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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颉刚自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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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颉刚在重庆北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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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颉刚自传 1941年，我在齐大，他连来许多函电，要我到重庆去办《文史杂志》。我很奇怪，为什么在这抗战紧张的时候要办这种太平时候的刊物，我辞谢不去，但他仍是不断地来催我。恰巧在这时候，张维华和钱穆合力倒我，我想：成都既不可留，还是到重庆去罢，就于“大隧道惨案”那一天飞去了。见面之后，我问他办这个刊物的原因，他说：“抗战以来，物价日高，一班大学教授生活困难。政府正替他们想办法，这个杂志就是办法的一种，要使能写文章的文学院教授们得到些稿费做生活的补助。”我又问他：“为什么一定要我来呢？”他说：“这个刊物虽是党部里办的，却是纯学术性。以前卢逮曾主编，但他没有学术地位与号召力，决不能编好，所以非请你来不可。”那时朱氏是中央组织部长，吴铁城是中央执行委员会秘书长，这个杂志社是属于秘书处的。社长是叶楚伧，我是副社长兼总编辑。叶氏多病，长住山洞林主席官邸内养病，我只见了一次。当时决定社中经费每月8000元，开头是够用的，但后来就越过越难。我与吴铁城素无渊源，他又是一个标准的“官僚派”，气味不相投，我就不愿去看他。经费不够用时请求增加，他老是不理，所以《文史杂志》的稿费愈来愈低，落到水平线以下，所谓补助文学院教授这句话毕竟成了空话，好稿子也没得来了。大约吴氏受了“二陈”的暗示，要逼我自请停办，但我是吃苦吃惯了的，还撑得下去。直到1945年2月，我在文化界发表的要求召开临时紧急会议，组织战时全国一致政府的宣言上签了名，经费才真的停了。但我还靠中国出版公司的资助，这杂志没有停。到胜利后这公司关了门，我还交文通书局出版。直至金圆券发行，市场大乱，书肆无法再出，然后咽了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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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陈”对我的攻击可以说是很严重的。我在北平办民众读物，他们讽市党部来弹劾我，已见前章。这次又断绝我的经济来源，要逼倒《文史杂志》，可说是第二次。我对“二陈”，向来不熟，无恩无怨。他们所以要这样打击我，目标原不在我而在朱，唯恐朱的势力大过了他们。所以有一年，“中全会”朱氏被选为考试院副院长，他们就造谣言，说：“朱家骅要辞去教育部长，新任是顾颉刚了。”有人来告我，我莞尔道：“连一个小小的《文史杂志》社还办不好，哪能管教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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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氏要我到重庆，并不专为编《文史杂志》，而是要我帮他做边疆工作。他在组织部里办了一个边疆语文编译委员会，他自兼主任委员，要我做副主任委员。我说：“我虽极热心于边疆工作，但我是半路出家，不懂得边疆语文的，我负不了这个责任。既经部里要办这个机关，我介绍韩儒林君何如？他是懂得蒙、藏文的，又是蒙古史专家。”