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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颉刚自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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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颉刚在重庆北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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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颉刚自传 1941年,我在齐大,他连来许多函电,要我到重庆去办《文史杂志》。我很奇怪,为什么在这抗战紧张的时候要办这种太平时候的刊物,我辞谢不去,但他仍是不断地来催我。恰巧在这时候,张维华和钱穆合力倒我,我想:成都既不可留,还是到重庆去罢,就于“大隧道惨案”那一天飞去了。见面之后,我问他办这个刊物的原因,他说:“抗战以来,物价日高,一班大学教授生活困难。政府正替他们想办法,这个杂志就是办法的一种,要使能写文章的文学院教授们得到些稿费做生活的补助。”我又问他:“为什么一定要我来呢?”他说:“这个刊物虽是党部里办的,却是纯学术性。以前卢逮曾主编,但他没有学术地位与号召力,决不能编好,所以非请你来不可。”那时朱氏是中央组织部长,吴铁城是中央执行委员会秘书长,这个杂志社是属于秘书处的。社长是叶楚伧,我是副社长兼总编辑。叶氏多病,长住山洞林主席官邸内养病,我只见了一次。当时决定社中经费每月8000元,开头是够用的,但后来就越过越难。我与吴铁城素无渊源,他又是一个标准的“官僚派”,气味不相投,我就不愿去看他。经费不够用时请求增加,他老是不理,所以《文史杂志》的稿费愈来愈低,落到水平线以下,所谓补助文学院教授这句话毕竟成了空话,好稿子也没得来了。大约吴氏受了“二陈”的暗示,要逼我自请停办,但我是吃苦吃惯了的,还撑得下去。直到1945年2月,我在文化界发表的要求召开临时紧急会议,组织战时全国一致政府的宣言上签了名,经费才真的停了。但我还靠中国出版公司的资助,这杂志没有停。到胜利后这公司关了门,我还交文通书局出版。直至金圆券发行,市场大乱,书肆无法再出,然后咽了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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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陈”对我的攻击可以说是很严重的。我在北平办民众读物,他们讽市党部来弹劾我,已见前章。这次又断绝我的经济来源,要逼倒《文史杂志》,可说是第二次。我对“二陈”,向来不熟,无恩无怨。他们所以要这样打击我,目标原不在我而在朱,唯恐朱的势力大过了他们。所以有一年,“中全会”朱氏被选为考试院副院长,他们就造谣言,说:“朱家骅要辞去教育部长,新任是顾颉刚了。”有人来告我,我莞尔道:“连一个小小的《文史杂志》社还办不好,哪能管教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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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氏要我到重庆,并不专为编《文史杂志》,而是要我帮他做边疆工作。他在组织部里办了一个边疆语文编译委员会,他自兼主任委员,要我做副主任委员。我说:“我虽极热心于边疆工作,但我是半路出家,不懂得边疆语文的,我负不了这个责任。既经部里要办这个机关,我介绍韩儒林君何如?他是懂得蒙、藏文的,又是蒙古史专家。”