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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成立后，曹宝禄积极参加曲艺改革工作，热情演唱新曲目。1951年到1952年，先后两次参加赴朝鲜慰问团，任曲艺服务大队副队长。20世纪50年代初，主持排演曲艺剧《柳树井》，培养了一批青年演员，奠定了北京曲剧的基础。1952年，担任新组建的北京市曲艺团二团的团长和前门小剧场经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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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曲艺团二团以曲剧演出为主。曲剧，是建国初期由曹宝禄、尹福来、魏喜奎、孙砚琴等老艺术家以发展拆八角鼓的形式，并以单弦牌子曲为基调创作产生的新剧种，是北京特有的地方戏。北京曲剧一经创作产生，就受到了群众的欢迎。当时正值新婚姻法颁布，这部婚姻法可以说让人们的思想起到了翻天覆地的变化。1952年，为了歌颂新婚姻法，人民艺术家老舍特地编写了剧作《柳树井》，上演后，受到各方面的重视，并得到群众的认可与好评。在老舍的提议下，此种演出形式被定名为“北京曲剧”。北京曲剧以擅演“清装戏”和“现代戏”而著称，风格新颖，表演朴实，演唱清晰易懂，生活气息浓郁。唱腔以单弦牌子曲为主，兼收北方鼓曲和民间说唱，因而韵味独特。老舍认为：“这是用北京土生土长的曲艺来演的戏，填补了北京地方戏的空白。”当时的北京市市长彭真也认为，应该给这个新剧种一个固定的演出场所，以利其发展。但因曲剧刚刚问世，不宜在大型剧场演出，便决定在广德楼旧址上修建一家仅容400名观众的小型戏院演出曲剧，戏院定名为“前门小剧场”。1955年，前门小剧场建成，经理由曹宝禄担任。广德楼在大栅栏街西口路北，清末民初，是当时京城经营最火、人气最旺的戏园子。戏园舞台坐东朝西，宽深均为六米，高五米，十分气派。当时很多名角都纷纷到这里演出。京剧名家荀慧生就是在广德楼戏园成名的。1909年，百代公司为杨小楼先生拍的《金钱豹》黑白电影，也是在这里取景的。20世纪40年代，一场大火将广德楼化为灰烬。前门小剧场建成后，因曲剧《杨乃武与小白菜》以及接续排演的《啼笑因缘》越演越火，小剧场的名气也越来越大。“文革”后，前门小剧场改称北京曲艺厅。最近几年，广德楼重修，剧场内设有200多个茶座，已远不如昔日的恢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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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0年代，是曹宝禄在艺术和事业上最为辉煌的时期。他在完成繁重的演出与整理传统曲目之余，还热衷于社会公益事业，并担任北京曲艺杂技联合会理事长，还曾任中国曲艺研究会理事。在我收藏的资料中，有一份1956年11月5日，北京京（剧）、评（剧）、曲（曲艺）联席会常务委员会紧急会议的记录，会议的内容是北京戏曲界抗议英法侵略埃及。会议地点就在曹宝禄任经理的前门小剧场，由曹宝禄先生主持。会议通过了关于英法侵略埃及的抗议书及向埃及人民的慰问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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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曹宝禄充满了激情，快乐地工作着的时候，他因在1957年的“鸣放”中放了不少“炮”，被划为“右派”，停止演出。他被安排在前门小剧场门口卖糖葫芦，以示羞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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曲艺界开展的“鸣放运动”，是中共中央1957年在《人民日报》4月27日发出《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之后开始的。《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决定在全党开展以反对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为内容的整风运动，号召党外人士“鸣放”，鼓励群众提出自己的想法、意见，也可以给共产党和政府提意见，帮助共产党整风。在此一年前，文艺界已学习贯彻了中宣部部长陆定一向知识分子作的题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讲话，“提倡在文学艺术工作和科学研究工作中有独立思考的自由，有辩论的自由，有创作和批评的自由，有发表自己的意见、坚持自己的意见和保留自己的意见的自由。”