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曲艺界开展的“鸣放运动”，是中共中央1957年在《人民日报》4月27日发出《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之后开始的。《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决定在全党开展以反对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为内容的整风运动，号召党外人士“鸣放”，鼓励群众提出自己的想法、意见，也可以给共产党和政府提意见，帮助共产党整风。在此一年前，文艺界已学习贯彻了中宣部部长陆定一向知识分子作的题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讲话，“提倡在文学艺术工作和科学研究工作中有独立思考的自由，有辩论的自由，有创作和批评的自由，有发表自己的意见、坚持自己的意见和保留自己的意见的自由。”在这个背景下，各界人士，主要是知识分子开始向党和政府表达意见或改进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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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北京曲艺界联合会主委、全国曲艺研究会理事、北京市曲艺二团的团长和北京市人民代表的曹宝禄，经过了党和政府的培养帮助，自然不愿在这次的运动中落后，他平时就以敢说、敢做、敢担当在曲艺界闻名。在此次的“鸣放”中，他动员、组织全团人员学习讨论，带头“鸣放”，积极投入帮助党整风的运动中，对于曲艺界出现的某些领导的瞎指挥、有些党员起不到典型引路的作用等不尽人意的问题，一股脑“放”了出来。他确实感到了痛快，也期望通过这次的整风改变曲艺界的乱象。或许是他说得过头了，或许是有泄私愤的情绪，结果是引火烧身，他被划为“右派”，先是被撤销了“曲剧团团长、前门小剧场经理”的职务，演出也被停止了。之后又被撤销“北京市曲艺协会主委、全国曲研会理事及人民代表、政协委员”等职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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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曹宝禄究竟说了些什么？为什么给他戴上了“右派分子”的帽子呢？我在一册北京市文化局保存的1957年8月起至1958年5月的“右派分子”材料中，找到了曹宝禄《主要右派言行》和《右派分子曹宝禄反党反社会主义言行》两份材料。据曹宝禄《主要右派言行》，他的“右派”言论共四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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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污蔑新社会不如旧社会。他认为艺人的生活比解放前降低了，并在农工民主党召开的放火座谈会上说：“过去挨了打还能骂，今天挨了打都不能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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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鸣放时曾说：“憋了十来年不能不放，就是拿我当反革命分子，我也要放，解放几年来政府一直拿我当贼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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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煽动艺人向党进攻。说：“什么牢骚都可以发，再要不诉苦，机会就错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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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恶性地发展民盟盟员九人，借此与党对抗。他说：“工农入党，知识分子只有入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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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以上言行，群众讨论一致认为曹宝禄是“右派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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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份1958年8月28日北京市文化局整理的《右派分子曹宝禄反党反社会主义言行》，共七页，罗列曹宝禄的主要右派言行有四条：一、一贯仇视党，仇视共产党员。