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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接受钱先生的见解之后，我就立志著四部书：第一部是《帝系考》，第二部是《王制考》，第三部是《道统考》，第四部是《经学考》。这四部书是中国古书古史的总批判，而且是系统的批判，《帝系考》是属于民族史和宗教史的，《王制考》是属于政治制度史及社会制度史的，《道统考》是属于思想史和宗教史的，《经学考》是属于学术史和思想史的。自周、秦以迄明、清，一代有一代的堆积，一代有一代的活动，而无不以孔子与“六经”为号召，所以这四部书作成之后对于中国文化史也就可以做一总清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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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帝系考》者，帝系是“三皇”、“五帝”的系统及他们时代的重要人物，这许多古人本来或是各部落的酋长，或是他们的祖先，或是他们的图腾，或是他们的上帝，神与人已混杂而不易分，而又加以日后交通线扩大，使得各民族渐渐混合，因民族的混合而各族所奉的神与人也混合了起来，发生父子、翁婿或君臣的关系，从而在混合所成的系统之中分出了时代的先后，编排为一串的政权继承人。这编排的工作由周朝做起，到三国才完成，因而这系统中也含有这各个时代的政治社会的背景在。我们应当细为分析，若干是原来的，若干是后加的；若干是甲民族的，若干是乙、丙民族的；谁是神、谁是人，谁是由神而转为人，谁是由人而转为神的。这些问题弄明白，中国境内各民族的关系和他们所崇奉的宗教也就跟着明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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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制考》所讨论的是“三王”的制度。夏、商、周三代是中国文化的核心，可是孔子已慨叹夏、殷的文献无征，可见在东周时已不很能知道前二代的礼。到战国时，有人问孟子周室班爵禄的制度，这是一代的煌煌大典，而孟子已说“其详不可得闻”，可见周尚未亡而开国制度已不易找。材料缺乏到这样，然而经过诸子的托古改制，秦、汉实际制度的反映到学说上，以及经师的任意断代，遂使三代制度灿然陈列，反若孔、孟所见不广。其实他们所说的古代制度全是凭着一点真实材料而一推、两推、三推地“推”出来的。我曾经总括成几类：（一）以一朝代的推做数朝代的，如因了周的稷神而推出夏、殷的稷神；（二）以一地方的推做数地方的，如因了秦腊而推出虞腊和周腊；（三）以一阶层的推做各阶层的，如五等爵所执的圭璧和天子、诸侯、大夫、士的庙制；（四）以一时的推做四时的，如一岁本只一次田猎而推为三时田与四时田，又如钻燧取火一岁本也只一次而推为四时取火；（五）以一德的推做数德的，如周有赤乌之祥与骍牛之祭，原是偶然的事，而即因此指定周为火德，就用来推出商金夏木的制度。我们现在应当研究他们的“推致法”，从而剥去其所推致的，以获得其仅有的一点真实，再配合了考古学的结论而把古代的政治和社会看个真确。如果舍不得剥离那些推致的东西，那你对于古代史无论研究得怎样深，总是要被诸子和经师们蒙蔽牵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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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人梦想道有一统，而这个道统在孔子以前即是君统。自从《孟子·尽心》末章记了他的尧、舜、汤、文王、孔子的一个“闻知”、“见知”的系统之后，接着是《论语·尧曰》的“执中”，伪《大禹谟》的“人心，道心”，见得三圣传心的精髓，有如佛家的衣钵相传，确实有一个心领神会的实际。汉人又在《易传》里加上观象制器的一章，于是伏羲、神农、黄帝和尧、舜们也发生了道统的关系，道之所在即是《易》理。孔、孟以后，道既不在君统而在师统，所以凡是能为师的就可争取这个道统而成为万世的师表，参加竞选的就很多，结果为宋代的周、程、张、朱所得着。朱以后这个统又在争了。直到清代学者纷纷攻击理学，指出他们的道是混合儒、释、道的，并不是货真价实的尧、舜、孔、孟之道，才使一般人憬然于争取的无聊。但因这一说传衍了两千余年，入人已深，所以总有一个“天不变，道亦不变”的感觉，虽是时代不能不变，而他们还想拉住这巨轮。这只要看近百年来中国受帝国主义者的压迫，创巨痛深，无论新旧的人们都觉得应当发愤图强，但要发愤图强就不得不改变旧的制度，而旧的制度是旧伦理说的具体表现，要改变旧制度就得侵犯旧伦理说的尊严，于是一班旧人物为了维系道统便死命与新党为敌了。“戊戌政变”之所以失败，就在于此。“中和派”要调和新旧的冲突，主张“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中学”是什么，不是这个“道统说”吗！他们要建立新制度，所以取“西学为用”；又要保卫“道统说”，所以取“中学为体”：用心甚苦而其事难于做到，所以还是一个失败。然而“道统说”中人太深，连革命领袖孙中山先生在《三民主义》里还是要承接这道统。我作这《道统考》，要说明道是每个时代的需要而反映于人心的，时代不断地在变，道也只得跟着它变，绝不能建立一个不变的统。尧、舜以上，本来是神话传说中的人物，有无其人尚不可知，何况他们的道。孔、孟以下，固然他们都有其道了，但因时代的变使得他们的道也不能不变。只要看孔和孟，居地如此其近，时间也不算远，然而相同的实在太少了。孔子尊周室而孟子要“以齐王”；孔子美管、晏而孟子竟说“仲尼之门无道桓、文之事者”；孔子主忠孝而孟子惶惶然亟于救世；孔子严阶级而孟子说“民为贵”。为什么这般相差，就为战国中期的社会已绝不是春秋末期的社会了。