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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经一病半年，旷了一学期的课，索性休学一年。在这一年中，我可自由了，我可以顺了我的兴趣来工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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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州本是文化中心，旧书版刻最多。太平天国战事中虽说受了一次大大的损失，可是遗留的尚不少。自从废止科举设立学校之后，大家误会，以为这些东西再也用不着了，旧书肆的生意便一天差似一天。观前街的书铺子，在光复前后十年之中，看它一个个由旧转新，洋装本替代了线装本的市场，连卖佛经善书的琉璃经房也经营教科书和小说了。只有护龙街上来青阁等几家是专买旧书的，没有改样子。我这时养病在家，这几家便少不了我的足迹。我很想追踪清代学者，努力于古文籍的考订，因为他们的工作还不曾完成，而他们的方法却是够精密的，我们要对得起我们的先民，便不该任它半途而废。为要认识清代学者工作的园地的实况，所以我就把他们的著作名目汇集拢来，以人为单位，无论他们的书已成未成，已刻未刻，都集录在一块，别的书中如有对于某人著作批评了的，也把这些批评抄辑到某人著作之下，使得这书的意义和价值开卷即知。我的工作的根据是《四库总目》、《汇刻书目》、《书目答问》、《先正事略》，各家文集，加上各图书馆的书目、上海各书肆的书目，以及报纸上的广告。这工作做了一年，约得三百家，订成二十册，名为《清代著述考》。此外又作清代学者的《师承表》、《籍望表》，看出他们所受的时代和地域的影响，作为附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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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北大本科也收同等学力的学生。我想，我进了预科两年，总没有经过学年考试，或者我没有在预科毕业的福分吧？我似乎可用同等学力的名义去考本科。我知道文科的入学考试是不需考数、理、化的，却需试心理学和论理学，于是我把严又陵先生的《名学浅说》和他翻译的《穆勒名学》细细地看，因而再读他著译参半的《天演论》，越读越有兴趣，我决计考取之后进哲学系了。民国五年夏天，我又到上海寰球学生会报了名。预科没有毕业，照章是不该考本科的，所以我在报名单上改了名。我出生时，祖父为我算命，命里缺土缺金，我的排行是“诵”字，因此起名为诵坤，字曰铭坚。稍长，我的父亲取名字相反的古义（例如孔子弟子子夏名商，子贡名赐），又起了一个号叫颉刚。我在预科里用的是诵坤，到这时就改用了颉刚。学历呢，不好写北大预科，但填“自修”二字。监考的还是那位代理校长胡先生，我见了他装做不认识。考题发下，文义很深，国文题竟考到了《尔雅》上，幸亏我还能敷衍过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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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榜时，我幸列第五，从此我是本科生了。只是书记无知，后来学校编刊同学录时，我的学历竟成了“自修学校毕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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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颉刚自传 [:17059993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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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颉刚自传 第二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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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0年5—6月作。原名为《顾颉刚自传》，连载于《东方文化》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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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颉刚自传 我怎样从事民众教育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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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史辨》第一册《自序》，是我35岁时的一篇自传。现在又过了24年了，在这一段时间内我经历不平凡的生活，久已想再写一篇自传。现在趁着赵纪彬先生的邀约，我便写出这一部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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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古史辨·自序》里曾说：我既不愿做政治工作，也不愿做社会活动，我只望终老在研究室里。这个志愿，在这二十余年中没有变过，然而却做了社会活动，也接近了政治工作。为什么会这样？