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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颉刚自传 在这里,我当说一说我的家庭状况。我们顾家大都住在沪宁路沿线,我的直系祖先在明成化时是唯亭乡的一个富农,每逢灾荒即捐出大量的谷子。到万历间迁到苏州城里,从此专事读书,得了科第就做官,得不到科第就教书或游幕。太平天国时代,苏州城里受了严重的兵祸,祖先产业荡然。我祖我父两代辛勤,又挣起一份家产。到我父老年,有田400亩,屋50间,现款4万元。这份产业也不算小,但与我无干。因为我的生母早死,我由祖母抚养成人,我自小和继母龃龉,而我的叔父又觊觎我们的产业,看我父仅我一子,心想只要把我赶掉,我家的产业就是他的,他和我的继母常在我的父亲面前交互说我坏话,挑拨我们父子间的感情,所以我决心远离家庭,自祖母死后撤座,就把妻女们接到北京,说:“从此这个家不是我的家了!”当北京政府欠了一两年的教育费时,我一家四口,衣食不周,我父看见报载情状,写信给我,说:“要不要由我接济?”我咬紧牙关,说:“男在此自有办法可想,请大人宽怀!”实在,当这教育界普遍的贫困时,想办法是何等不易,我只怕父亲寄了钱来,继母和叔父更进谗言,宁可拒绝了使得精神上舒服些呢。我父收入多而开销省,所以到了晚年可以有这点积蓄。继母和叔父都亡故了。抗战之际,我父病逝,我不得归家治丧。田地托给姻戚管,他为了抽大烟,卖去了两百亩。抗战结束,我回到家里,存在银行的现款又成了废纸。为办婚丧,又卖去了百余亩田。到这时,我父遗下的产业只有房屋可以收到一点租金,其余全完了。为什么说全完了?因为田地久已收不到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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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到这件事,我要为苏州的地主说几句公道话。别的地方,田主自己管着田,农民直接受田主的剥削,而苏州则不然。我们的地主是和佃户不见面的。所以这样的原因,就为苏州人太喜欢享受,无论有钱没钱,衣食总求美好,每一个男子总要有固定的茶坊酒肆来度他的日常生活;因为这种生活太有规律了,自早起到夜寝都有适当的支配,弄得不但远地方不能去,即离城不远的乡间也惮于涉足,所以城里的地主简直不知道自己的田在什么地方。这种“大少爷”的派头是明、清全盛之世养成的,为了这样,所以无锡、南通成了工业区,上海成了工商业区,而苏州的地主只能在糊涂的生活里度过一世,使得地方和自己的家族渐渐地没落下去,而不会学了人家改变生产的方式。在前清时,农人抗不缴租,还可请求官厅替他追缴,用打屁股来威吓他们。但民国成立,官厅早已不管这一套,而地主又不能自己下乡,所以佃农不缴也只得任他。在抗战前,缴纳的已经不多,靠田租过日子的显出奄奄待尽的样子。抗战后一切失了常态,缴纳的竟成为例外。我父亲未死前曾对我说:“你做到55岁,就归家来专心著作罢,我积下的产业是够你养老的。”但1946年,我自重庆归来,百亩的田租仅仅收到法币10万元,不足半月的家用。我知道没有休息的希望,而我幸有书局的企业,走上了新式生产的道路,心想:吃饭问题总不太严重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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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中国图书局开张在上海之后,营业极佳,因为我们在重庆已绘了好些地图,外蒙让出去了,台湾收回来了,东三省变为东北九省了,这些变动上海书肆都尚未画出而我们已都有了,在胜利之后人心振奋的时候我们印一版就销一版,甚或我们尚未再版而订货的已来,大有供不应求之概。但国、共谈判破裂,战事一起,发行网就缩小了一半。以后解放区日广,到上海蒋军消灭之前,我们的发行网竟至不出上海。而且为了工商业的不景气,购买力也萎缩非凡,就是上海一区也远非昔比。到这时,我们的地图是没有销路了,只靠了贩卖钢笔吃饭。我为书局编的一套《中国历史故事小丛书》一百数十种,出了十余册就出不下了。特约吕叔达编的《中国通史演义》八十回,编辑部里用了五六年的气力绘出的二百万分之一的《中国分县地图》,其细密为历来坊间所没有的,都不能付印了。这多么痛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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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住苏州,拿了一校一局的薪金本也够用,但苏州这地方,游手好闲的太多了,借钱求荐的麻烦不必说,就是不借钱、不求荐的人上门,他们没有时间观念,一坐就是半天,我没有这闲暇去陪他们,然而多是本家、姻亲和上辈的朋友,得罪不得,为用出我的力量在正当工作上打算,我非迁出苏州不可,所以辞掉社教学院的教职,于1948年迁到上海,专做书局的事。