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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颉刚自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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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颉刚和中山大学的同仁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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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颉刚被聘到中山大学,适鲁迅在那里。顾颉刚第一天到广州,第二天鲁迅知道了,就对学生说:“顾颉刚来了,我立刻走!”他就不上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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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颉刚自传 当我在杭州买书的时候,接到一位朋友的信,里面附了一张《武汉日报》的副刊,这副刊是孙伏园编的,所以登载着鲁迅给孙伏园的一封信。上面说:“我万想不到,那个攻击民党使兼士愤愤的顾颉刚竟到中大来了!中山大学是国民党的大学,会得延请了顾颉刚,真是‘天下老鸦一般黑’,所以我只得退了出来。”我在厦门时,他说我是“研究系”,不过骂我参加了国民党的敌党;这次竟把“攻击民党”算做我的罪状,而那时的民党除了国民党外更无别的,在这国民革命的时候加我以反对国民党的罪,而且登在国民党的报纸上,是不是要致我于死地?这未免太狠毒了。所以我就给他一封信,要在法庭上辨一个黑白。他究竟没得到我的反革命的证据,所以我秋间到广州时,他已离开了那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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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山大学不及二年,受了中央研究院的聘而离开(见前),但为了北大老同学的攻击,竟没有进成。所以然的原因有三:第一,一件事我不做则已,做便拼命干,所以必然有些成绩,一有成绩大家便侧目而视,以为我喜出风头,有意压倒别人。我在中大,除教授之外,兼史学系主任,又兼语言历史学研究所主任,又兼图书馆中文部主任,日常的工作已经不胜其忙;而我又为奖进青年,提倡研究的风气,出了三种周刊、二种丛书,新书接叠地出版,使得一班同事眼里冒火,说:“中山大学难道是顾颉刚一个人的天下!”可是我何尝阻止别人的努力,你们有学问、有力量,为什么不用出来呢?第二,那时中大的教授很多北大出身,我是民九毕业的,尽有民初及民七、民八毕业的,他们自视为前辈,然而风头出不起来,仿佛他们所以不出风头完全受制于我,所以越是老同学越攻击得厉害,正合于谚语所谓“熟皂隶打重板子”。第三,学生对我的奖进扶掖极愿接受,他们没有研究的题目我就替他们想,他们找不到材料我就替他们找,他们作的文章词不达意我就替他们改,一个大学生经过两年严格的训练,也尽够入学问之门了。那时有一个最喜欢打扮的女生,教师们以为没有法子训练的,在我的指导之下也居然上了路,大家说是奇迹。所以我的离开中大,许多学生是依依不舍的,有一个学生竟休了学而随我北行了。可是学生越对我好,同事们就越对我吃醋。直到现在,中大同学想起那时还觉得是一个“黄金时代”,他们不知道有一个为了创造这“黄金时代”而受了无数的明枪暗箭,以致遍体鳞伤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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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了燕京大学,这是一个陌生的环境,又不担负行政责任,起初几年很好。但一做了民众教育的工作,学生自然来了,尤以民族解放先锋队为多。一经学生的拥护,事情既忙,学校当局也就另眼看待,有的时候为要对付教员及学生就要拉我出面。例如“郑振铎解聘事件”,本来是吴雷川校长的意思,因为他作的《插图本中国文学史》错误太多,给国文系学生吴世昌揭发出来,登在报上,妨了校誉,所以要辞掉他。又因国文系教授马季明上课敷衍,闻宥和郑振铎积不相能,形势汹汹,工作停顿,要把三个人同时去掉,组织一个“国文系审议委员会”处理此事,我既非文学院长,又非国文系教授,关我甚事,乃偏偏要套在我的头上,使人疑心我排挤振铎。历史系主任洪煨莲本来是极意拉拢我的,自有此事,因为郑振铎是他的同乡,马季明是他的死党,疑心我要拆他的台,因此对我攻击。我为了研究《尚书》,先编《尚书文字合编》、《尚书通检》、《尚书学讨论集》数种,向哈佛—燕京学社请款美金2000元。《尚书通检》已出版,《尚书文字合编》刻成了十分之八,《尚书学讨论集》已抄数百篇,也印出一部分。抗战既起,我离开燕京,他把我告到哈佛—燕京社的总干事G. Elisseeff处,说我拿钱不做事,这位总干事就给我来信,要我退还这笔钱。