我景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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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晓东先生与我们素不相识，却让我们很感动。他把我父亲1964年在一个文物保护会议上的发言整理了出来，让更多世人知道，我父亲在那时就首次提出了大遗址的概念。这启发了我，必须认真善待父亲书房里的资料，尽量公之于世，少些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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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展览和网上的文章，使我深有感触。在20世纪50年代初，考古所喜气洋洋地成立，人心一致，积极组织力量尽早出野外，可有的文章只说那时人员来路多、情况复杂等。又如，有人说建国前北京和南京的考古是两个派系。这样讲固无不可，但读者会误以为两者不容。据我所知，这所谓的两派在五六十年代是相敬如宾、配合很好的。这更让我意识到，发生在我家里的许多小小往事，如果我不把它写在纸上，随着时光流逝，必将烟消云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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怀着对父母的思念，我去了沈阳、东山嘴和牛河梁，去了瓶窑和良渚遗址，去了泰山和大汶口，去了铜绿山，去了夏县、侯马、太原，去了成都、上海、南京、广州、福州，感受父亲当年的足迹和心迹。我见到了不少人，加深了对父亲的认识，但也有许多我原本想见的人竟然已匆忙地离去了。我越发感到自己的时间也不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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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初，我到长春地震部门出差期间，拜访了吉林大学边疆考古研究中心，见到了赵宾福教授。他是张忠培先生的高足。我惊奇地看到，在他办公室醒目的位置挂着我父亲1988年参加他硕士学位论文答辩时与其同门同届研究生的合影。闲谈中我请赵教授简单地翻看了书稿前半部分素材。他认为：你不是写“苏秉琦传”，也不是写“苏秉琦学术思想史”，因此可以不拘泥于格式。后来他又在邮件里更加明确地说：“你就是要从生活、从家庭的视角来写，从他作为儿子、兄弟、丈夫、父亲、师长、朋友、公民的视角来写。这种如实的、写真的、以素材为主的‘原生态’式的写法，不仅是可取的、而且是有意义的。更重要的是，你的著作将为更多的人日后研究苏秉琦、认识苏秉琦、评价苏秉琦，提供一份难得的属于学术之外的珍贵材料，而恰恰是这部分材料才最有可能帮助大家找到‘苏秉琦之所以能够成为苏秉琦’的真正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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