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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袁世凯蓄意做皇帝，特别奖励复古思想，好把中华民国改变成中华帝国，孔教会的声势浩大得很。我们在国学会里，有一夜见到墙壁上贴着一张通告，上面写道：“余主讲国学会，踵门来学之士亦云不少。本会本以开通知识，昌大国性为宗，与宗教绝对不能相混。其已入孔教会而复愿入本会者，须先脱离孔教会，庶免熏莸杂糅之病。章炳麟白。”我见了这张通告，一时摸不着头路，心想孔教会讲的是《四书》、《五经》，我们国学会讲的也有一部分是《四书》、《五经》，为什么会有熏莸之别，害得章先生要这样的深恶痛绝？停了一刻，他演讲了，他先说宗教的立场在信仰，学问的立场在研究；如果用了宗教的态度来治学问，学问决没有进步的希望；如果用了学问的态度来治宗教，那宗教也就解体了。他又说现在提倡孔教的人是别有用心的，他们正如何准备推翻国体。他于是又因康有为讲到清末的几个今文家，像王闿运、廖平等等，他们发出种种怪诞不经之论，例如解“耶稣”为父亲复生，解“墨者巨子”即十字架，解《论语》上的“君子之道斯为美”为由俄罗斯一变而至美利坚。他举出这许多想入非非的话来，我们都哄堂大笑了，想不到孔教会中竟多这样的妄人，又想不到今文经师竟会这样地闭了眼睛乱说。他于是又说到今文家的祖师董仲舒，如何会牵附阴阳五行，如何懂得求雨止雨，竟是巫师道士一流人物。我们听了，又恨起汉代的经师来了。从此以后，我心中便横梗了一个问题：如何改造经学？我准备肃清经典上的妖妄之说，建立科学性的注释，来实现章先生的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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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三年的秋天，我进了预科甲类，读的功课比乙类容易多了。我受了章先生短期的指导，读书的兴趣已提高不少，到这时候更想好好用一番功，就规定了八种书，每天点读每种几页。这八种里有《史记》、《文心雕龙》、《史通》、《文史通义》，都是旧籍中有宗旨而又有系统的作品。有夏穗卿先生（曾佑）的《中国历史教科书》（后来商务印书馆收入《大学丛书》改名《中国古代史》）。他这部书名称虽是教科书，却是他的一家言，他很有眼光，定夏以前为“传疑时代”，说桀、纣之恶太相像，一定有后人的附会，说秦皇、汉武开疆拓土是对中国有大功的人，这些话以前的人都不敢说；只有他抄录谶纬，把孔子写成一教主，是我听了章先生的讲演之后所极端反对的。有《国故论衡》，把章先生的学说重新咀嚼一下。有《大乘起信论》，是章先生玄科讲演所引起的，可惜没有人指导，竟不曾看懂。有《新旧约圣经》，是看了夏先生的书所激动的，因为他讲中国古代史时常常用《旧约》做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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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候预科甲类的国文教师是马幼渔先生（裕藻），年三十七；文字学教师是沈兼士先生，年二十八，都是章先生的及门弟子，讲得都很切实，完全不是以前的古文先生那一套，我自然欢喜接受。马先生不完全守师说，今文家的话他也有所取。沈先生编的讲义，文句古雅，而又把篆文写做楷体，触眼有陌生的字。沈先生那时多病，常常请假，上课时声音又低，一班同学对于这门功课似乎都不及上马先生国文的兴奋。法文教师是贺之才先生，他老老实实地读讲，并不鼓励学生，所以我读法文时，就远不如上年读德文的认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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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一班的同学沈沅、傅斯年诸君发起“文学会”，出版一种杂志，命名《劝学》，请严又陵先生写了一个草书的封面。他们来拉我作文。我想，我自从受了章先生的教导，痛恨今文家的造谣，现在就来一篇骂孔教会的文章罢。当时洋洋洒洒写了一篇三千多字的《丧文论》，说《六经》是诸子所共有，不是孔子所专有，孔子是“九流”中的一家，不是地位特高的教主；现在孔教会中名为尊他，其实只是诬他。如果让他们猖狂下去，孔子的文章将不丧于匡人桓魋而必丧于孔教会，我为孔子叫屈。这篇文字，措辞激烈，驾章先生《驳建立孔教议》而上之。傅君主张放在第一篇，但同学们不敢，他们拿给一位地理教师扬州桂老先生看，他老人家看了大惊，说：“这种东西哪里可以印出来！”于是他们送回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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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不到就在那年冬天，我碰到了一个厄运。中学同学吴奎霄君和我一起考进北大，始终同住一个房间，那时是住在东斋辰字九号。我和他一样爱看戏，不过我喜博，他喜精；我著有《论剧记》，他也写了一本《剧屑》。每天夜里，他工作到10点钟睡了，我却仗着身体支持得下，多看些书报，早到12点，迟到一两点，方才上床。有一夜，他已入梦，我还在翻书，忽然满屋子里腾满了烧布的臭气。我疑心火炉子掉出的煤烧着了衣服，起身检视，毫无迹象。心想，或者间壁房里烧着了什么吧，开门出来，左右走了一道，人声已寂，月明如水，也闻不到特殊的气息。回到屋里，臭味依然。我怕了，因为依照家乡的传说，这是鬼来的征象，叫做“布毛臭”。书既看不下去，就提早睡了。约莫过了十天，奎霄的一位亲哥哥奎文忽然在法政学校里得了猩红热，送进医院。奎宵得信后到医院陪伴他，隔了两天，自己带病回来了。陪伴他的当然是我，看到他病势甚急，请医回来诊视。医生送温度表到他嘴边，他还张口衔着，可是医生没出门，他已咽了气。这时大祸临头，除了跺脚之外再有什么办法！只得一面报告斋务处，移尸到东斋门口会客室里，一面通知几位同乡，并请他们借钱买棺木。这是一个大冷天，是北平稀有的冷天，生了火炉还在零下，夜班警察冻死了不少。