在这个背景下，各界人士，主要是知识分子开始向党和政府表达意见或改进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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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北京曲艺界联合会主委、全国曲艺研究会理事、北京市曲艺二团的团长和北京市人民代表的曹宝禄，经过了党和政府的培养帮助，自然不愿在这次的运动中落后，他平时就以敢说、敢做、敢担当在曲艺界闻名。在此次的“鸣放”中，他动员、组织全团人员学习讨论，带头“鸣放”，积极投入帮助党整风的运动中，对于曲艺界出现的某些领导的瞎指挥、有些党员起不到典型引路的作用等不尽人意的问题，一股脑“放”了出来。他确实感到了痛快，也期望通过这次的整风改变曲艺界的乱象。或许是他说得过头了，或许是有泄私愤的情绪，结果是引火烧身，他被划为“右派”，先是被撤销了“曲剧团团长、前门小剧场经理”的职务，演出也被停止了。之后又被撤销“北京市曲艺协会主委、全国曲研会理事及人民代表、政协委员”等职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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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曹宝禄究竟说了些什么？为什么给他戴上了“右派分子”的帽子呢？我在一册北京市文化局保存的1957年8月起至1958年5月的“右派分子”材料中，找到了曹宝禄《主要右派言行》和《右派分子曹宝禄反党反社会主义言行》两份材料。据曹宝禄《主要右派言行》，他的“右派”言论共四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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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污蔑新社会不如旧社会。他认为艺人的生活比解放前降低了，并在农工民主党召开的放火座谈会上说：“过去挨了打还能骂，今天挨了打都不能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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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鸣放时曾说：“憋了十来年不能不放，就是拿我当反革命分子，我也要放，解放几年来政府一直拿我当贼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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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煽动艺人向党进攻。说：“什么牢骚都可以发，再要不诉苦，机会就错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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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恶性地发展民盟盟员九人，借此与党对抗。他说：“工农入党，知识分子只有入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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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以上言行，群众讨论一致认为曹宝禄是“右派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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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份1958年8月28日北京市文化局整理的《右派分子曹宝禄反党反社会主义言行》，共七页，罗列曹宝禄的主要右派言行有四条：一、一贯仇视党，仇视共产党员。二、煽动曲艺演员向党进攻。三、挑拨离间，造谣生事。四、排挤干部，破坏工作。这四条，都有同仁揭发的“口供”。如第一条中有，“据白凤鸣反映，当白为了与曹搞好团结时对曹说：‘我们若因搞不好团结而使曲艺搞不好的话，我们就成了罪人了。’曹当即回答说：‘罪人是您，搞垮曲艺的是共产党。’”在第二条“煽动曲艺演员向党进攻”中，证据也来源于同仁的揭发，“据刘司昌、关学曾反映，鸣放开始后，曹就动员群众向政府发牢骚，说：‘什么牢骚都可以发。’又说：‘我要大鸣大放，我憋了十来年了，不能不放了，就是拿我当反革命分子我也要放。’