他听了我的话,趁着到成都的方便,亲自到韩家去访问,回来对我说:“我很感谢你,这位先生真是一位专家。但他正患肺病,应当静养,你代他一个时候何如?”我没法拒绝,只得应承。这个会在我计划之下,请了许多蒙、藏、阿拉伯、暹罗、越南诸种语文的专家,先译《三民主义》,次则准备译《论语》、《孟子》等书,希望边疆各族及和我国接境的各族能了解中国文化及其前进的道路。本来这项工作可以干好,但因我那时已在中央大学任教,我不能常到会里去,一星期只到一两天,实际主持会中事务的是边疆党务处处长李永新,他是C. C. 系的分子,不愿朱氏搞好这个机关,所以用消极方法来破坏,工作就很难推动。朱氏对此事固然热心,但他太忙了,平均一天见80个客,夜中看100多件公事,又有开会交际等务,向他当面讲好的事也往往忘记办。我觉得,如我只用做官的态度敷衍下去,我良心的痛苦更要加甚。所以管了一年零四个月之后,我就下了一个决心向朱氏辞了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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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重庆不久,政府任顾孟余为中央大学校长,他邀我做史学系主任。我说:“我是北大出身,中大和北大向来不能沆瀣一气,如果我做史学系主任,恐怕又闹出麻烦来。如果一定要我担任些事务,我做个出版部主任如何?”他就任我为史学系教授兼出版部主任,我们筹划出文史哲、科学、社会科学三种季刊以及分院的丛书,可是不久就碰了壁。顾氏本是改组派,属于汪精卫一系,抗战起后住在香港。汪氏想组织伪政府时,他竭力反对,为避免汪氏的拉拢,便迁居到重庆。蒋氏要他做官,他不肯,因此免了中大校长罗家伦的职而改任他。他自从铁道部下野之后,十年没有做事,把全国新出版物读了不少,国内各方面的专家都给他登记起来,论理,他做了大学校长一定可以做出一点事。不幸教育部长是陈立夫,他是只知有系而不知有党,只知有党而不知有国的人,在他极端褊狭的心肠中,总想把C. C. 系统一全国大学。西北临时大学本来徐诵明做得很好,他派张北海做该校法学院长,带了手枪去发给学生,教他们闹起风潮来,就把徐氏逼走。中央大学,他满意把校长一席位置他的部下,不料蒋氏下了手谕派顾孟余,势不可挽回。顾氏行辈资格全出陈氏之上,又没法使他屈服在C. C. 系统之下。于是他就用“经济封锁”的办法来对付他。本来学校的经费以经常费为主、临时费为副,但到这几年,币值惨跌,变成了以临时费为主,经常费已不足轻重。那时适值沙坪坝大轰炸,中大校舍毁坏甚多,要重行修建,到教部请款。教部批道:“修建费暂由该校自筹垫付,俟完成后再由本部拨给。”待到完成,这笔钱左催右催再也不来。第二年,教育部下了一道命令道:“近来沦陷区青年来后方的甚多,该校应大量增加新生名额,俾不致耽误其学业。”顾氏遵了他的命令,增加名额四百。到快开学的时候,教部又派了400名来。既增出800名之多,课堂、宿舍、饭厅等不够用,又该盖房子了;学生既多,教员也必增请,教员宿舍又须添盖了。再去请款,教部仍批令先行筹垫,到造好时依然不付。这两次建筑费使得顾氏负了800万元的债,他相识的银行已经不能再帮他的忙了。那时是1942年的冬天,800万元实在是一个极重的负担。他无可奈何,去见蒋氏,请求辞职。蒋氏问他原因,他说明前情,蒋说:“这有什么困难呢,只要你来一个呈文,由我批交国库,发出就是了!”顾氏满心以为问题解决,就去了一个呈文。哪知道陈果夫是侍从室第三处主任,这呈文落在他的手里压了起来,再无回音。蒋氏事忙,早已忘记。顾氏是一个有骨气的人,他决绝辞了职。自1941年秋,到四三年春,他做了不到两年的校长,天天做无米之炊。穷得校中生不起炉子,全校师生没有热水喝,教员上了两堂,口渴了,跑到中渡口茶坊中喝水去。学生亦然,和教员做了茶侣。至于穷学生没钱上茶坊的,只得永远不喝水了,因此害病的非常多。我主持了出版部,只买了一架石印机,印些有插图的讲义,又勉强出了三册季刊。校中已付给我10万元设备费,但过不了几天,因为穷得无奈,又索还了。