宋朝理学家要混合儒、释、道以为道，也自有其不能不混合的时代背景。我深信这部书写成之后，必可除掉国人心理上这种僵化的癌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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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学，是我国人研究了两千多年的学问，因此一切学问都会合在经学里。要做一个理学家，可以尽量地空谈；但要做一个经学家，便非实事求是不可：所以经学在中国文化史里自有其卓绝的地位。但是经学为什么不能成为科学，则因有两件事情在作梗：第一是圣道。凡圣人的话是不容许批评的，所以明明见出其不对而绝不能道破；进一步则政府所定的正注也是不容疑的，你即使有极好的意见足以改正旧注的，也只需写在私人的著作里而绝不许写在考卷里。为了思想这样受统治，所以除了极少数的几个叛徒之外，一般人只有奉经书为教典，没法走上客观研究的路。第二是家派。因为经书不易读懂，所以经师要专利，其实他何尝读懂，只是敢于立说，似乎言之成理而已。这家的经师讲通了一部经，那家的经师又自出心裁把这部经讲通了，两家说的不同，政府也没有法子决定其是非，于是并立于学官，各各收徒弟，徒弟在道义上不能违背老师，讲这一部经的就成了两派。再有立异的起来，就成了第三派、第四派。汉代家派的所以多，说穿了不值一文钱，就是由于这样抢饭碗的实际需要来的。这种小党派势力不可久，所以后来就有一班通学者起来，打破门户，择善而从，成了几部混合的注释。但是到了清代，因为学者好古情殷，又要把自己束缚在汉代的家派里，甘心做他们的奴仆。为了他们的拥护一家派以攻击别家派的成见，所以他们仍不能做客观的研究。我们现在，唯有大声疾呼，打破圣道和家派的迷梦，使得几部经书可以呈露其本来面目，如《易》本来是卜辞，《诗》本来是歌曲，《书》本来是档案，我们可以把它们同类的东西和它比较研究而发现其所含的古代史实；再把两千余年来的经解、经注汰劣存优，纂成集注，使得后学者于短时间内就能识得其正确的意义，不再白费工夫在无聊的纠纷上。再做一部《经学考》，把经学的演变及其所受时代影响揭发出来，使人看了明白这种学问为什么到了今日该得结束。结束之后，经书与子书及几部古史同是古籍，应在平等的待遇之下为史学家所取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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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颉刚自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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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5年8月，顾颉刚和家人在北京燕京大学宿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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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顾颉刚用全力办民办教育的时候，曾在燕京大学的宿舍里挂过一方“晚成堂”的匾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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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颉刚自传 以上四部书拟总名为《古史四考》，工作的时间，不能少于十年，因为要作这书时必得先做几件准备工作，如决定经书的性质，考定重要古籍的年代，以及审查真书里的伪材料及伪书里的真材料等等，凡问题较大的就作成论文，先行发表，激起人家的讨论，使得写入《四考》时已有正确的结论可以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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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项，还有第二项。我在大学教书已有25年的历史，教的多是中国古代史，用的主要的书总是《尚书》、《逸周书》、《春秋三传》、《国语》、《战国策》、《竹书纪年》、《史记》等数种。但因近年做这工作的人颇少，书铺里没有出版依了现代的要求而整理的新版，适合于学校师生之用的，使我教学时颇不方便。为将来大学的国文、历史两系的学生设想，应当利用从前人的成绩，把这几部书好好整理一下。我以前曾翻译过几篇《尚书》，到现在人家还是觉得好，因为商、周的文字太古奥了，单有注释仍看不懂，只有译为白话文才可懂得它的意义，而翻译的工作委实不易做，许多人想学我而学不来，所以有很多人希望我把《尚书》全部翻译。我对于这工作也有兴趣，预计此书该分三格：上格为本文及校勘，中格为历代解释选，下格为译文；再将重要的金文，如毛公鼎、散氏盘及舀鼎等，也用同样方法译出，作为本书的附录，使学生多得一参考的资料，启发其把古籍与古物打通研究的志趣。又如《国语》与《左传》究竟是一部书还是两部书，这个问题也已讨论了两千年，现在该得解决。解决的方法是尽量用先秦诸子及《史记》里说到春秋时事的都抄出来和《国语》、《左传》相比较，以猜测其原来的形式。要是这样做了还不能解决，那么这个问题是永远没法解决的了。要是还可以解决，则左丘明著作的原样可以给人认识，两千年争辩的公案可以给它判决，岂不是学术界的大快事。又《史记》一书，清代学者因为它牵涉的方面太多，不敢替它作新注。我前在北平，想做彻底的整理，已将标点分段的白文印出，销路很好，足见一般学人的需要。