……又据顾荣甫、乔戈星反映：在大鸣大放期间曲研会召开的座谈会上，顾荣甫发言不多，会后曹对顾说：‘兄弟，怎么搞的呀，怎么到了放炮的时候你就没有炮药了呢！你都快把我急死了。’又据关学曾反映，曹曾恶意地把文艺工作者分为四等：一、电影话剧演员；二、京剧演员；三、评剧演员；四、曲艺演员。企图让曲艺演员对政府不满……”第三条是说曹宝禄“挑拨离间，造谣生事”。具体的例子不多，最重要的是曹在一次曲研会上挑拨曲艺艺人对政府的不满，说：“京剧老艺人金仲仁死后，政府给了3000元，而曲艺老艺人王祯禄死后政府就不管了。”最后一条是“排挤干部，破坏工作”。这一条主要反映曹宝禄不希望政府干预曲艺团的工作，他对文化局派去的不懂业务的党员干部“采取讽刺、挖苦和排挤的方法”。其实，只要认真分析，以《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讲话来对照曹宝禄那时的言论，尽管有的过于刻薄，但总体还是符合文件精神的。他所举的例子，有的也是符合实际的。比如他把文艺工作者分为四等，就很符合实际。以1954年北京市文化局对京剧、评剧和曲艺、杂技演员的评级为例，京剧演员中的一等旦有：梅兰芳、程砚秋、尚小云、荀慧生、张君秋、吴素秋、赵燕侠、筱翠花（于连泉）、李多奎、孙甫亭；一等生有：马连良、谭富英、杨宝森、奚啸伯、李万春、姜妙香；一等净有：郝寿臣、裘盛戎、侯喜瑞；一等丑有：马富禄；音乐一等有：杨宝忠、杭子和、李慕良、王少卿、裴世长、谭世秀、徐兰沅。总计27位。曲艺一等演员有：连阔如、荣剑尘、侯宝林、白凤鸣、曹宝禄、魏喜奎、高凤山、孙艳琴、谭凤元、顾荣甫、韩德福；武术、杂技一等有：张宝忠（武术）、訾吉发（杂技）、宝善林（掼跤）、孟宪有（艺名快手刘，戏法）、曹鹏飞（杂技）、彭云起（马术）。各行当共17位。从工资待遇上，京剧演员要高于曲艺演员。以马连良先生与侯宝林先生为例，同为文艺一等演员，1957年前后，马先生月薪1020元，侯先生则为335元。同为京剧演员的谭富英是900元，张君秋是870元，裘盛戎是840元，均高于侯宝林。在政治待遇、社会地位上，也有区别，当然这里有历史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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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被戴上“右派分子”的帽子后，曹宝禄是“见人矮三分”，有的曲艺演员以前曾被他讥讽过，现在和他打照面时，曹先生总是先笑脸相迎，然后说声对不起。大多数与曹宝禄共事过的艺人了解他，知道他的脾气，还像往常一样来往。像连阔如先生还为他说话，因而受到牵连。几年后，曹宝禄成了“摘帽右派”，恢复演出，与弦师韩德福合作，致力于改革梅花大鼓的曲调与表演，创立男女对唱新梅花调，与青年演员刘淑慧合作演出《韩湘子上寿》《玉玲珑》等，取得显著成就。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曹宝禄先生再次受到冲击，还被作为专政对象送到南口农场和天堂河农场劳动改造。1978年后，曹宝禄重获政治生命，作为曲艺代表参加了第四次全国文艺工作者代表大会。他有了“枯木逢春”的感觉，虽然已是七十多岁的老人了，且时常患病住院，但仍坚持与学生、徒弟和票界朋友切磋技艺，直到1988年离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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撂地儿：40位天桥老艺人的沉浮命运 [:17060008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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撂地儿：40位天桥老艺人的沉浮命运 架冬瓜：滑稽大鼓与贫穷的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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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7年，架冬瓜加入北平曲艺公会时的照片，时年57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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架冬瓜（1888或1889—？），北京人，满族。本名叶德霖，艺名架冬瓜，民国时期著名的滑稽大鼓艺人，与老倭瓜（崔子明）、大茄子（杜玉衡）、山药蛋（富少舫）齐名。太平公司曾灌制他的《丑妞出阁》唱片两面流传后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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架冬瓜是民国时期天桥著名滑稽大鼓艺人叶德霖的艺名。