他听了我的话，趁着到成都的方便，亲自到韩家去访问，回来对我说：“我很感谢你，这位先生真是一位专家。但他正患肺病，应当静养，你代他一个时候何如？”我没法拒绝，只得应承。这个会在我计划之下，请了许多蒙、藏、阿拉伯、暹罗、越南诸种语文的专家，先译《三民主义》，次则准备译《论语》、《孟子》等书，希望边疆各族及和我国接境的各族能了解中国文化及其前进的道路。本来这项工作可以干好，但因我那时已在中央大学任教，我不能常到会里去，一星期只到一两天，实际主持会中事务的是边疆党务处处长李永新，他是C. C. 系的分子，不愿朱氏搞好这个机关，所以用消极方法来破坏，工作就很难推动。朱氏对此事固然热心，但他太忙了，平均一天见80个客，夜中看100多件公事，又有开会交际等务，向他当面讲好的事也往往忘记办。我觉得，如我只用做官的态度敷衍下去，我良心的痛苦更要加甚。所以管了一年零四个月之后，我就下了一个决心向朱氏辞了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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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重庆不久，政府任顾孟余为中央大学校长，他邀我做史学系主任。我说：“我是北大出身，中大和北大向来不能沆瀣一气，如果我做史学系主任，恐怕又闹出麻烦来。如果一定要我担任些事务，我做个出版部主任如何？”他就任我为史学系教授兼出版部主任，我们筹划出文史哲、科学、社会科学三种季刊以及分院的丛书，可是不久就碰了壁。顾氏本是改组派，属于汪精卫一系，抗战起后住在香港。汪氏想组织伪政府时，他竭力反对，为避免汪氏的拉拢，便迁居到重庆。蒋氏要他做官，他不肯，因此免了中大校长罗家伦的职而改任他。他自从铁道部下野之后，十年没有做事，把全国新出版物读了不少，国内各方面的专家都给他登记起来，论理，他做了大学校长一定可以做出一点事。不幸教育部长是陈立夫，他是只知有系而不知有党，只知有党而不知有国的人，在他极端褊狭的心肠中，总想把C. C. 系统一全国大学。西北临时大学本来徐诵明做得很好，他派张北海做该校法学院长，带了手枪去发给学生，教他们闹起风潮来，就把徐氏逼走。中央大学，他满意把校长一席位置他的部下，不料蒋氏下了手谕派顾孟余，势不可挽回。顾氏行辈资格全出陈氏之上，又没法使他屈服在C. C. 系统之下。于是他就用“经济封锁”的办法来对付他。本来学校的经费以经常费为主、临时费为副，但到这几年，币值惨跌，变成了以临时费为主，经常费已不足轻重。那时适值沙坪坝大轰炸，中大校舍毁坏甚多，要重行修建，到教部请款。教部批道：“修建费暂由该校自筹垫付，俟完成后再由本部拨给。”待到完成，这笔钱左催右催再也不来。第二年，教育部下了一道命令道：“近来沦陷区青年来后方的甚多，该校应大量增加新生名额，俾不致耽误其学业。”顾氏遵了他的命令，增加名额四百。到快开学的时候，教部又派了400名来。既增出800名之多，课堂、宿舍、饭厅等不够用，又该盖房子了；学生既多，教员也必增请，教员宿舍又须添盖了。再去请款，教部仍批令先行筹垫，到造好时依然不付。这两次建筑费使得顾氏负了800万元的债，他相识的银行已经不能再帮他的忙了。那时是1942年的冬天，800万元实在是一个极重的负担。他无可奈何，去见蒋氏，请求辞职。蒋氏问他原因，他说明前情，蒋说：“这有什么困难呢，只要你来一个呈文，由我批交国库，发出就是了！”顾氏满心以为问题解决，就去了一个呈文。哪知道陈果夫是侍从室第三处主任，这呈文落在他的手里压了起来，再无回音。蒋氏事忙，早已忘记。顾氏是一个有骨气的人，他决绝辞了职。自1941年秋，到四三年春，他做了不到两年的校长，天天做无米之炊。穷得校中生不起炉子，全校师生没有热水喝，教员上了两堂，口渴了，跑到中渡口茶坊中喝水去。学生亦然，和教员做了茶侣。至于穷学生没钱上茶坊的，只得永远不喝水了，因此害病的非常多。我主持了出版部，只买了一架石印机，印些有插图的讲义，又勉强出了三册季刊。校中已付给我10万元设备费，但过不了几天，因为穷得无奈，又索还了。