将来我们国家走上文化建设的阶段时，我希望有一机关给我方便，许我在朋友中选取十人，共同工作，把前代学者研究的结果会合于一编，如王先谦《汉书补注》例，做专门学者的读物；再拣其精粹，作一简注，并加上地图及器物图，做大学生的读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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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燕大时，曾用“嚼饭哺人”的方法，把史料融化了写出来，成了两部讲义：一是《中国古代史》，二是《汉代学术史》。这第二部印了出来，虽是有人批评我，说我不该强迫古人说现代的白话，但是赞成我的很多。至于第一部，则是混合考古学与古籍研究写的，因为里边未解决的问题太多，未敢出版。但我既教了廿余年的古代史，忍不住把它系统化的要求，想对于新史学学习到一相当程度，把这部稿子重新写出；对于问题的考证则作为附注，约计正文30万字，附注70万字。有了这部书之后，青年们方能接受前人的研究成绩，不负他们一番辛苦。和此书并行的，是一部《中国古代史研究法》，以古史材料为主，逐书逐物做说明，且分析其内容，使青年读了即可知道门径，省暗中摸索之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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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颉刚自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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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7年8月，顾颉刚和谭其骧、侯仁之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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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颉刚自传 以上两件事情，一是整理古史料，一是叙述古史及其材料，偏重于编辑方面。固然比了作《古史四考》轻易得多，但因分量既富，范围也广，工作的时间恐怕最快也在十年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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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有一项工作也耿耿于心，就是《中国民族史料集》的编辑。这是我主持禹贡学会和边疆学会时遗留下来的志愿。中国民族为多种民族所结合，中国文化为多种民族文化所荟萃，这是毫无疑问的事。但是，如要我们细细地说明其结合和荟萃的情形，则材料就嫌不够，而且根本未经整理，要采撷这点材料时也非常的不凑手。一部《廿四史》放在你面前，你也没法找。现在全国各民族既有平等发展的自由，他们便不会不想知道自己的历史，可是他们自己的历史里糅杂神话太多，远不及我们正史里记载得正确。例如西藏人，他们自己说他们的种族的由来，是一个在观音菩萨处修道的猕猴和一个魔女结合了而生出来的，其统治阶级则是一个印度的太子为避难而逃出来，为藏民所拥戴的。其实，《新唐书·吐蕃传》里明明说他们是发羌的后裔，发羌是由青海迁去的。照他们的传说，是他们和印度亲而距中国远，看我们的历史，是他们和中国亲而距印度远，我们难道让他们尊重了神话而舍弃了历史事实吗？为我们国家联合各民族计，为指导各民族得着其自己民族的正确历史计，为将来的著作家会合了各民族的史实以写成一部真正的《中国通史》计，这基本的工作是不能少的。我自从跑了几次边地，久蓄整理民族史料的意志，可是这件事情实有相当的困难：第一，应确定各民族的人名、地名，这在近代蒙、藏史固有他们用自己文字记载的典籍，可以根据着整理，至于匈奴、鲜卑、突厥之类，他们的文字或未发现，或虽有发现而材料极少，不够解释一切，需待慢慢地寻找和研究。第二，从前各民族向无地图，现在不能不替他们补出历史地图来，但古代地名当今日何地，其幅员广狭如何，其交通路线如何，在在是问题，这也必有待于考证。第三，我们做这项工作的最终目的是要了解古代各民族的组织状况。民族和国家向来可以不一致，或一民族而分为数国，或一国而含有数个民族，或一国的国民是一个民族而统治者则来自别一民族，或开头是一个单纯的民族而后来则化为复杂的民族，此中千头万绪，而记载则或简或无或误，总不能适合我们的需要。这只有用极度的耐心去研究，使得分散的材料可以集合，失去的材料可以找回来，文字上没有的材料可以从夹缝里看出；还该把归纳出来的事实送给考古学家和人类学家审查，请他们用地下的材料来证明或推翻。所以这一工作，我虽是愿意干，但我绝不敢包揽，我只想把《廿四史》细细地读，抄出材料，做初步的整理，编出一部民族名、地名、人名、器物名的《民族史辞典》，或者更把整理的结果作成一部不完全的《中国民族史》，待将来学者的改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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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廿四史》细细读一过不是一件容易事。这一部3243卷的大书，以日平均读两卷计，即需时4年半；再加上编辑和研究的工作，不是又需10年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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