在抗战时期币值大跌的时候,逼我拿出2000美金,不是要我的命吗?我还了一封信去,说:“请你查查哈佛大学的图书馆,是不是有我编印的《尚书通检》和《尚书学讨论集》?还请打听北平文楷斋刻字铺,是不是刻了《尚书文字合编》?”这信去后就没有事了。但这种手段,可不使人害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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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到这里,又要提起那位处心积虑攻击我的老同学罗常培。他是民八北大国文系毕业的,和傅斯年同班,可是傅办的是《新潮》,他办的是《国故》,这个《国故》是走黄季刚路线的,两种杂志代表了国文系的新、旧两种思想。当我到厦门时,他就嘱我介绍进厦大。我到中大时,他又嘱我介绍进中大。中大的文学院长是傅斯年,我向他介绍了。他说:“罗常培是《国故》派,我不要!”我说:“他的思想是另一问题,他的音韵学确实不错,你就聘了他罢!”结果,他的事情成功了。可是他进了中大之后,尽在傅氏面前破坏我,我们十余年的友谊完全毁了。后来我到燕京,北大招我兼课,有一次胡先生召开风谣学会,写上我的名字,他就说:“顾颉刚不是北大的人,为什么写他上去?”后来我在昆明云南大学任教,他在西南联大任教,联大的学生有来听我课的,又有和我通信讨论学问的,他就斥责学生道:“顾颉刚不是联大的教授,你为什么和他往来!”有一个学生写了一封哀婉的信给我,说:“并不是我们疏远了你,我们在这样的环境中是没有自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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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昆明住了不到一年,我到成都,任齐鲁大学国学研究所主任。我和齐大向无渊源,他们的请我是由张维华介绍的。张维华齐大毕业,入燕大研究院肄业,上了我两年的课,后来他又回到齐大教书。抗战后齐大内迁到成都,他是齐大校友,主张恢复国学研究所,请我当主任。我因免得在昆明受罗常培等的气,慨然应允。我的意思,在抗战期内,我既不能投降敌伪,就在齐大歇脚;待到抗战结束,这研究所的根基已打好了,我就离开齐大,把研究所交张维华接办。不知道他所以拉我到齐大的原因,是为想把持研究所,要我当个傀儡主任。但我的负责任的精神使我不能当傀儡,他就感到碍手碍脚,联络了钱穆来倒我。说到钱穆的起来,我应当担负一半的责任。他在中学读书时,为了闹风潮被开除,当了十年的小学教员。但因他实在用功,课余常写文章,所以为中学校长所知,升任了中学教员。又做了八九年,他的著作出版得更多了。我还到家乡,他把《先秦诸子系年考辨》的稿本给我看,我想不到一个中学教员能有这样的成就,就把他介绍到燕大做讲师。过了一年,北大要请一位中国通史的教员,我又把他荐去。他是自学进修的人,有这样成功当然值得骄傲。但在北平的环境里,究竟专家多,要骄傲也谈何容易,所以他还可以专心读书写作。后来流亡到昆明,因为他孤高,所以也为罗常培所排挤,他就搬出了联大的宿舍,住到宜良去,有课时乘火车来。我为他这般生活太不安定,又介绍他到齐大。但成都的空气和北平大不相同,那边是有三四百种大小宗教的地方,佩服一个人时总喜欢捧他做教主。钱穆能言善辩,在华西坝上课时,不但齐大学生来听,其他各大学的学生也来听,城里许多中学教员也来听,以至课堂容不下,每次上课必在大礼堂,使他觉得自己真成了圣人,骄傲的气焰扑人欲倒。张维华看他有如此的社会地位,就联合了他来打击我,想入非非地造出谣言来。我受不了这种侮辱,于是我到了重庆,而和国民党发生了些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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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现在时代,人家看了我这章文字,不免要说:“你有了这样的社会地位,又有学生做后盾,你怕他们什么!人家给你打击,你也以拳还拳好了,何必这样处处退让,让他们高兴!这真是小资产阶级的懦弱性的表现!”但我之所以这样,因为我的唯一目的是研究学问,如果我和人家斗争,固然未必失败,但这块地盘到手之后,一定是丢不掉的包袱,从此我只能终老在这块地盘上,成了一个正式的“学阀”,研究工作就永远无望了。现在的生活固因漂泊而不安,但肩上总是轻松的,只要有适当的环境,立刻可以做理想的脑力劳动,实现多年期望的生产计划,岂不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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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颉刚自传 我怎样脱离了国民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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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年轻时,国民党在孙中山先生领导之下是唯一有办法、有希望的政党。中山先生在北京逝世,停灵在社稷坛,我去瞻仰他的遗容,又读了他的《三民主义》,心悦诚服到极度。