我在这等情况中毫无摆布，就和顾氏同了进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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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1年，陈立夫曾和我开一个玩笑。这件事关系史学，常有人提起，所以我就在这里记述一下。我在1923年讨论古史时，曾引《说文》的“禹，虫也，从禸，象形”及“禸，兽足踩地也”，疑禹本是古代神话里的动物。这本是图腾社会里常有的事，不足奇怪。陈立夫屡在演讲里说“顾颉刚说大禹王是一条虫呢”，博得大家的一笑。这是意见不同，也无所谓。到那时，一天晚上，顾毓琇来，问我：“禹的生日可考不可考？”我说：“禹是神话中人物，尚不必有其人，何从考出他的生日。不过在川西羌人住居的松、理、茂、汶等地方，他们以六月六日为禹的生日，祭祀祷赛很热闹，这是见于地方志的。”他问了这件事就走了，我也不知道他的用意何在。过了些时，看见政府于六月六日举行“工程师节”，报纸上出有特刊，内有陈立夫的一篇文章，说：“大禹治水是我国工程史上第一件事情，现在禹的生日已由顾颉刚先生考出，是六月六日，所以我们就定这一天为‘工程师节’。”我才明白顾毓琇前些时的问就为的这件事。禹以六月六日生，本是一个羌人的传说，只要翻翻地方志就可以知道，何劳我的考证。这不是愚弄我是什么！嗣后，中大教授缪凤林就作文骂我，说我“既说禹为虫，又考出他的生日来”，好像我只会信口乱谈似的。实在，陈立夫正要借了缪凤林说出这番话来以压倒我的古史研究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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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我在陪都，所以政府又给我一个参政员的头衔。自1941年至四七年，经过三次改选，我虽签名在文化界的要求组织联合政府的宣言上，居然不曾除名。我刚去时很热心，着力做了几个提案，也曾被通过，但政府对于通过的案件，向来是不执行的，所以提案是白纸黑字，通过的议案还是白纸黑字。我认识了这种情形，以后也懒得做此傻事。只有质问有时使得几个部长下不了台；但他们仍有一个躲避的办法，就是“书面答复”，一经书面答复，自有秘书们替这位长官作文章，滑过去了。我对陈立夫曾有一个严厉的质问，他自从做了教育部长之后，大量添设学校，安置他的私人；又办了许多独立或附设的师范学院，规定凡做中学校长的一定是师范学院出身，为将来控制选举，扩充C. C. 势力的准备。大学和学院开了许多而教授人选不够，只有滥竽升格，因此有刚在大学毕业的人而做教授的，上年已给会中质问，他无可答复，保证此后不再添设。哪知他第二年就创办了贵州大学，以他的私人张廷休做校长，经费十分充足，校中刚有一年级学生，而已请了三四年级的教员，教员没有功课开，就尽管拿钱不做事；拿中央大学没有水喝的苦境来比，简直有天堂地狱的判别。我质问他，为什么去年保证不添设而今年又添设？为什么新设的贵大会有这等的浪费？这质问他当然诿之书面答复。嗣后我和他同在一处吃饭，席散后，他避人责我：“顾先生，要是你不是国民党，你不妨这般质问我。但你是国民党，就不该这样！”我说：“贵州大学不是国民党的经费办的呀，我们只该就政论政，有什么党不党呢！”有一次，蒋氏招待茶点，请大家表示意见。有一位老先生，站起来不客气地说：“现在文官、武官都是贪污，贪污的程度比了前清的亲贵还厉害，比了民初的军阀还要厉害！”蒋氏即勃然大怒，说：“你老先生恐怕中了共产党的宣传吧？国民党就有不好之处，亦何至像亲贵和军阀，你以后说话要小心才是！”我听了蒋和陈的两次谈话，才真实知道国民党的腐败已到了不可救药的地步，高级的人不愿接受批评，下级的人自然可以一无顾忌地横行，不怕人家的告发。好像一座木材筑成的房屋，满生了白蚂蚁，已蛀得空空的，哪有不塌下来的道理。我既没有和你们一同误国，何必和你们一同担负误国的责任，所以我决心退出来。胜利之后，熊式辉要我做东北行辕教育处长；朱家骅要我做教育部东北特派员，其后又要我做社会教育学院院长；顾祝同要我做江苏学院院长，我都坚决地拒绝。1946年国民大会把我的名字列在“社会贤达”类里，我一报到就走，到复旦大学和社会教育学院上课；后来他们催得紧了，才在临闭会的时候去了几天。