我在这等情况中毫无摆布,就和顾氏同了进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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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1年,陈立夫曾和我开一个玩笑。这件事关系史学,常有人提起,所以我就在这里记述一下。我在1923年讨论古史时,曾引《说文》的“禹,虫也,从禸,象形”及“禸,兽足踩地也”,疑禹本是古代神话里的动物。这本是图腾社会里常有的事,不足奇怪。陈立夫屡在演讲里说“顾颉刚说大禹王是一条虫呢”,博得大家的一笑。这是意见不同,也无所谓。到那时,一天晚上,顾毓琇来,问我:“禹的生日可考不可考?”我说:“禹是神话中人物,尚不必有其人,何从考出他的生日。不过在川西羌人住居的松、理、茂、汶等地方,他们以六月六日为禹的生日,祭祀祷赛很热闹,这是见于地方志的。”他问了这件事就走了,我也不知道他的用意何在。过了些时,看见政府于六月六日举行“工程师节”,报纸上出有特刊,内有陈立夫的一篇文章,说:“大禹治水是我国工程史上第一件事情,现在禹的生日已由顾颉刚先生考出,是六月六日,所以我们就定这一天为‘工程师节’。”我才明白顾毓琇前些时的问就为的这件事。禹以六月六日生,本是一个羌人的传说,只要翻翻地方志就可以知道,何劳我的考证。这不是愚弄我是什么!嗣后,中大教授缪凤林就作文骂我,说我“既说禹为虫,又考出他的生日来”,好像我只会信口乱谈似的。实在,陈立夫正要借了缪凤林说出这番话来以压倒我的古史研究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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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我在陪都,所以政府又给我一个参政员的头衔。自1941年至四七年,经过三次改选,我虽签名在文化界的要求组织联合政府的宣言上,居然不曾除名。我刚去时很热心,着力做了几个提案,也曾被通过,但政府对于通过的案件,向来是不执行的,所以提案是白纸黑字,通过的议案还是白纸黑字。我认识了这种情形,以后也懒得做此傻事。只有质问有时使得几个部长下不了台;但他们仍有一个躲避的办法,就是“书面答复”,一经书面答复,自有秘书们替这位长官作文章,滑过去了。我对陈立夫曾有一个严厉的质问,他自从做了教育部长之后,大量添设学校,安置他的私人;又办了许多独立或附设的师范学院,规定凡做中学校长的一定是师范学院出身,为将来控制选举,扩充C. C. 势力的准备。大学和学院开了许多而教授人选不够,只有滥竽升格,因此有刚在大学毕业的人而做教授的,上年已给会中质问,他无可答复,保证此后不再添设。哪知他第二年就创办了贵州大学,以他的私人张廷休做校长,经费十分充足,校中刚有一年级学生,而已请了三四年级的教员,教员没有功课开,就尽管拿钱不做事;拿中央大学没有水喝的苦境来比,简直有天堂地狱的判别。我质问他,为什么去年保证不添设而今年又添设?为什么新设的贵大会有这等的浪费?这质问他当然诿之书面答复。嗣后我和他同在一处吃饭,席散后,他避人责我:“顾先生,要是你不是国民党,你不妨这般质问我。但你是国民党,就不该这样!”我说:“贵州大学不是国民党的经费办的呀,我们只该就政论政,有什么党不党呢!”有一次,蒋氏招待茶点,请大家表示意见。有一位老先生,站起来不客气地说:“现在文官、武官都是贪污,贪污的程度比了前清的亲贵还厉害,比了民初的军阀还要厉害!”蒋氏即勃然大怒,说:“你老先生恐怕中了共产党的宣传吧?国民党就有不好之处,亦何至像亲贵和军阀,你以后说话要小心才是!”我听了蒋和陈的两次谈话,才真实知道国民党的腐败已到了不可救药的地步,高级的人不愿接受批评,下级的人自然可以一无顾忌地横行,不怕人家的告发。好像一座木材筑成的房屋,满生了白蚂蚁,已蛀得空空的,哪有不塌下来的道理。我既没有和你们一同误国,何必和你们一同担负误国的责任,所以我决心退出来。胜利之后,熊式辉要我做东北行辕教育处长;朱家骅要我做教育部东北特派员,其后又要我做社会教育学院院长;顾祝同要我做江苏学院院长,我都坚决地拒绝。