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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颉刚自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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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5年10月，顾颉刚与助手刘起釪在干面胡同寓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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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颉刚自传 《史林杂识》（即《浪口村随笔》的改本）初编，中华已印就，因其中涉及少数民族，多方审查，未见违碍处，得于明年发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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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文史资料会”召集全国主持文史资料人员在社会主义学院开会，嘱我讲“中国史料的范围及其已有的成绩”，我写了8000字念了。主持这会的是申伯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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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锦熙自告奋勇，为作《大诰语法图》，杨伯峻为作《大诰词类》。我以为如能把全部《尚书》这样做了，就可以提到科学性的高度，连带可以解决甲金文和其他古籍的问题，欢欣地接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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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历史学会派人来邀我到济南，参加“孔子学说讨论会”，我因孔子的偶像早已在我的头脑里打破，没有答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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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政协同仁出外参观，我因静秋病近于食道癌，未参加，只在北京市区参观了工矿卫生诸建设和官厅水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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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部开扩大会议，我未全部参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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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政协开大会，我发言，题目是“为了迎接社会主义文化高潮，应建立中国古籍研究所，并大量出版古籍，供应全国以至全世界人民的需要”，大大表现了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复古思想，比了我在本岗位开书单更为反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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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两月积劳，得便血症，至12月底进北京医院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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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协开大会，我因和中华书局往来两年，深知他们人力不足，大多数依靠外稿，而外稿水平不齐，水平高的很少，一般须大量加工；该局职工替它加工，没有研究的时间就做不好，因此名为出版古籍，而重要的古籍则都搁置没有动手。于是我在大会中建议设置“古籍研究所”，希望集中局外可以工作的人士互相讨论，共同提高，以应出版的需要。自经这次运动，我才觉得这是表现了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崇古思想，应当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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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颉刚自传 1964年 71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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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2月住医院，因院中汽炉温度高，生活轻松，便血自愈。医生检验数次也未获结果。3月初出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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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大“古典专业”要我去讲“经学”已历数年，我皆以病未应；本年有一班毕业，该校教授阴法鲁到医院来看我，要我必去，并说已和历史所领导说好。我想便血已止，就答应下来。3月初去，每周四小时，分两次讲。哪知不到一个月，病又发了，方知我这身体已经不起劳累，当即停课，就在北大招待所里整理《尚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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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夏至秋，到青岛休养，改作《周公东征史事考索》。一经劳累，依然发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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冬，到济南，参观博物馆、图书馆，游趵突泉、大明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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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所住的干面胡同宿舍，天花板高至一丈三尺，四面玻璃窗，又是统间，冬天生了火炉也不暖，我的气管支炎症每年必发，有时转为肺炎，甚为苦痛，曾请学部设法，另找一四合院子居住。学部说北京房屋紧张，不如把旧屋修理，派董谦等看过，他们也感到确实不适居住。当时有一个懂得建筑的朋友来，他说：玻璃门窗多，可以装在南面，成一走廊，后边造墙，并把天花板降低，如此用料不多，就可保暖御寒，当即由他画一图样。那时建国门外宿舍刚盖好，学部党委副书记张仲才来，说：“你的书多，可给两个单元，不必改造了。”他陪我去看，我看到那里有暖气、煤气的设备，可省劳动力，当即答应迁去。后来尹达和学部商量，为了照顾我，还是修改，至浪费国家资财达一万余元。这充分说明我惯享特殊待遇，和工农兵的差距太远，而我所以要住大房，就为书籍太多，这些书除了祖父和父亲的遗留外，都是我一生取高工资、领兼薪剥削人民的财富得来的，我想待运动结束后还之于人民，使我减少内疚和负担，得以轻装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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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年，李址麟到京，告我去年到中国东北考古，发掘到许多古物，足以证明中国东北是古朝鲜族住居之地。他送我一本他所著的《古朝鲜研究》。我虽不懂得朝鲜文，但看书中插图直把中国东北和朝鲜联成一片，深恐将来成为国际纠纷，因此写了一封长信，把这本书一同送到中华书局，请他们送给高级领导，做一个适当的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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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颉刚自传 1965年 72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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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开政协大会，在小组会上，李平心问我对尹达态度有改变否，我又把六二年所说的话重复了一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