我在书局,虽不能任经理,但编辑是可做的,我当然可以一心一意编出几部书来。只是时局动荡过甚,局中营业日落,我的薪水一减再减,打了一个对折,为要维持家庭生活计,只得兼教书,所以我便于解放前就蒋维乔先生的延聘而任了诚明文学院的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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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颉刚自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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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颉刚手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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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颉刚自传 解放之后,发行网宽得多了,可是又有难问题来。地图是表示政治区划的,区划改变地图就得照改,要改就得重新造货,要造货就须有生产资本,但我们的流动资本已干涸了,造新货谈何容易。原印的图,一切不合适,只有卖给纸厂造“还魂纸”。再则,新印的图是否合适也是问题。例如南京中国地理研究所编了一册《苏联新图志》交给我们印,我们觉得这些编者都是专家,料不会错,就出版了。哪知出版之后,得到出版总署胡署长的信,说:“其中有《帝俄东部发展图》一幅有妨邦交,不便出版。”我们把这个意思告给地理研究所,他们答道:“帝俄时代的事自有帝俄负责。而且帝俄不但受苏联的攻击,也受我们的中苏友好协会刘少奇主席的攻击,为什么不能把他们过去的事实揭发出来!”出版总署是国家机关,地理研究所也是国家机关(今已并入中国科学院内),为了他们步伐的不一致,害我们铺子赔了3000万元,这种苦痛该向谁诉?本来我们已定出版民众读物,仍用通俗读物编刊社的名义,在平津报纸登了征文广告之后也收得了些稿子,自从《苏联新图志》生了问题,我们一再考虑,恐怕自己政治认识不够,出了岔子,加以出版总署并不负审查的责任,我们也没法质正于政府,所以就改变方针,从学校的自然科学挂图着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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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个大时代里,我自问无应变之才,越来越觉得无能。去年解放前,金圆券一日数落,局中同仁无不喊穷,不绝地向经理部请求增薪。编辑部因为由我主管,工作人员向我要求更切。我因为这是实在的情形,与经理部同仁磋商增加津贴,然而那时正是营业极不振的时候,局方实不能加。我争之再三,有一位经理就说:“顾先生,你究竟是什么立场呢?你若是站在劳方,你的争是对的,但你却是资方的总经理呀!”这句话驳得我哑口无言。自从局中组织了工会,劳方与资方有共同组织的业务会议,以及福利、膳食、学习等的委员会,关系愈来愈密切,斗争也愈来愈尖锐,我既负了总经理的名义,也不该不实际负总经理的责任,然而折冲樽俎非我所长,要我在劳、资两方确定立场,尤非我所能,我真踌躇了,彷徨了!我还是退出商界罢!下次开股东会议时,我决定辞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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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身在商界,已有五年历史,我觉得商界确实好。他们固以营利为目的,但这个目的是公开的,除了公开的竞争之外再没有钩心斗角的破坏行为。不像教育界人,口头上清高万分而实际则较及铢锱,为了一点小小的出入而激起了高度的妒忌,以致鼓动了别人来闹风潮。可惜我进商界迟了,不然我必可踏着张元济先生的足迹而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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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颉刚自传 我的性格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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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来各种从业人员都做自我的检讨,逼着自己努力向上,这是最好的事。