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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颉刚自传 当我在杭州买书的时候，接到一位朋友的信，里面附了一张《武汉日报》的副刊，这副刊是孙伏园编的，所以登载着鲁迅给孙伏园的一封信。上面说：“我万想不到，那个攻击民党使兼士愤愤的顾颉刚竟到中大来了！中山大学是国民党的大学，会得延请了顾颉刚，真是‘天下老鸦一般黑’，所以我只得退了出来。”我在厦门时，他说我是“研究系”，不过骂我参加了国民党的敌党；这次竟把“攻击民党”算做我的罪状，而那时的民党除了国民党外更无别的，在这国民革命的时候加我以反对国民党的罪，而且登在国民党的报纸上，是不是要致我于死地？这未免太狠毒了。所以我就给他一封信，要在法庭上辨一个黑白。他究竟没得到我的反革命的证据，所以我秋间到广州时，他已离开了那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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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山大学不及二年，受了中央研究院的聘而离开（见前），但为了北大老同学的攻击，竟没有进成。所以然的原因有三：第一，一件事我不做则已，做便拼命干，所以必然有些成绩，一有成绩大家便侧目而视，以为我喜出风头，有意压倒别人。我在中大，除教授之外，兼史学系主任，又兼语言历史学研究所主任，又兼图书馆中文部主任，日常的工作已经不胜其忙；而我又为奖进青年，提倡研究的风气，出了三种周刊、二种丛书，新书接叠地出版，使得一班同事眼里冒火，说：“中山大学难道是顾颉刚一个人的天下！”可是我何尝阻止别人的努力，你们有学问、有力量，为什么不用出来呢？第二，那时中大的教授很多北大出身，我是民九毕业的，尽有民初及民七、民八毕业的，他们自视为前辈，然而风头出不起来，仿佛他们所以不出风头完全受制于我，所以越是老同学越攻击得厉害，正合于谚语所谓“熟皂隶打重板子”。第三，学生对我的奖进扶掖极愿接受，他们没有研究的题目我就替他们想，他们找不到材料我就替他们找，他们作的文章词不达意我就替他们改，一个大学生经过两年严格的训练，也尽够入学问之门了。那时有一个最喜欢打扮的女生，教师们以为没有法子训练的，在我的指导之下也居然上了路，大家说是奇迹。所以我的离开中大，许多学生是依依不舍的，有一个学生竟休了学而随我北行了。可是学生越对我好，同事们就越对我吃醋。直到现在，中大同学想起那时还觉得是一个“黄金时代”，他们不知道有一个为了创造这“黄金时代”而受了无数的明枪暗箭，以致遍体鳞伤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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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了燕京大学，这是一个陌生的环境，又不担负行政责任，起初几年很好。但一做了民众教育的工作，学生自然来了，尤以民族解放先锋队为多。一经学生的拥护，事情既忙，学校当局也就另眼看待，有的时候为要对付教员及学生就要拉我出面。例如“郑振铎解聘事件”，本来是吴雷川校长的意思，因为他作的《插图本中国文学史》错误太多，给国文系学生吴世昌揭发出来，登在报上，妨了校誉，所以要辞掉他。又因国文系教授马季明上课敷衍，闻宥和郑振铎积不相能，形势汹汹，工作停顿，要把三个人同时去掉，组织一个“国文系审议委员会”处理此事，我既非文学院长，又非国文系教授，关我甚事，乃偏偏要套在我的头上，使人疑心我排挤振铎。历史系主任洪煨莲本来是极意拉拢我的，自有此事，因为郑振铎是他的同乡，马季明是他的死党，疑心我要拆他的台，因此对我攻击。我为了研究《尚书》，先编《尚书文字合编》、《尚书通检》、《尚书学讨论集》数种，向哈佛—燕京学社请款美金2000元。《尚书通检》已出版，《尚书文字合编》刻成了十分之八，《尚书学讨论集》已抄数百篇，也印出一部分。抗战既起，我离开燕京，他把我告到哈佛—燕京社的总干事G. Elisseeff处，说我拿钱不做事，这位总干事就给我来信，要我退还这笔钱。