我穿着薄薄的大衣，奔走各处，马路上已不见洋车，铺门紧闭，回来时右手的大拇指为了露在衣外，冻僵了，无论用什么方法醒不过来；过了好多天才渐渐重温，可是指甲指皮都是脱落重生。我和奎霄七年友谊，近两年同出同归，情分尤为亲密，如今他突然死去，好像砍去我一半身子似的，伤痛到极点，友人说我近于疯狂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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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中知道我逢了一场大难，怕我也病，急速催我回家度岁。在家里休息了一时，春间回到校里，就住在译学馆乙字宿舍（这所房子在工字楼之南，后来拆去），和朱孔平君（曜西）同室。孔平是子水的同乡，章先生的国学会是我们三人一起去的，相处很投合。不幸的是，我到校不久就病了，好多天不下大便，热度不降。北大的校医有中医、有西医，西医不甚管事，我的病是一位中医看的，他说这病是春温。一病病了一个多月，足足五候伤寒。孔平笃于友谊，随时看护。为了怕我寂寞，常常讲故事给我听。我还没起床时，校中已举行学年考试。上一学期，我在四十人的班里考了第八，成绩总算不坏，但到这时榜上又无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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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后隔了些时，把身体将养得差不多，才回南去。可是到家半月，病又重发。虽是只有两候伤寒，却像宣布死刑似的，浑身失去了力量，连说话都发不出声音来了。七十余岁的祖母用了全副精力来护持我，父亲从杭州赶回来，坐在我床前，看我危险的情形，出来叹气道：“我只有这一个儿子，他死了，我如何活得成！”所幸天不绝我，竟慢慢地挽了回来，补养半年才恢复健康。不过从此犯了盗汗，睡眠也艰难了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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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经一病半年，旷了一学期的课，索性休学一年。在这一年中，我可自由了，我可以顺了我的兴趣来工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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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州本是文化中心，旧书版刻最多。太平天国战事中虽说受了一次大大的损失，可是遗留的尚不少。自从废止科举设立学校之后，大家误会，以为这些东西再也用不着了，旧书肆的生意便一天差似一天。观前街的书铺子，在光复前后十年之中，看它一个个由旧转新，洋装本替代了线装本的市场，连卖佛经善书的琉璃经房也经营教科书和小说了。只有护龙街上来青阁等几家是专买旧书的，没有改样子。我这时养病在家，这几家便少不了我的足迹。我很想追踪清代学者，努力于古文籍的考订，因为他们的工作还不曾完成，而他们的方法却是够精密的，我们要对得起我们的先民，便不该任它半途而废。为要认识清代学者工作的园地的实况，所以我就把他们的著作名目汇集拢来，以人为单位，无论他们的书已成未成，已刻未刻，都集录在一块，别的书中如有对于某人著作批评了的，也把这些批评抄辑到某人著作之下，使得这书的意义和价值开卷即知。我的工作的根据是《四库总目》、《汇刻书目》、《书目答问》、《先正事略》，各家文集，加上各图书馆的书目、上海各书肆的书目，以及报纸上的广告。这工作做了一年，约得三百家，订成二十册，名为《清代著述考》。此外又作清代学者的《师承表》、《籍望表》，看出他们所受的时代和地域的影响，作为附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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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北大本科也收同等学力的学生。我想，我进了预科两年，总没有经过学年考试，或者我没有在预科毕业的福分吧？我似乎可用同等学力的名义去考本科。我知道文科的入学考试是不需考数、理、化的，却需试心理学和论理学，于是我把严又陵先生的《名学浅说》和他翻译的《穆勒名学》细细地看，因而再读他著译参半的《天演论》，越读越有兴趣，我决计考取之后进哲学系了。民国五年夏天，我又到上海寰球学生会报了名。预科没有毕业，照章是不该考本科的，所以我在报名单上改了名。我出生时，祖父为我算命，命里缺土缺金，我的排行是“诵”字，因此起名为诵坤，字曰铭坚。稍长，我的父亲取名字相反的古义（例如孔子弟子子夏名商，子贡名赐），又起了一个号叫颉刚。我在预科里用的是诵坤，到这时就改用了颉刚。学历呢，不好写北大预科，但填“自修”二字。监考的还是那位代理校长胡先生，我见了他装做不认识。考题发下，文义很深，国文题竟考到了《尔雅》上，幸亏我还能敷衍过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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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榜时，我幸列第五，从此我是本科生了。只是书记无知，后来学校编刊同学录时，我的学历竟成了“自修学校毕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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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颉刚自传 第二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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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0年5—6月作。