我则因头脑向来不肯休息,所以在舟中车中,或枕上厕上,凡是不能读书做事的时候永远在做自我检讨,所以要我指出自己的优点与缺点来非常容易。只是我以为优点与缺点不必是对立的两种品行,而往往是一种品行的两种看法。这正如说北方气候,因水蒸气的缺少而天色清朗,人的精神也松爽,可说是一个优点;但水蒸气的缺少便使沙土飞扬,一起风害人张不开眼,这岂不成了一个缺点。南方地土滋润,植物茂盛,出门无风尘之苦,当然是优点;然而阴雨连绵,衣服穿在身上黏而不爽,又不能不说是它的缺点。人也如此,所以有“好人不能做事”的谚语,缺点即存在于优点之中;而曹操征求“受金、盗嫂”的人以供他的驱使,分明唯有这种无赖方能适合于特别的时势,优点又即存在于缺点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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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颉刚自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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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4年8月,顾颉刚在上海武康路寓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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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颉刚自传 我的性格很复杂,这是朋友们一致的批评,因为我有的时候极理智,有的时候又极感情;有的时候很高明,有的时候又很沉潜;有的时候喜欢冲锋,有的时候又喜欢退让。我常细细地分析我的性格,所以现在说得出为什么这样复杂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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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性格的第一点是有强烈的责任心。这大概得于遗传。我的父亲对于该做的事情从不躲避,有时正在发烧还挺着办公,这种责任心在我们苏州人中是少见的。但我还加上一重后天的学习,则是出于我的祖母对于我的严格训练。我自幼由祖母抚养,她对我期望太殷,所以责备也独厚。我或没有得她的同意而买了糖食,或说了谎话和流氓们的话,或和小朋友打架,以及做了其他错误举动,她必叫我把这事写上纸条,贴在帐子上,早晨刚醒,就令我看着读着,问我要不要再犯。为了自幼便有这样的训练,所以一生对于自己言行无处不负起责任,凡于良心(所谓良心,是责任心、正义感、同情心的一个集合名词)上有不安的事一概不做。一个年轻人谁不善于钟情,一个所爱的人肯来昵就谁不愿意接纳,但我则以早婚的原因,不愿对于妻子做薄幸郎,也不愿对于所爱者做轻薄儿,便假做痴聋把对方挡住在友谊的界线上,这在我的感情方面是多么痛苦,对方又必然以我为不近人情而恨我,但我为着良心的平安就断然做了。有一个基督教牧师坚劝我信教,他说:“凡人都有罪过,只有信了教,才可因你的忏悔而得到上帝的赦免。”我说:“我是一生不做罪过的,自己既不需忏悔,上帝也无所用其赦免。”这位牧师表示他的惊讶,仿佛这种人是不该有的,但我自问从小受了祖母的教训已达到了这个阶段了。有一位在事业上对我做剧烈攻击的朋友,他有一次问我:“颉刚,你为什么专喜欢做吃亏的事情?”我笑而不答,心想:如果我要占人家一点便宜,我的良心就犯了罪了!但你知道我专喜欢做吃亏的事情,是你已认识了我,你在道义上就不该攻击我了!我有这样的责任感,我肯为人家牺牲自己,可说是我的优点,然而缺点即由此而来。大概这样负责任的人只该做一件事,因为一件事如要做得真好就可耗费你全部的光阴。但不幸,我的责任感太强了,凡我所见到而人家没有做的事情我即引为己责,要凭我的情感拼命去干,有如宋朝陆象山说的:“宇宙内事即己分内事。”又如孟子说的:“禹思天下有溺者由己溺之,稷思天下有饥者由己饥之。”这种话理学家说了当然见得他的气象博大,但要实干起来便非大规模地组织党团共同努力不可。而我呢,为了情感的横溢,好像野马的不可控制,样样事都觉该做,样样事都要负起责任;自己则既没有才,又没有财,又没有组织做后盾,结果哪一件事都只开了一个头而没有做好,徒然把生活弄得十分忙乱,精神也十分不安宁,于国无益而于己有损,真何苦来!现在我的年龄已不容我再浪费时间了,我必须完成我本行的工作以尽自己的责任心,再不该滥用我的责任心到本行以外的各种事务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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