在抗战时期币值大跌的时候，逼我拿出2000美金，不是要我的命吗？我还了一封信去，说：“请你查查哈佛大学的图书馆，是不是有我编印的《尚书通检》和《尚书学讨论集》？还请打听北平文楷斋刻字铺，是不是刻了《尚书文字合编》？”这信去后就没有事了。但这种手段，可不使人害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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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到这里，又要提起那位处心积虑攻击我的老同学罗常培。他是民八北大国文系毕业的，和傅斯年同班，可是傅办的是《新潮》，他办的是《国故》，这个《国故》是走黄季刚路线的，两种杂志代表了国文系的新、旧两种思想。当我到厦门时，他就嘱我介绍进厦大。我到中大时，他又嘱我介绍进中大。中大的文学院长是傅斯年，我向他介绍了。他说：“罗常培是《国故》派，我不要！”我说：“他的思想是另一问题，他的音韵学确实不错，你就聘了他罢！”结果，他的事情成功了。可是他进了中大之后，尽在傅氏面前破坏我，我们十余年的友谊完全毁了。后来我到燕京，北大招我兼课，有一次胡先生召开风谣学会，写上我的名字，他就说：“顾颉刚不是北大的人，为什么写他上去？”后来我在昆明云南大学任教，他在西南联大任教，联大的学生有来听我课的，又有和我通信讨论学问的，他就斥责学生道：“顾颉刚不是联大的教授，你为什么和他往来！”有一个学生写了一封哀婉的信给我，说：“并不是我们疏远了你，我们在这样的环境中是没有自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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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昆明住了不到一年，我到成都，任齐鲁大学国学研究所主任。我和齐大向无渊源，他们的请我是由张维华介绍的。张维华齐大毕业，入燕大研究院肄业，上了我两年的课，后来他又回到齐大教书。抗战后齐大内迁到成都，他是齐大校友，主张恢复国学研究所，请我当主任。我因免得在昆明受罗常培等的气，慨然应允。我的意思，在抗战期内，我既不能投降敌伪，就在齐大歇脚；待到抗战结束，这研究所的根基已打好了，我就离开齐大，把研究所交张维华接办。不知道他所以拉我到齐大的原因，是为想把持研究所，要我当个傀儡主任。但我的负责任的精神使我不能当傀儡，他就感到碍手碍脚，联络了钱穆来倒我。说到钱穆的起来，我应当担负一半的责任。他在中学读书时，为了闹风潮被开除，当了十年的小学教员。但因他实在用功，课余常写文章，所以为中学校长所知，升任了中学教员。又做了八九年，他的著作出版得更多了。我还到家乡，他把《先秦诸子系年考辨》的稿本给我看，我想不到一个中学教员能有这样的成就，就把他介绍到燕大做讲师。过了一年，北大要请一位中国通史的教员，我又把他荐去。他是自学进修的人，有这样成功当然值得骄傲。但在北平的环境里，究竟专家多，要骄傲也谈何容易，所以他还可以专心读书写作。后来流亡到昆明，因为他孤高，所以也为罗常培所排挤，他就搬出了联大的宿舍，住到宜良去，有课时乘火车来。我为他这般生活太不安定，又介绍他到齐大。但成都的空气和北平大不相同，那边是有三四百种大小宗教的地方，佩服一个人时总喜欢捧他做教主。钱穆能言善辩，在华西坝上课时，不但齐大学生来听，其他各大学的学生也来听，城里许多中学教员也来听，以至课堂容不下，每次上课必在大礼堂，使他觉得自己真成了圣人，骄傲的气焰扑人欲倒。张维华看他有如此的社会地位，就联合了他来打击我，想入非非地造出谣言来。我受不了这种侮辱，于是我到了重庆，而和国民党发生了些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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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现在时代，人家看了我这章文字，不免要说：“你有了这样的社会地位，又有学生做后盾，你怕他们什么！