待到第二年为了选总统而选国大代表，政府把我的名字列在东区的教育界候选人里面，社教院的先生们对我说：“只要你请吃一次茶，我们都选你。”但我摇头说：“我决不竞选，谢谢诸位的好意！”因此，就没有当选。可是后来看见政府印出的代表名录上，却有我的名字，这太奇怪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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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里的同事和我争名，千方百计来打倒我。政府里不然，要把名送给我，什么会议都挂上我的一块牌子，但不要我做事，也不用我的计划做事。这两种滋味在这二十余年里我尝够了，我也尝厌了，我决计退出。所以1947年国民党举行重新登记，凡未登记的都算脱党，我就不去登记，我脱离了国民党，精神上是怎样的松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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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不到解放之后，一般人以“献九鼎”做成我的罪状。这事我在别处不辩，但在这自传里要说个清楚。1943年1月11日，中英、中美另定新约，废除百年来的不平等条约，这是抗战以来第一件可喜事，我们精神都为之一振。全国大学党部和工矿党部议决庆祝，并由民生厂铸铜鼎九座献给蒋氏致敬。因为我在中大，所以由中大的同学邀我撰鼎铭，适有历史系学生刘起钎善作文言文，我交给他做了。铭文中有“亲仁善邻，罔或予侮。我士我工，载欣载舞”的话，也是实在的情形。我把刘君所拟的送去，说明不是我作的，但过几天报纸上登出来，仍写了我的名字，这是他们要引我的名以为重的意思。这献鼎的事既不出于我的提议，又不出于我的设计，制成之后我不但未见实物，连照片也没有见。哪知隔了六年，忽然旧事重提，说我献鼎。我哪里来的铸鼎的工料钱？倘使我存心迎合，我岂不是早做了官？再说，当时国、共合作尚未决裂，共产党尚喊“拥护蒋委员长”的口号，而废除不平等条约也未始不是共产党该庆幸的事，这鼎铭就使是我做也并不在今天犯罪。拿这件事来攻击我，并不能使我“内疚神明，外惭清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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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我的一生是虚名误了我。拉拢我的人并非真为我有才，乃是因为我有名，要我在他们的锦上添一朵花。攻击我的人也不是真为我有罪，乃是因为我有名，要先把我打倒了好在眼中拔去一个钉。真正知我的人，真正要用我的人，希望他们洗剥掉我的虚名，把我放在合适的研究室里，让我做出些实实在在的工作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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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颉刚自传 我怎样进了商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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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性格和才力，学界、政界中尚不得相安，何况持筹握算、孳孳为利的商界，臭味当然更不能相投，何以我偏愿去？