1946年国民大会把我的名字列在“社会贤达”类里,我一报到就走,到复旦大学和社会教育学院上课;后来他们催得紧了,才在临闭会的时候去了几天。待到第二年为了选总统而选国大代表,政府把我的名字列在东区的教育界候选人里面,社教院的先生们对我说:“只要你请吃一次茶,我们都选你。”但我摇头说:“我决不竞选,谢谢诸位的好意!”因此,就没有当选。可是后来看见政府印出的代表名录上,却有我的名字,这太奇怪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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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里的同事和我争名,千方百计来打倒我。政府里不然,要把名送给我,什么会议都挂上我的一块牌子,但不要我做事,也不用我的计划做事。这两种滋味在这二十余年里我尝够了,我也尝厌了,我决计退出。所以1947年国民党举行重新登记,凡未登记的都算脱党,我就不去登记,我脱离了国民党,精神上是怎样的松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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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不到解放之后,一般人以“献九鼎”做成我的罪状。这事我在别处不辩,但在这自传里要说个清楚。1943年1月11日,中英、中美另定新约,废除百年来的不平等条约,这是抗战以来第一件可喜事,我们精神都为之一振。全国大学党部和工矿党部议决庆祝,并由民生厂铸铜鼎九座献给蒋氏致敬。因为我在中大,所以由中大的同学邀我撰鼎铭,适有历史系学生刘起钎善作文言文,我交给他做了。铭文中有“亲仁善邻,罔或予侮。我士我工,载欣载舞”的话,也是实在的情形。我把刘君所拟的送去,说明不是我作的,但过几天报纸上登出来,仍写了我的名字,这是他们要引我的名以为重的意思。这献鼎的事既不出于我的提议,又不出于我的设计,制成之后我不但未见实物,连照片也没有见。哪知隔了六年,忽然旧事重提,说我献鼎。我哪里来的铸鼎的工料钱?倘使我存心迎合,我岂不是早做了官?再说,当时国、共合作尚未决裂,共产党尚喊“拥护蒋委员长”的口号,而废除不平等条约也未始不是共产党该庆幸的事,这鼎铭就使是我做也并不在今天犯罪。拿这件事来攻击我,并不能使我“内疚神明,外惭清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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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我的一生是虚名误了我。拉拢我的人并非真为我有才,乃是因为我有名,要我在他们的锦上添一朵花。攻击我的人也不是真为我有罪,乃是因为我有名,要先把我打倒了好在眼中拔去一个钉。真正知我的人,真正要用我的人,希望他们洗剥掉我的虚名,把我放在合适的研究室里,让我做出些实实在在的工作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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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颉刚自传 我怎样进了商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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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性格和才力,学界、政界中尚不得相安,何况持筹握算、孳孳为利的商界,臭味当然更不能相投,何以我偏愿去?