在许多有关民国期间天桥艺人的书籍资料中，总会提到他的艺名架冬瓜和他表演的绝技滑稽大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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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社会在天桥卖艺的，照侯宝林大师的话说，都是些穷人，只有穷人才去学艺卖艺。故而有许多艺人，即使有了些名气，社会地位也不高。有的连真名实姓都没留下来，只留下个艺名，籍贯、生卒年也不见记载。架冬瓜的情况大体如此。我在《北平市曲艺公会1947年会员名册》上，查看到架冬瓜的一张小照片和一行简单的履历。从照片上看，他的头脸不大，却是很喜兴的一个老头儿。履历所注，他的籍贯是北京，那个时候，叫北平。那一年他57岁，住在崇外南岗子五号。按此推断，架冬瓜大约出生于1888年或1889年，因旧时有的人出生日，或按阴历，或按阳历，有所不同，但虚岁不能大于实际年龄两岁。他姓叶，又是北京人，还是博古通今、演技超凡的艺人，由此亦可推断，他应是满族旗籍。清入关前，满族人没有汉姓，也不起汉名。入关和汉族人杂居后，满族人的名字还勉强能用。满族人的姓，汉族人听不懂也记不住，双方都感到别扭。清康熙初年，在北京设一个临时机构，名“译姓馆”，把满族人的姓全部改成汉姓。如“章佳”为“张”（又为“尹”），“完颜”为“王”，“纳兰”为“李”，“依尔根觉罗”为“赵”，“瓜尔佳”为“关”，“佟佳”为“佟”，“索齐勒”为“索”，“爱新觉罗”为“金”，“叶赫那拉”为“叶”“那”，等等。辛亥革命后，满族人一度受歧视，许多满族人已改汉姓，干脆登记“民族”时也说自己是汉族了，乃至到了后辈儿孙，连自家的老姓也不知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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架冬瓜所表演的滑稽大鼓是京韵大鼓的一个支派，约于1920年前后形成。滑稽大鼓一派的创始人是张云舫，又名张允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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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位张云舫先生，出生于1877年，北京的满族旗籍，大概是满洲镶黄旗章佳氏后裔。他家住北京三旗营，是“皇粮张”的后裔，在皇粮仓中当差有年。正当他壮年拉家带口的时候，清朝垮了，进入了民国。和众多的八旗子弟一样，他要靠自己挣钱养家了，可养尊处优、玩耍惯了，没有其他的本事，但也不能喝西北风去呀。好在他读过书，有一定的文学功底，心性灵敏，早年还是八角鼓票友，于是一跺脚，下海作艺，在北京天桥等各杂耍园子演唱京韵大鼓。那时候，在北京唱京韵大鼓已有很大名声的有刘宝全和白云鹏等。张云舫嗓音虽窄却绰有余韵，且善于表演，自知天赋不如同时唱京韵大鼓的刘宝全等人，难以与他们抗衡，便根据自己的条件对京韵大鼓进行了别开生面的艺术创造。他发挥自己有文化、读书多、阅历广的特点，以北京市井风俗、社会新闻为题材，自编自演，其音乐唱腔基本上与京韵大鼓相同，但曲目内容全为滑稽可笑和寓意讽刺的故事。他还整理了许多流传下来的鼓词，故事内容大体不变，增加了一些诙谐幽默、俗不伤雅的词语，自己称为“改良大鼓”。他在创编和表演时，特别考虑到自己的嗓音条件而扬长避短，躲开高音区，设计出字多腔少、说多于唱、小巧俏皮的新唱腔，把吐字、发声、表情融为一体，给人以亲切风趣、灵活幽默之感。他在所演曲目的开场白上也别开生面，多用自编的自嘲诗或现挂，以抓包袱，不落套。因其在表演上注重表情动作，刻意模拟，并且怪声怪调，滑稽百出，被人称为滑稽大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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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云舫改编的传统鼓曲，他的弟子们传唱的很多，最有影响的有《蓝桥会》《蒋干盗书》等曲目。《蓝桥会》是张云舫根据民间传说改编的。剧情是：韦郎保和贾玉珍是集贤庄上的邻居，青梅竹马时即已情投意合。后来遭逢兵乱，两个人离散了。贾玉珍给强人卖给蓝家，改名蓝玉莲，被迫做了童养媳，丈夫只有13岁，公婆把她当奴隶。贾玉珍日夜想念韦郎保，却始终没有他的音讯。一天，贾玉珍挑水来到蓝桥上，遇到了她朝思暮想的爱人韦郎保。久别重逢，他们约定当晚三更时分在蓝桥相会，一起远走高飞。夜晚，韦郎保应约来到蓝桥时，想不到山洪暴发，为了坚守信约，他死抱着蓝桥不肯离去。等玉珍摆脱了公婆的监视赶到蓝桥时，韦郎保早被淹死了。贾玉珍满怀悲愤也纵身跃入水中，兑现了两人忠诚不渝的信约。下面是张云舫改编的《蓝桥会》中的二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