人家给你打击，你也以拳还拳好了，何必这样处处退让，让他们高兴！这真是小资产阶级的懦弱性的表现！”但我之所以这样，因为我的唯一目的是研究学问，如果我和人家斗争，固然未必失败，但这块地盘到手之后，一定是丢不掉的包袱，从此我只能终老在这块地盘上，成了一个正式的“学阀”，研究工作就永远无望了。现在的生活固因漂泊而不安，但肩上总是轻松的，只要有适当的环境，立刻可以做理想的脑力劳动，实现多年期望的生产计划，岂不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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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颉刚自传 我怎样脱离了国民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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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年轻时，国民党在孙中山先生领导之下是唯一有办法、有希望的政党。中山先生在北京逝世，停灵在社稷坛，我去瞻仰他的遗容，又读了他的《三民主义》，心悦诚服到极度。国民革命后，我第一次看见做纪念周，感动得流泪，心想从此中国得救了。可是在那时我已走上了研究学问之路，我自省没有政治才，我不愿参加政党，所以有人拉我进党时我都拒绝。到了中山大学，党费是在每月薪金里扣除的，然而并不做党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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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6年，我为办民众读物，到南京捐款。那时政府正讳言抗日，一班官员，自然奉命唯谨，所以捐不到多少钱。只有朱家骅说：“这件事情可以唤起民众的民族意识，是极重要的一件事。由你出来做，更好。我可以在中央党部里替你弄些钱，只是有一桩，你须得入党，否则以党内的钱供党外人花是说不过去的。”我为要事业成功，不惜牺牲了平昔的主张，就答应了。为了我已有社会地位，所以不曾经过预备党员这个阶段，立刻做了正式党员。这是我入国民党的一幕。可是我虽入了党，始终没有参加过区党部的集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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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里，我应当说明朱氏和我的关系。当民国初年，北大设有预科，分甲、乙两部：甲部是准备学文科和法科的，读英、法两种文字；乙部是准备学理科和工科的，读英、德两种文字。朱氏初到北大，是教德文的预科讲师，那时我已入本科，不曾相识。后来他留德归来，任北大地质系教授，其时我在国学研究所工作，难得见面。不过那时我发表的文字太多了，也使他注意到我。国民革命时，他任中山大学的委员，主张请我去也有他的成分。我去后碰到鲁迅辞职风潮，受了购书的任务，一共花了10万元，得到五六十万册，充塞了中大许多间屋子。以一暑假工夫有此成绩，颇使他惊讶。后来他做了浙江建设厅长，到杭州，那里是我买书最多的地方，他听了书肆里讲我的故事，说：“送他书也不要，自己要的书也花钱买，这是从来为公家办事的人所没有的。”使他更要拉拢我在一块做事。他虽做厅长，仍兼中大副校长，隔几个月来一次，我向他请求设备费、印刷费，他无不批准，所以我在中大里可以做出许多事来。到1929年，我要离开中大，他一定不答应。但因他不在广州，没法阻挡我的行程。我终于到了燕大，他也没奈我何。