二、煽动曲艺演员向党进攻。三、挑拨离间，造谣生事。四、排挤干部，破坏工作。这四条，都有同仁揭发的“口供”。如第一条中有，“据白凤鸣反映，当白为了与曹搞好团结时对曹说：‘我们若因搞不好团结而使曲艺搞不好的话，我们就成了罪人了。’曹当即回答说：‘罪人是您，搞垮曲艺的是共产党。’”在第二条“煽动曲艺演员向党进攻”中，证据也来源于同仁的揭发，“据刘司昌、关学曾反映，鸣放开始后，曹就动员群众向政府发牢骚，说：‘什么牢骚都可以发。’又说：‘我要大鸣大放，我憋了十来年了，不能不放了，就是拿我当反革命分子我也要放。’……又据顾荣甫、乔戈星反映：在大鸣大放期间曲研会召开的座谈会上，顾荣甫发言不多，会后曹对顾说：‘兄弟，怎么搞的呀，怎么到了放炮的时候你就没有炮药了呢！你都快把我急死了。’又据关学曾反映，曹曾恶意地把文艺工作者分为四等：一、电影话剧演员；二、京剧演员；三、评剧演员；四、曲艺演员。企图让曲艺演员对政府不满……”第三条是说曹宝禄“挑拨离间，造谣生事”。具体的例子不多，最重要的是曹在一次曲研会上挑拨曲艺艺人对政府的不满，说：“京剧老艺人金仲仁死后，政府给了3000元，而曲艺老艺人王祯禄死后政府就不管了。”最后一条是“排挤干部，破坏工作”。这一条主要反映曹宝禄不希望政府干预曲艺团的工作，他对文化局派去的不懂业务的党员干部“采取讽刺、挖苦和排挤的方法”。其实，只要认真分析，以《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讲话来对照曹宝禄那时的言论，尽管有的过于刻薄，但总体还是符合文件精神的。他所举的例子，有的也是符合实际的。比如他把文艺工作者分为四等，就很符合实际。以1954年北京市文化局对京剧、评剧和曲艺、杂技演员的评级为例，京剧演员中的一等旦有：梅兰芳、程砚秋、尚小云、荀慧生、张君秋、吴素秋、赵燕侠、筱翠花（于连泉）、李多奎、孙甫亭；一等生有：马连良、谭富英、杨宝森、奚啸伯、李万春、姜妙香；一等净有：郝寿臣、裘盛戎、侯喜瑞；一等丑有：马富禄；音乐一等有：杨宝忠、杭子和、李慕良、王少卿、裴世长、谭世秀、徐兰沅。总计27位。曲艺一等演员有：连阔如、荣剑尘、侯宝林、白凤鸣、曹宝禄、魏喜奎、高凤山、孙艳琴、谭凤元、顾荣甫、韩德福；武术、杂技一等有：张宝忠（武术）、訾吉发（杂技）、宝善林（掼跤）、孟宪有（艺名快手刘，戏法）、曹鹏飞（杂技）、彭云起（马术）。各行当共17位。从工资待遇上，京剧演员要高于曲艺演员。以马连良先生与侯宝林先生为例，同为文艺一等演员，1957年前后，马先生月薪1020元，侯先生则为335元。同为京剧演员的谭富英是900元，张君秋是870元，裘盛戎是840元，均高于侯宝林。在政治待遇、社会地位上，也有区别，当然这里有历史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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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被戴上“右派分子”的帽子后，曹宝禄是“见人矮三分”，有的曲艺演员以前曾被他讥讽过，现在和他打照面时，曹先生总是先笑脸相迎，然后说声对不起。大多数与曹宝禄共事过的艺人了解他，知道他的脾气，还像往常一样来往。像连阔如先生还为他说话，因而受到牵连。几年后，曹宝禄成了“摘帽右派”，恢复演出，与弦师韩德福合作，致力于改革梅花大鼓的曲调与表演，创立男女对唱新梅花调，与青年演员刘淑慧合作演出《韩湘子上寿》《玉玲珑》等，取得显著成就。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曹宝禄先生再次受到冲击，还被作为专政对象送到南口农场和天堂河农场劳动改造。1978年后，曹宝禄重获政治生命，作为曲艺代表参加了第四次全国文艺工作者代表大会。他有了“枯木逢春”的感觉，虽然已是七十多岁的老人了，且时常患病住院，但仍坚持与学生、徒弟和票界朋友切磋技艺，直到1988年离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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撂地儿：40位天桥老艺人的沉浮命运 [:17060008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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撂地儿：40位天桥老艺人的沉浮命运 架冬瓜：滑稽大鼓与贫穷的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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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7年，架冬瓜加入北平曲艺公会时的照片，时年57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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架冬瓜（1888或1889—？），北京人，满族。本名叶德霖，艺名架冬瓜，民国时期著名的滑稽大鼓艺人，与老倭瓜（崔子明）、大茄子（杜玉衡）、山药蛋（富少舫）齐名。