这事说来,也有个久长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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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2年夏天,我的祖母逝世,因需办理丧葬等事,我一时不能回北大服务,就请校中留职停薪,住在家里。那时新学制颁布,商务印书馆急需编辑中小学教科书,招我到馆任国文、历史两种工作,苏、沪路近,容易顾家,我就到了上海,这是商务的全盛时代,编辑部300多人,全馆职工3000多人,使我看到了现代化的出版企业。沈雁冰、胡愈之、郑振铎、叶圣陶、周予同、王伯祥、章锡琛,都是同事,天天见面。有一回,振铎激昂地说:“商务是靠教科书赚钱的,我们替资本家编教科书,拿的薪水只有100元左右,而为他们发的财至少有一二百万,我们太吃亏了!我们应当自己经营一个书店,到力量充足的时候也来出版教科书,岂不是我们的一切的经济问题都解决了!”大家听了,各各赞成,过几天就结合了一个团体,由予同起名,那时他醉心清代的朴学,定为“朴社”;推我为总干事;每一社员按月缴付10元,作为公积。第二年教科书编好,我的家事也安排妥当,我就回了北大。1924年秋天,江、浙有“齐卢之战”,上海紧张,他们为有避难的迫切要求,把两年来存储的款子收回去了。我听得这消息,大为不满,就在北京招集朋友,重新组织起来,其时参加的有范文澜、冯友兰、郭绍虞、吴维清、潘家洵、俞平伯、朱自清、蒋仲川等,编印书籍多种;不久又在北大第二院对门租赁房屋,开一书店,命名景山书社,作为门市部。我编的《古史辨》就是在这里出版的;真想不到,这样专门的东西竟销路奇佳,一年中翻印了几版,因此这个铺子就站住了。但因我们都在大学里教书,不能有一个专人集中精神来管理,而且商人刁滑,发出了书常常收不到钱,我们对付不来,至于销路不畅的书,又徒然压了书架,所以《古史辨》卖得虽好而这铺子还是不能获利。我把《古史辨》一集一集出下去,不支版税,门面赖以维持,居然延到了抗战。抗战之后,并入开明书店;开明原是朴社的上海同仁开的,可说是由合而分,再由分而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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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有了一回开书铺的经验,我总想和很能经商的人合作。眼前有一个模范,就是商务的张元济和夏粹芳。夏氏本是工人出身,他能管理工厂及商店。张氏是前清翰林,戊戌政变时,西太后嫌他是新党,给以革职永不叙用的处分,他不能在政治上发展,回到上海,入南洋公学任教,后来和夏氏联合而把商务扩大起来。当时社会开始蜕变,大家知道《四书》、《五经》已不适于做教科书之用,但想不出一种新式的教科书来。杭州人叶瀚模仿了千字文的形式编出了《天文歌诀》和《地球韵言》,把天文、地理的科学知识作成了四个字一句的东西,虽说是“旧瓶装新酒”,然而文字古雅,小孩子读了不能懂;而且没有插图,就是老师也何尝懂得。南洋公学编了一种《蒙学课本》,开头是单字,继以两字以上的名词,又继以句子,又继以短篇文章,又继以长篇文章,深得循序渐进之意。但这课本只有一册,从单字到长篇文章在一册内读完,不知道他们要把这一册书占据一个孩子的多少时间?如说一年,孩子知识的进步哪能这等快?如说五年,那么一课书是不是读半个月?所以这还是不适宜的。大约张先生也感到这个困难,所以他进了商务之后就集合许多人编出一套《最新初等小学国文教科书》,其循序渐进的方式和《蒙学课本》一样,但是他分为十册,每课都有插图,每册都有彩色图两幅,图文对照,更没有看不懂的;选取材料又多是富有趣味的,令儿童高兴去接近。这部书一出来,大家觉得耳目一新,竞买给子弟读,虽是私塾先生教惯《四书》、《五经》的也教学生换读这书,中国的新式教育在这书上奠定了基础,商务的商业资本也在这书上大量地扩展,于是商务执了文化界的牛耳。张先生在这个时候要干他的本行了,就编《四部丛刊》和《百衲本二十四史》,把许多好版本,介绍给读者。