这时我既从事民众读物，他就表示他的同情与协助，而把我拉进了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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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颉刚自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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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颉刚在重庆北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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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颉刚自传 1941年，我在齐大，他连来许多函电，要我到重庆去办《文史杂志》。我很奇怪，为什么在这抗战紧张的时候要办这种太平时候的刊物，我辞谢不去，但他仍是不断地来催我。恰巧在这时候，张维华和钱穆合力倒我，我想：成都既不可留，还是到重庆去罢，就于“大隧道惨案”那一天飞去了。见面之后，我问他办这个刊物的原因，他说：“抗战以来，物价日高，一班大学教授生活困难。政府正替他们想办法，这个杂志就是办法的一种，要使能写文章的文学院教授们得到些稿费做生活的补助。”我又问他：“为什么一定要我来呢？”他说：“这个刊物虽是党部里办的，却是纯学术性。以前卢逮曾主编，但他没有学术地位与号召力，决不能编好，所以非请你来不可。”那时朱氏是中央组织部长，吴铁城是中央执行委员会秘书长，这个杂志社是属于秘书处的。社长是叶楚伧，我是副社长兼总编辑。叶氏多病，长住山洞林主席官邸内养病，我只见了一次。当时决定社中经费每月8000元，开头是够用的，但后来就越过越难。我与吴铁城素无渊源，他又是一个标准的“官僚派”，气味不相投，我就不愿去看他。经费不够用时请求增加，他老是不理，所以《文史杂志》的稿费愈来愈低，落到水平线以下，所谓补助文学院教授这句话毕竟成了空话，好稿子也没得来了。大约吴氏受了“二陈”的暗示，要逼我自请停办，但我是吃苦吃惯了的，还撑得下去。直到1945年2月，我在文化界发表的要求召开临时紧急会议，组织战时全国一致政府的宣言上签了名，经费才真的停了。但我还靠中国出版公司的资助，这杂志没有停。到胜利后这公司关了门，我还交文通书局出版。直至金圆券发行，市场大乱，书肆无法再出，然后咽了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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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陈”对我的攻击可以说是很严重的。我在北平办民众读物，他们讽市党部来弹劾我，已见前章。这次又断绝我的经济来源，要逼倒《文史杂志》，可说是第二次。我对“二陈”，向来不熟，无恩无怨。他们所以要这样打击我，目标原不在我而在朱，唯恐朱的势力大过了他们。所以有一年，“中全会”朱氏被选为考试院副院长，他们就造谣言，说：“朱家骅要辞去教育部长，新任是顾颉刚了。”有人来告我，我莞尔道：“连一个小小的《文史杂志》社还办不好，哪能管教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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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氏要我到重庆，并不专为编《文史杂志》，而是要我帮他做边疆工作。他在组织部里办了一个边疆语文编译委员会，他自兼主任委员，要我做副主任委员。我说：“我虽极热心于边疆工作，但我是半路出家，不懂得边疆语文的，我负不了这个责任。既经部里要办这个机关，我介绍韩儒林君何如？他是懂得蒙、藏文的，又是蒙古史专家。”他听了我的话，趁着到成都的方便，亲自到韩家去访问，回来对我说：“我很感谢你，这位先生真是一位专家。但他正患肺病，应当静养，你代他一个时候何如？”我没法拒绝，只得应承。这个会在我计划之下，请了许多蒙、藏、阿拉伯、暹罗、越南诸种语文的专家，先译《三民主义》，次则准备译《论语》、《孟子》等书，希望边疆各族及和我国接境的各族能了解中国文化及其前进的道路。