国民革命后,我第一次看见做纪念周,感动得流泪,心想从此中国得救了。可是在那时我已走上了研究学问之路,我自省没有政治才,我不愿参加政党,所以有人拉我进党时我都拒绝。到了中山大学,党费是在每月薪金里扣除的,然而并不做党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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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6年,我为办民众读物,到南京捐款。那时政府正讳言抗日,一班官员,自然奉命唯谨,所以捐不到多少钱。只有朱家骅说:“这件事情可以唤起民众的民族意识,是极重要的一件事。由你出来做,更好。我可以在中央党部里替你弄些钱,只是有一桩,你须得入党,否则以党内的钱供党外人花是说不过去的。”我为要事业成功,不惜牺牲了平昔的主张,就答应了。为了我已有社会地位,所以不曾经过预备党员这个阶段,立刻做了正式党员。这是我入国民党的一幕。可是我虽入了党,始终没有参加过区党部的集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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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里,我应当说明朱氏和我的关系。当民国初年,北大设有预科,分甲、乙两部:甲部是准备学文科和法科的,读英、法两种文字;乙部是准备学理科和工科的,读英、德两种文字。朱氏初到北大,是教德文的预科讲师,那时我已入本科,不曾相识。后来他留德归来,任北大地质系教授,其时我在国学研究所工作,难得见面。不过那时我发表的文字太多了,也使他注意到我。国民革命时,他任中山大学的委员,主张请我去也有他的成分。我去后碰到鲁迅辞职风潮,受了购书的任务,一共花了10万元,得到五六十万册,充塞了中大许多间屋子。以一暑假工夫有此成绩,颇使他惊讶。后来他做了浙江建设厅长,到杭州,那里是我买书最多的地方,他听了书肆里讲我的故事,说:“送他书也不要,自己要的书也花钱买,这是从来为公家办事的人所没有的。”使他更要拉拢我在一块做事。他虽做厅长,仍兼中大副校长,隔几个月来一次,我向他请求设备费、印刷费,他无不批准,所以我在中大里可以做出许多事来。到1929年,我要离开中大,他一定不答应。但因他不在广州,没法阻挡我的行程。我终于到了燕大,他也没奈我何。这时我既从事民众读物,他就表示他的同情与协助,而把我拉进了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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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颉刚自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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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颉刚在重庆北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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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颉刚自传 1941年,我在齐大,他连来许多函电,要我到重庆去办《文史杂志》。我很奇怪,为什么在这抗战紧张的时候要办这种太平时候的刊物,我辞谢不去,但他仍是不断地来催我。恰巧在这时候,张维华和钱穆合力倒我,我想:成都既不可留,还是到重庆去罢,就于“大隧道惨案”那一天飞去了。见面之后,我问他办这个刊物的原因,他说:“抗战以来,物价日高,一班大学教授生活困难。政府正替他们想办法,这个杂志就是办法的一种,要使能写文章的文学院教授们得到些稿费做生活的补助。”我又问他:“为什么一定要我来呢?”他说:“这个刊物虽是党部里办的,却是纯学术性。以前卢逮曾主编,但他没有学术地位与号召力,决不能编好,所以非请你来不可。”那时朱氏是中央组织部长,吴铁城是中央执行委员会秘书长,这个杂志社是属于秘书处的。社长是叶楚伧,我是副社长兼总编辑。叶氏多病,长住山洞林主席官邸内养病,我只见了一次。当时决定社中经费每月8000元,开头是够用的,但后来就越过越难。我与吴铁城素无渊源,他又是一个标准的“官僚派”,气味不相投,我就不愿去看他。经费不够用时请求增加,他老是不理,所以《文史杂志》的稿费愈来愈低,落到水平线以下,所谓补助文学院教授这句话毕竟成了空话,好稿子也没得来了。大约吴氏受了“二陈”的暗示,要逼我自请停办,但我是吃苦吃惯了的,还撑得下去。直到1945年2月,我在文化界发表的要求召开临时紧急会议,组织战时全国一致政府的宣言上签了名,经费才真的停了。但我还靠中国出版公司的资助,这杂志没有停。到胜利后这公司关了门,我还交文通书局出版。直至金圆券发行,市场大乱,书肆无法再出,然后咽了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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