这又是一个大贡献。我深信以我的兴趣和才力来步张先生的后尘,是做得到的,只是夏粹芳到哪里去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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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常梦想着我如能把握一个力量充足的书肆,我当做两条路的开展,一条路是新的,一条路是旧的。所谓“新路”,就是民众读物。我们以前的通俗读物编刊社,出了600种小册子,销了5000万本,可见民众是怎样需要新的读物。近数十年来,教育渐渐普及,民众识字的日多,但他们识了字之后就苦于无书可读,只能看几本旧唱本、旧戏剧、旧小说。这都是几百年或几十年前所作,思想非常陈腐,毒素太多,他们受了新式的识字教育之后,如想再进一步便非接受这种含有毒素的教育不可,岂不可骇可痛!岂不是识了字反而害了他们!我们以前编辑民众读物,主要目的在激励他们的民族思想和对于日本军阀的仇恨,太过单调,我也自知。所以然者,本没有新式的民众文学家,要写别的东西不容易写,只有这一套可以提起笔来就是。这在正常的状态下是不合适的。我们要做好这个工作,一定要常常大规模地征文,无论社会科学、自然科学、应用科学各方面都要,看其文笔斐然、思虑灵活的给予进修的机会,而在进修期内又限定他一年中要缴到几次成绩,这样就可使他学识与技术同时并进,学识愈高,通俗化的技术也愈高,如此,民众的知识也就跟着他提高了。这当然要花一笔大钱,可是这笔钱花出之后是有报偿的,是有优厚的利息的,国家为了教育民众固然应当做,就是持筹握算的商人只要他们眼光放得远一点也该做。教科书只有在校的学生读着而已,而已使商务在过去四十多年中成了书业的领导者。何况这民众读物是普遍到各阶层的,工、农、商、兵无不可看,教师、学生无不可看,家庭妇女无不可看,只要会做,将来扩大为几个以至几十个商务印书馆也不难咧!这是新的一条路,正衔接着商务的教科书而前进的。至于旧的,就是整理古书,使得凡是读中国古书的人必须看我们这一部,使得这一部成为长时期的标准本。张先生的《四部丛刊》固然有价值,但他只是把古本的原样介绍出来而已,至多只有把一两种古本对勘,附一校勘记而已,根本他没有整理,后学者是不容易看的。何况古本并不即是善本,真正的善本乃是清代学者的校刻本,他们已经把许多古本集合校勘,并作新注,以清代人文字学和经学根底之好,读书之渊博,当然这些本子的价值远在宋、元刻本之上。张先生专求古刻,不收清刻,以《春秋》责备贤者的眼光看来,未免古董意味太重。至于王云五主编的《万有文库》和《丛书集成》,除了一部分之外也是介绍旧籍;他把古书印成小册子,易带易藏,这设计也不错;他把古书断句,便于寻省,更适合于需要。可是,他做得太潦草了,断句的错误和校勘的粗疏,数也数不清,如果给我时间替他做一个勘误表,篇幅该和《牛津大字典》一样多。我每看他的书,总要蹙额疾首,说:“古书碰了王云五,真走上厄运了!”他为什么这样?因为他要出得快,把古书发出去请人点,一页两毛钱,人家贪图钱多,尽快地点,点毕交他,他又不请人复看,马上发印,以致不但有错字错点而且有错页的。线装书每每有错页,第一页接着第三页,再接着第二页、第四页的;到王云五印书的时候,点的人既不曾看清,校的人更马虎,就随顺了这个错误。当这错页在线装书里,人家看不下了,一看页数自然明白;现在既已重排,原来页数已不存在,当读不下的时候,除非找到原本校对是再也读不下了。所以王云五真是旧书的蟊贼,固不待金圆券的发行而即知其大胆妄为,害国病民了。又中华书局模仿商务,出了一部《四部备要》,既为介绍古本和善本,又不曾加以整理,只是仿宋字排得好看,猜测起来,他们发刊此书的目的恐怕只为替仿宋字做宣传的。我们如做此事,应在大学文、史两系的学生中选取学问有相当根基而心又仔细的,加以几年的训练,然后令他们到各图书馆、各藏书家收集古本和善本,做一度“集校”,再把前人各家的注汇合起来,汰劣存优,做一个“集注”,然后加以标点、分段,做校勘记和索引,使得读者得了这一本便可信任,不必旁骛。这才是真的整理,必有了这个整理而后古书可读,古人遗产的真面目可为极远的后人所认识。