本来这项工作可以干好，但因我那时已在中央大学任教，我不能常到会里去，一星期只到一两天，实际主持会中事务的是边疆党务处处长李永新，他是C. C. 系的分子，不愿朱氏搞好这个机关，所以用消极方法来破坏，工作就很难推动。朱氏对此事固然热心，但他太忙了，平均一天见80个客，夜中看100多件公事，又有开会交际等务，向他当面讲好的事也往往忘记办。我觉得，如我只用做官的态度敷衍下去，我良心的痛苦更要加甚。所以管了一年零四个月之后，我就下了一个决心向朱氏辞了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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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重庆不久，政府任顾孟余为中央大学校长，他邀我做史学系主任。我说：“我是北大出身，中大和北大向来不能沆瀣一气，如果我做史学系主任，恐怕又闹出麻烦来。如果一定要我担任些事务，我做个出版部主任如何？”他就任我为史学系教授兼出版部主任，我们筹划出文史哲、科学、社会科学三种季刊以及分院的丛书，可是不久就碰了壁。顾氏本是改组派，属于汪精卫一系，抗战起后住在香港。汪氏想组织伪政府时，他竭力反对，为避免汪氏的拉拢，便迁居到重庆。蒋氏要他做官，他不肯，因此免了中大校长罗家伦的职而改任他。他自从铁道部下野之后，十年没有做事，把全国新出版物读了不少，国内各方面的专家都给他登记起来，论理，他做了大学校长一定可以做出一点事。不幸教育部长是陈立夫，他是只知有系而不知有党，只知有党而不知有国的人，在他极端褊狭的心肠中，总想把C. C. 系统一全国大学。西北临时大学本来徐诵明做得很好，他派张北海做该校法学院长，带了手枪去发给学生，教他们闹起风潮来，就把徐氏逼走。中央大学，他满意把校长一席位置他的部下，不料蒋氏下了手谕派顾孟余，势不可挽回。顾氏行辈资格全出陈氏之上，又没法使他屈服在C. C. 系统之下。于是他就用“经济封锁”的办法来对付他。本来学校的经费以经常费为主、临时费为副，但到这几年，币值惨跌，变成了以临时费为主，经常费已不足轻重。那时适值沙坪坝大轰炸，中大校舍毁坏甚多，要重行修建，到教部请款。教部批道：“修建费暂由该校自筹垫付，俟完成后再由本部拨给。”待到完成，这笔钱左催右催再也不来。第二年，教育部下了一道命令道：“近来沦陷区青年来后方的甚多，该校应大量增加新生名额，俾不致耽误其学业。”顾氏遵了他的命令，增加名额四百。到快开学的时候，教部又派了400名来。既增出800名之多，课堂、宿舍、饭厅等不够用，又该盖房子了；学生既多，教员也必增请，教员宿舍又须添盖了。再去请款，教部仍批令先行筹垫，到造好时依然不付。这两次建筑费使得顾氏负了800万元的债，他相识的银行已经不能再帮他的忙了。那时是1942年的冬天，800万元实在是一个极重的负担。他无可奈何，去见蒋氏，请求辞职。蒋氏问他原因，他说明前情，蒋说：“这有什么困难呢，只要你来一个呈文，由我批交国库，发出就是了！”顾氏满心以为问题解决，就去了一个呈文。哪知道陈果夫是侍从室第三处主任，这呈文落在他的手里压了起来，再无回音。蒋氏事忙，早已忘记。顾氏是一个有骨气的人，他决绝辞了职。自1941年秋，到四三年春，他做了不到两年的校长，天天做无米之炊。穷得校中生不起炉子，全校师生没有热水喝，教员上了两堂，口渴了，跑到中渡口茶坊中喝水去。学生亦然，和教员做了茶侣。至于穷学生没钱上茶坊的，只得永远不喝水了，因此害病的非常多。我主持了出版部，只买了一架石印机，印些有插图的讲义，又勉强出了三册季刊。校中已付给我10万元设备费，但过不了几天，因为穷得无奈，又索还了。我在这等情况中毫无摆布，就和顾氏同了进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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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1年，陈立夫曾和我开一个玩笑。这件事关系史学，常有人提起，所以我就在这里记述一下。