原名为《顾颉刚自传》，连载于《东方文化》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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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颉刚自传 我怎样从事民众教育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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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史辨》第一册《自序》，是我35岁时的一篇自传。现在又过了24年了，在这一段时间内我经历不平凡的生活，久已想再写一篇自传。现在趁着赵纪彬先生的邀约，我便写出这一部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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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古史辨·自序》里曾说：我既不愿做政治工作，也不愿做社会活动，我只望终老在研究室里。这个志愿，在这二十余年中没有变过，然而却做了社会活动，也接近了政治工作。为什么会这样？再也想不到是做了一次旅行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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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国民革命后，蔡元培先生做了中央研究院院长，就任我为历史语言研究所的筹备人。我很高兴，得着一个最理想的职业，我决定辞掉中山大学的教授，到中央研究院。可是，我在中大里做得太有劲了，很得学生的好感，所以傅斯年、汪敬熙、罗常培等对我非常妒忌，用种种方法排挤我，我做不下去，请蔡先生把我改为通信研究员，实际上脱离了中央研究院。我记得燕京大学早来聘我任哈佛—燕京学社的研究员，我就到北平接洽，说定除了专任研究员之外，兼历史系课三小时，就于1929年9月就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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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聘我的还有北大及清华，为什么我都不就而就燕京呢？只为燕京是一个教会学校，我既非教徒，也非校友，不致叫我办事，便可一心一意地读书写作，实现我最企望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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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燕京之后，研究工作展开，一年里就做了七十余万字的论文，把十年来蓄在心头的问题，看在眼里的材料，系统化了一下，心中当然有说不出的高兴。可是，用功得太过分了，成了怔忡的病，一构思，一动笔，心旌摇荡，好像要跳出腔子似的。我的工作不能继续下去，是多么的苦痛！于是向学校当局请求，许我做一次旅行，考察国民革命后各地的古物古迹的现况。学校里允可了，1931年的春天，我旅行了河北、河南、陕西、山东四省。所有经历，见我所作的《辛未访古日记》（在《开明书店20周年纪念论文集》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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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旅行，所见的古迹古物残毁的情状，固然大可伤心，但真正最伤心的倒不是这些，而是国计民生的愁惨暗淡的实况。我们久居都市，已度现代化生活，而内地民众则还过着纪元前20世纪的生活，除了一把切菜刀是铁器时代的东西之外，其他差不多全是石器时代的。要是仅仅这样的浑朴，那还保持着古人的健康，要改造也不难。无如鸦片、白面的流行，普遍得像水银泻地一样。我到一个小县城里，只有200家铺子，烟馆倒占了40家，其数量远超过米店。许多农村里，可以买不到一张纸、一支笔，但鸦片、白面是不会不有的。那时穿中山装的是何等表示前进，我亲见一位中山装的朋友接连在烟卷上抽着白面，悠然地自得。但白面瘾的急剧增进，以致家破身亡的惨剧是大家说得出的，听说实在穷得没有办法时可以把身体出卖给制毒的人，因为他死后可以从骨头里取出白面的成分来，再行制造。当白面瘾发时，如疯如狂，尽在地上滚，在那时，房子也舍得拆，连老娘的衣服也要剥去变卖了。我一路看见的人，“三分不像人，七分倒像鬼”的不计其数。再有一样可怕的东西，是梅毒。自民国以来，北方内战多，梅毒随军队而蔓延。许多农村里，别的药没有，“六〇六”和“九一四”总是有的；西医可以没有，打针的人总是有的。亡国，我们住在都市里的人早已有此恐惧了，因为帝国主义的侵略已经成了国民的常识。灭种，城市里人还没有这感觉，而我在亲历华北农村之后就清楚地看出来了。我带了一颗沉重的心回到北平，然而北平却是酒绿灯红，金迷纸醉，上下都在颓废酣嬉之中。一经对比，使我忍不住流下泪来。我对朋友说：“你们不要高兴了，中国人快灭种了！”人家听了，只觉得我言之过重；就使相信了我的话，也只有做同情的一叹，说：“这有什么办法呢？”本来我的精神是集中在学问上的，从此以后，总觉在研究学问之外，应当做些救国救民的事，我要学范仲淹“以天下为己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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