印行古书固在现在时代不感甚大的需要,但此事则今日必做,因为能读古书的人越来越少,在二三十年内怕要完全死亡,今日如不请他们担任整理的工作,到时局安定,大家想读古书的时候,这已是不可挽回的损失了。而且现在全世界人都注意中国,通汉文,读中国古书的日多,只要看两部《皇清经解》在市面上绝了迹,就可知外国人搜购我国线装书数量之多到了什么地步。我们印出这种标准本来,不但全中国的图书馆和大学都要置备,即全世界的图书馆和大学也无不要置备,而且有永久的销路,我们为什么不做。这是旧的一条路,也是衔接着商务的《四部丛刊》而前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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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怀抱了这样一个大计划,可惜找不到大资本家和我合作。有一次,晤见商务的总编辑张天泽,他为和总经理王云五搞得不好,正谋改业,他有志自办一个出版机构。我想,他是厦门人,厦门是商业中心,他从小耳濡目染,想来他懂得经商,他是学经济学的,在商务工作十年,又必然懂得出版的技术和金钱的运用,更具备了适宜的条件,因此怂恿他干。经过许多朋友的帮助集股,到1944年集到了1000万元,当时可换得黄金20条,虽不算多,比了我们的朴社究竟宽裕了。机构成立,定名中国出版公司。不幸得很,他做惯了王云五的干部,没有独当一面的勇气,进一步退两步,迁延复迁延,存在银行的钱愈来愈贬落,我的极热切的期望竟完全落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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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这时,我到北碚游览,认识了亚光舆地学社的金擎宇。他和他的哥哥振宇、纬宇等在抗战揭幕后创办亚光,制印地图。为了那时逃难的民众和开拔的军队都需要地图做旅行中的参考,有一种袖珍的《中国分省图》竟于数年内销了35版,每版1万册,奠定了他们的经济基础。这时他的弟兄在江西、湖南、广西一带推销,他则为了邀请制图人员到重庆。到了之后,知道科学工作人员集中在北碚,制图以北碚为最宜,所以他就在那边盖了几间屋,设立中国制图社。既和我遇见,知道我有意在出版方面发展,就请我加入,成立中国史地图表编纂社,推我为社长。我家居柏溪,离北碚六十里,本不能去,忽然我前妻殷履安一病不起,病中既无法延医购药,死了连棺材都买不到,托人从磁器口买了来才得成殓,因此我痛恨这穷乡僻壤,要迁家到有医院的地方,而北碚恰合这条件,因此我就正式做了社长。过不多时,金氏昆仲来北碚协议扩大组织,招收外股,成立大中国图书局。我当时正值丧妻之际,不但积蓄都光,而且负债累累,哪能加入股子。承他们的好意,替我加入20万元,于是我也成了书局的股东。抗战胜利,书局迁到上海,再谋扩充资本,定股份总额为2亿元。那时币值跌落更快,我的收入因此较多,陆续付款,到招股截止时凑足了200万元,恰占全部股份的百分之一。1946年7月,开股东大会,万想不到,被推为总经理兼编辑部主任。副总经理陈宣人,前在商务担任事务多年,抗战期间在重庆办大信文具公司。经理二人:一金振宇,即前亚光总经理;一丁君匋,前生活书店及《大公报》馆的函购部主任。协理一人:金纬宇,即亚光的副经理。他们为什么选我呢?一因我年龄最长;二因我在教育界工作近三十年,交游众多,做书店生意不能无教育界的联络。我坚决地辞谢,因为我实在不会做经理部工作。但他们说:“不妨,经理部的工作自有我们做,不来烦你。你只要在外面做联络的工作就是了。”因此,我虽负了总经理的名义而仍住在苏州。公司有事,打一电话来,我就到上海去。所以我得在苏州住了两年,担任社教学院的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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