这事说来，也有个久长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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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2年夏天，我的祖母逝世，因需办理丧葬等事，我一时不能回北大服务，就请校中留职停薪，住在家里。那时新学制颁布，商务印书馆急需编辑中小学教科书，招我到馆任国文、历史两种工作，苏、沪路近，容易顾家，我就到了上海，这是商务的全盛时代，编辑部300多人，全馆职工3000多人，使我看到了现代化的出版企业。沈雁冰、胡愈之、郑振铎、叶圣陶、周予同、王伯祥、章锡琛，都是同事，天天见面。有一回，振铎激昂地说：“商务是靠教科书赚钱的，我们替资本家编教科书，拿的薪水只有100元左右，而为他们发的财至少有一二百万，我们太吃亏了！我们应当自己经营一个书店，到力量充足的时候也来出版教科书，岂不是我们的一切的经济问题都解决了！”大家听了，各各赞成，过几天就结合了一个团体，由予同起名，那时他醉心清代的朴学，定为“朴社”；推我为总干事；每一社员按月缴付10元，作为公积。第二年教科书编好，我的家事也安排妥当，我就回了北大。1924年秋天，江、浙有“齐卢之战”，上海紧张，他们为有避难的迫切要求，把两年来存储的款子收回去了。我听得这消息，大为不满，就在北京招集朋友，重新组织起来，其时参加的有范文澜、冯友兰、郭绍虞、吴维清、潘家洵、俞平伯、朱自清、蒋仲川等，编印书籍多种；不久又在北大第二院对门租赁房屋，开一书店，命名景山书社，作为门市部。我编的《古史辨》就是在这里出版的；真想不到，这样专门的东西竟销路奇佳，一年中翻印了几版，因此这个铺子就站住了。但因我们都在大学里教书，不能有一个专人集中精神来管理，而且商人刁滑，发出了书常常收不到钱，我们对付不来，至于销路不畅的书，又徒然压了书架，所以《古史辨》卖得虽好而这铺子还是不能获利。我把《古史辨》一集一集出下去，不支版税，门面赖以维持，居然延到了抗战。抗战之后，并入开明书店；开明原是朴社的上海同仁开的，可说是由合而分，再由分而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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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有了一回开书铺的经验，我总想和很能经商的人合作。眼前有一个模范，就是商务的张元济和夏粹芳。夏氏本是工人出身，他能管理工厂及商店。张氏是前清翰林，戊戌政变时，西太后嫌他是新党，给以革职永不叙用的处分，他不能在政治上发展，回到上海，入南洋公学任教，后来和夏氏联合而把商务扩大起来。当时社会开始蜕变，大家知道《四书》、《五经》已不适于做教科书之用，但想不出一种新式的教科书来。杭州人叶瀚模仿了千字文的形式编出了《天文歌诀》和《地球韵言》，把天文、地理的科学知识作成了四个字一句的东西，虽说是“旧瓶装新酒”，然而文字古雅，小孩子读了不能懂；而且没有插图，就是老师也何尝懂得。南洋公学编了一种《蒙学课本》，开头是单字，继以两字以上的名词，又继以句子，又继以短篇文章，又继以长篇文章，深得循序渐进之意。但这课本只有一册，从单字到长篇文章在一册内读完，不知道他们要把这一册书占据一个孩子的多少时间？如说一年，孩子知识的进步哪能这等快？如说五年，那么一课书是不是读半个月？所以这还是不适宜的。大约张先生也感到这个困难，所以他进了商务之后就集合许多人编出一套《最新初等小学国文教科书》，其循序渐进的方式和《蒙学课本》一样，但是他分为十册，每课都有插图，每册都有彩色图两幅，图文对照，更没有看不懂的；选取材料又多是富有趣味的，令儿童高兴去接近。这部书一出来，大家觉得耳目一新，竞买给子弟读，虽是私塾先生教惯《四书》、《五经》的也教学生换读这书，中国的新式教育在这书上奠定了基础，商务的商业资本也在这书上大量地扩展，于是商务执了文化界的牛耳。张先生在这个时候要干他的本行了，就编《四部丛刊》和《百衲本二十四史》，把许多好版本，介绍给读者。这又是一个大贡献。