我在1923年讨论古史时，曾引《说文》的“禹，虫也，从禸，象形”及“禸，兽足踩地也”，疑禹本是古代神话里的动物。这本是图腾社会里常有的事，不足奇怪。陈立夫屡在演讲里说“顾颉刚说大禹王是一条虫呢”，博得大家的一笑。这是意见不同，也无所谓。到那时，一天晚上，顾毓琇来，问我：“禹的生日可考不可考？”我说：“禹是神话中人物，尚不必有其人，何从考出他的生日。不过在川西羌人住居的松、理、茂、汶等地方，他们以六月六日为禹的生日，祭祀祷赛很热闹，这是见于地方志的。”他问了这件事就走了，我也不知道他的用意何在。过了些时，看见政府于六月六日举行“工程师节”，报纸上出有特刊，内有陈立夫的一篇文章，说：“大禹治水是我国工程史上第一件事情，现在禹的生日已由顾颉刚先生考出，是六月六日，所以我们就定这一天为‘工程师节’。”我才明白顾毓琇前些时的问就为的这件事。禹以六月六日生，本是一个羌人的传说，只要翻翻地方志就可以知道，何劳我的考证。这不是愚弄我是什么！嗣后，中大教授缪凤林就作文骂我，说我“既说禹为虫，又考出他的生日来”，好像我只会信口乱谈似的。实在，陈立夫正要借了缪凤林说出这番话来以压倒我的古史研究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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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我在陪都，所以政府又给我一个参政员的头衔。自1941年至四七年，经过三次改选，我虽签名在文化界的要求组织联合政府的宣言上，居然不曾除名。我刚去时很热心，着力做了几个提案，也曾被通过，但政府对于通过的案件，向来是不执行的，所以提案是白纸黑字，通过的议案还是白纸黑字。我认识了这种情形，以后也懒得做此傻事。只有质问有时使得几个部长下不了台；但他们仍有一个躲避的办法，就是“书面答复”，一经书面答复，自有秘书们替这位长官作文章，滑过去了。我对陈立夫曾有一个严厉的质问，他自从做了教育部长之后，大量添设学校，安置他的私人；又办了许多独立或附设的师范学院，规定凡做中学校长的一定是师范学院出身，为将来控制选举，扩充C. C. 势力的准备。大学和学院开了许多而教授人选不够，只有滥竽升格，因此有刚在大学毕业的人而做教授的，上年已给会中质问，他无可答复，保证此后不再添设。哪知他第二年就创办了贵州大学，以他的私人张廷休做校长，经费十分充足，校中刚有一年级学生，而已请了三四年级的教员，教员没有功课开，就尽管拿钱不做事；拿中央大学没有水喝的苦境来比，简直有天堂地狱的判别。我质问他，为什么去年保证不添设而今年又添设？为什么新设的贵大会有这等的浪费？这质问他当然诿之书面答复。嗣后我和他同在一处吃饭，席散后，他避人责我：“顾先生，要是你不是国民党，你不妨这般质问我。但你是国民党，就不该这样！”我说：“贵州大学不是国民党的经费办的呀，我们只该就政论政，有什么党不党呢！”有一次，蒋氏招待茶点，请大家表示意见。有一位老先生，站起来不客气地说：“现在文官、武官都是贪污，贪污的程度比了前清的亲贵还厉害，比了民初的军阀还要厉害！”蒋氏即勃然大怒，说：“你老先生恐怕中了共产党的宣传吧？国民党就有不好之处，亦何至像亲贵和军阀，你以后说话要小心才是！”我听了蒋和陈的两次谈话，才真实知道国民党的腐败已到了不可救药的地步，高级的人不愿接受批评，下级的人自然可以一无顾忌地横行，不怕人家的告发。好像一座木材筑成的房屋，满生了白蚂蚁，已蛀得空空的，哪有不塌下来的道理。我既没有和你们一同误国，何必和你们一同担负误国的责任，所以我决心退出来。胜利之后，熊式辉要我做东北行辕教育处长；朱家骅要我做教育部东北特派员，其后又要我做社会教育学院院长；顾祝同要我做江苏学院院长，我都坚决地拒绝。1946年国民大会把我的名字列在“社会贤达”类里，我一报到就走，到复旦大学和社会教育学院上课；后来他们催得紧了，才在临闭会的时候去了几天。待到第二年为了选总统而选国大代表，政府把我的名字列在东区的教育界候选人里面，社教院的先生们对我说：“只要你请吃一次茶，我们都选你。”但我摇头说：“我决不竞选，谢谢诸位的好意！”因此，就没有当选。可是后来看见政府印出的代表名录上，却有我的名字，这太奇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