再也想不到是做了一次旅行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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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国民革命后，蔡元培先生做了中央研究院院长，就任我为历史语言研究所的筹备人。我很高兴，得着一个最理想的职业，我决定辞掉中山大学的教授，到中央研究院。可是，我在中大里做得太有劲了，很得学生的好感，所以傅斯年、汪敬熙、罗常培等对我非常妒忌，用种种方法排挤我，我做不下去，请蔡先生把我改为通信研究员，实际上脱离了中央研究院。我记得燕京大学早来聘我任哈佛—燕京学社的研究员，我就到北平接洽，说定除了专任研究员之外，兼历史系课三小时，就于1929年9月就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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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聘我的还有北大及清华，为什么我都不就而就燕京呢？只为燕京是一个教会学校，我既非教徒，也非校友，不致叫我办事，便可一心一意地读书写作，实现我最企望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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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燕京之后，研究工作展开，一年里就做了七十余万字的论文，把十年来蓄在心头的问题，看在眼里的材料，系统化了一下，心中当然有说不出的高兴。可是，用功得太过分了，成了怔忡的病，一构思，一动笔，心旌摇荡，好像要跳出腔子似的。我的工作不能继续下去，是多么的苦痛！于是向学校当局请求，许我做一次旅行，考察国民革命后各地的古物古迹的现况。学校里允可了，1931年的春天，我旅行了河北、河南、陕西、山东四省。所有经历，见我所作的《辛未访古日记》（在《开明书店20周年纪念论文集》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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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旅行，所见的古迹古物残毁的情状，固然大可伤心，但真正最伤心的倒不是这些，而是国计民生的愁惨暗淡的实况。我们久居都市，已度现代化生活，而内地民众则还过着纪元前20世纪的生活，除了一把切菜刀是铁器时代的东西之外，其他差不多全是石器时代的。要是仅仅这样的浑朴，那还保持着古人的健康，要改造也不难。无如鸦片、白面的流行，普遍得像水银泻地一样。我到一个小县城里，只有200家铺子，烟馆倒占了40家，其数量远超过米店。许多农村里，可以买不到一张纸、一支笔，但鸦片、白面是不会不有的。那时穿中山装的是何等表示前进，我亲见一位中山装的朋友接连在烟卷上抽着白面，悠然地自得。但白面瘾的急剧增进，以致家破身亡的惨剧是大家说得出的，听说实在穷得没有办法时可以把身体出卖给制毒的人，因为他死后可以从骨头里取出白面的成分来，再行制造。当白面瘾发时，如疯如狂，尽在地上滚，在那时，房子也舍得拆，连老娘的衣服也要剥去变卖了。我一路看见的人，“三分不像人，七分倒像鬼”的不计其数。再有一样可怕的东西，是梅毒。自民国以来，北方内战多，梅毒随军队而蔓延。许多农村里，别的药没有，“六〇六”和“九一四”总是有的；西医可以没有，打针的人总是有的。亡国，我们住在都市里的人早已有此恐惧了，因为帝国主义的侵略已经成了国民的常识。灭种，城市里人还没有这感觉，而我在亲历华北农村之后就清楚地看出来了。我带了一颗沉重的心回到北平，然而北平却是酒绿灯红，金迷纸醉，上下都在颓废酣嬉之中。一经对比，使我忍不住流下泪来。我对朋友说：“你们不要高兴了，中国人快灭种了！”人家听了，只觉得我言之过重；就使相信了我的话，也只有做同情的一叹，说：“这有什么办法呢？”本来我的精神是集中在学问上的，从此以后，总觉在研究学问之外，应当做些救国救民的事，我要学范仲淹“以天下为己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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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颉刚自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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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2年11月，顾颉刚与俞平伯（右十一）、朱自清（右六）、郑振铎（右一）等人在燕京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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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颉刚因受排挤，脱离了中央研究院，于1929年到燕京大学任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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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颉刚自传 就是这一年的秋天，“九一八”事变起了。别人都悲愤填膺，我反心中暗喜。我以为如果没有这件事，我们的国家是亡定了，我们的民族是灭定了，再也翻不起来了。现在固然已到肺病第三期，但留得一口气，究竟还有起死回生的一点希望。日本人性急了，没有等我们绝气就来抢我们的产业，激起我们的自觉心和奋斗力，使得我们这一点希望能够化成事实，这是一个极好的机会，我们应该捉住。如能捉住这个机会，帝国主义便真可打倒，中华民族便恢复健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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