我深信以我的兴趣和才力来步张先生的后尘，是做得到的，只是夏粹芳到哪里去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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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常梦想着我如能把握一个力量充足的书肆，我当做两条路的开展，一条路是新的，一条路是旧的。所谓“新路”，就是民众读物。我们以前的通俗读物编刊社，出了600种小册子，销了5000万本，可见民众是怎样需要新的读物。近数十年来，教育渐渐普及，民众识字的日多，但他们识了字之后就苦于无书可读，只能看几本旧唱本、旧戏剧、旧小说。这都是几百年或几十年前所作，思想非常陈腐，毒素太多，他们受了新式的识字教育之后，如想再进一步便非接受这种含有毒素的教育不可，岂不可骇可痛！岂不是识了字反而害了他们！我们以前编辑民众读物，主要目的在激励他们的民族思想和对于日本军阀的仇恨，太过单调，我也自知。所以然者，本没有新式的民众文学家，要写别的东西不容易写，只有这一套可以提起笔来就是。这在正常的状态下是不合适的。我们要做好这个工作，一定要常常大规模地征文，无论社会科学、自然科学、应用科学各方面都要，看其文笔斐然、思虑灵活的给予进修的机会，而在进修期内又限定他一年中要缴到几次成绩，这样就可使他学识与技术同时并进，学识愈高，通俗化的技术也愈高，如此，民众的知识也就跟着他提高了。这当然要花一笔大钱，可是这笔钱花出之后是有报偿的，是有优厚的利息的，国家为了教育民众固然应当做，就是持筹握算的商人只要他们眼光放得远一点也该做。教科书只有在校的学生读着而已，而已使商务在过去四十多年中成了书业的领导者。何况这民众读物是普遍到各阶层的，工、农、商、兵无不可看，教师、学生无不可看，家庭妇女无不可看，只要会做，将来扩大为几个以至几十个商务印书馆也不难咧！这是新的一条路，正衔接着商务的教科书而前进的。至于旧的，就是整理古书，使得凡是读中国古书的人必须看我们这一部，使得这一部成为长时期的标准本。张先生的《四部丛刊》固然有价值，但他只是把古本的原样介绍出来而已，至多只有把一两种古本对勘，附一校勘记而已，根本他没有整理，后学者是不容易看的。何况古本并不即是善本，真正的善本乃是清代学者的校刻本，他们已经把许多古本集合校勘，并作新注，以清代人文字学和经学根底之好，读书之渊博，当然这些本子的价值远在宋、元刻本之上。张先生专求古刻，不收清刻，以《春秋》责备贤者的眼光看来，未免古董意味太重。至于王云五主编的《万有文库》和《丛书集成》，除了一部分之外也是介绍旧籍；他把古书印成小册子，易带易藏，这设计也不错；他把古书断句，便于寻省，更适合于需要。可是，他做得太潦草了，断句的错误和校勘的粗疏，数也数不清，如果给我时间替他做一个勘误表，篇幅该和《牛津大字典》一样多。我每看他的书，总要蹙额疾首，说：“古书碰了王云五，真走上厄运了！”他为什么这样？因为他要出得快，把古书发出去请人点，一页两毛钱，人家贪图钱多，尽快地点，点毕交他，他又不请人复看，马上发印，以致不但有错字错点而且有错页的。线装书每每有错页，第一页接着第三页，再接着第二页、第四页的；到王云五印书的时候，点的人既不曾看清，校的人更马虎，就随顺了这个错误。当这错页在线装书里，人家看不下了，一看页数自然明白；现在既已重排，原来页数已不存在，当读不下的时候，除非找到原本校对是再也读不下了。所以王云五真是旧书的蟊贼，固不待金圆券的发行而即知其大胆妄为，害国病民了。又中华书局模仿商务，出了一部《四部备要》，既为介绍古本和善本，又不曾加以整理，只是仿宋字排得好看，猜测起来，他们发刊此书的目的恐怕只为替仿宋字做宣传的。我们如做此事，应在大学文、史两系的学生中选取学问有相当根基而心又仔细的，加以几年的训练，然后令他们到各图书馆、各藏书家收集古本和善本，做一度“集校”，再把前人各家的注汇合起来，汰劣存优，做一个“集注”，然后加以标点、分段，做校勘记和索引，使得读者得了这一本便可信任，不必旁骛。这才是真的整理，必有了这个整理而后古书可读，古人遗产的真面目可为极远的后人所认识。印行古书固在现在时代不感甚大的需要，但此事则今日必做，因为能读古书的人越来越少，在二三十年内怕要完全死亡，今日如不请他们担任整理的工作，到时局安定，大家想读古书的时候，这已是不可挽回的损失了。而且现在全世界人都注意中国，通汉文，读中国古书的日多，只要看两部《皇清经解》在市面上绝了迹，就可知外国人搜购我国线装书数量之多到了什么地步。我们印出这种标准本来，不但全中国的图书馆和大学都要置备，即全世界的图书馆和大学也无不要置备，而且有永久的销路，我们为什么不做。这是旧的一条路，也是衔接着商务的《四部丛刊》而前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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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怀抱了这样一个大计划，可惜找不到大资本家和我合作。有一次，晤见商务的总编辑张天泽，他为和总经理王云五搞得不好，正谋改业，他有志自办一个出版机构。我想，他是厦门人，厦门是商业中心，他从小耳濡目染，想来他懂得经商，他是学经济学的，在商务工作十年，又必然懂得出版的技术和金钱的运用，更具备了适宜的条件，因此怂恿他干。经过许多朋友的帮助集股，到1944年集到了1000万元，当时可换得黄金20条，虽不算多，比了我们的朴社究竟宽裕了。机构成立，定名中国出版公司。不幸得很，他做惯了王云五的干部，没有独当一面的勇气，进一步退两步，迁延复迁延，存在银行的钱愈来愈贬落，我的极热切的期望竟完全落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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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这时，我到北碚游览，认识了亚光舆地学社的金擎宇。他和他的哥哥振宇、纬宇等在抗战揭幕后创办亚光，制印地图。为了那时逃难的民众和开拔的军队都需要地图做旅行中的参考，有一种袖珍的《中国分省图》竟于数年内销了35版，每版1万册，奠定了他们的经济基础。这时他的弟兄在江西、湖南、广西一带推销，他则为了邀请制图人员到重庆。到了之后，知道科学工作人员集中在北碚，制图以北碚为最宜，所以他就在那边盖了几间屋，设立中国制图社。既和我遇见，知道我有意在出版方面发展，就请我加入，成立中国史地图表编纂社，推我为社长。我家居柏溪，离北碚六十里，本不能去，忽然我前妻殷履安一病不起，病中既无法延医购药，死了连棺材都买不到，托人从磁器口买了来才得成殓，因此我痛恨这穷乡僻壤，要迁家到有医院的地方，而北碚恰合这条件，因此我就正式做了社长。过不多时，金氏昆仲来北碚协议扩大组织，招收外股，成立大中国图书局。我当时正值丧妻之际，不但积蓄都光，而且负债累累，哪能加入股子。承他们的好意，替我加入20万元，于是我也成了书局的股东。抗战胜利，书局迁到上海，再谋扩充资本，定股份总额为2亿元。那时币值跌落更快，我的收入因此较多，陆续付款，到招股截止时凑足了200万元，恰占全部股份的百分之一。1946年7月，开股东大会，万想不到，被推为总经理兼编辑部主任。副总经理陈宣人，前在商务担任事务多年，抗战期间在重庆办大信文具公司。经理二人：一金振宇，即前亚光总经理；一丁君匋，前生活书店及《大公报》馆的函购部主任。协理一人：金纬宇，即亚光的副经理。他们为什么选我呢？一因我年龄最长；二因我在教育界工作近三十年，交游众多，做书店生意不能无教育界的联络。我坚决地辞谢，因为我实在不会做经理部工作。但他们说：“不妨，经理部的工作自有我们做，不来烦你。你只要在外面做联络的工作就是了。”因此，我虽负了总经理的名义而仍住在苏州。公司有事，打一电话来，我就到上海去。所以我得在苏州住了两年，担任社教学院的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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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颉刚自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