太平公司曾灌制他的《丑妞出阁》唱片两面流传后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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架冬瓜是民国时期天桥著名滑稽大鼓艺人叶德霖的艺名。在许多有关民国期间天桥艺人的书籍资料中，总会提到他的艺名架冬瓜和他表演的绝技滑稽大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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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社会在天桥卖艺的，照侯宝林大师的话说，都是些穷人，只有穷人才去学艺卖艺。故而有许多艺人，即使有了些名气，社会地位也不高。有的连真名实姓都没留下来，只留下个艺名，籍贯、生卒年也不见记载。架冬瓜的情况大体如此。我在《北平市曲艺公会1947年会员名册》上，查看到架冬瓜的一张小照片和一行简单的履历。从照片上看，他的头脸不大，却是很喜兴的一个老头儿。履历所注，他的籍贯是北京，那个时候，叫北平。那一年他57岁，住在崇外南岗子五号。按此推断，架冬瓜大约出生于1888年或1889年，因旧时有的人出生日，或按阴历，或按阳历，有所不同，但虚岁不能大于实际年龄两岁。他姓叶，又是北京人，还是博古通今、演技超凡的艺人，由此亦可推断，他应是满族旗籍。清入关前，满族人没有汉姓，也不起汉名。入关和汉族人杂居后，满族人的名字还勉强能用。满族人的姓，汉族人听不懂也记不住，双方都感到别扭。清康熙初年，在北京设一个临时机构，名“译姓馆”，把满族人的姓全部改成汉姓。如“章佳”为“张”（又为“尹”），“完颜”为“王”，“纳兰”为“李”，“依尔根觉罗”为“赵”，“瓜尔佳”为“关”，“佟佳”为“佟”，“索齐勒”为“索”，“爱新觉罗”为“金”，“叶赫那拉”为“叶”“那”，等等。辛亥革命后，满族人一度受歧视，许多满族人已改汉姓，干脆登记“民族”时也说自己是汉族了，乃至到了后辈儿孙，连自家的老姓也不知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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架冬瓜所表演的滑稽大鼓是京韵大鼓的一个支派，约于1920年前后形成。滑稽大鼓一派的创始人是张云舫，又名张允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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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位张云舫先生，出生于1877年，北京的满族旗籍，大概是满洲镶黄旗章佳氏后裔。他家住北京三旗营，是“皇粮张”的后裔，在皇粮仓中当差有年。正当他壮年拉家带口的时候，清朝垮了，进入了民国。和众多的八旗子弟一样，他要靠自己挣钱养家了，可养尊处优、玩耍惯了，没有其他的本事，但也不能喝西北风去呀。好在他读过书，有一定的文学功底，心性灵敏，早年还是八角鼓票友，于是一跺脚，下海作艺，在北京天桥等各杂耍园子演唱京韵大鼓。那时候，在北京唱京韵大鼓已有很大名声的有刘宝全和白云鹏等。张云舫嗓音虽窄却绰有余韵，且善于表演，自知天赋不如同时唱京韵大鼓的刘宝全等人，难以与他们抗衡，便根据自己的条件对京韵大鼓进行了别开生面的艺术创造。他发挥自己有文化、读书多、阅历广的特点，以北京市井风俗、社会新闻为题材，自编自演，其音乐唱腔基本上与京韵大鼓相同，但曲目内容全为滑稽可笑和寓意讽刺的故事。他还整理了许多流传下来的鼓词，故事内容大体不变，增加了一些诙谐幽默、俗不伤雅的词语，自己称为“改良大鼓”。他在创编和表演时，特别考虑到自己的嗓音条件而扬长避短，躲开高音区，设计出字多腔少、说多于唱、小巧俏皮的新唱腔，把吐字、发声、表情融为一体，给人以亲切风趣、灵活幽默之感。他在所演曲目的开场白上也别开生面，多用自编的自嘲诗或现挂，以抓包袱，不落套。因其在表演上注重表情动作，刻意模拟，并且怪声怪调，滑稽百出，被人称为滑稽大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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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云舫改编的传统鼓曲，他的弟子们传唱的很多，最有影响的有《蓝桥会》《蒋干盗书》等曲目。《蓝桥会》是张云舫根据民间传说改编的。剧情是：韦郎保和贾玉珍是集贤庄上的邻居，青梅竹马时即已情投意合。后来遭逢兵乱，两个人离散了。贾玉珍给强人卖给蓝家，改名蓝玉莲，被迫做了童养媳，丈夫只有13岁，公婆把她当奴隶。贾玉珍日夜想念韦郎保，却始终没有他的音讯。一天，贾玉珍挑水来到蓝桥上，遇到了她朝思暮想的爱人韦郎保。久别重逢，他们约定当晚三更时分在蓝桥相会，一起远走高飞。夜晚，韦郎保应约来到蓝桥时，想不到山洪暴发，为了坚守信约，他死抱着蓝桥不肯离去。等玉珍摆脱了公婆的监视赶到蓝桥时，韦郎保早被淹死了。贾玉珍满怀悲愤也纵身跃入水中，兑现了两人忠诚不渝的信约。下面是张云舫改编的《蓝桥会》中的二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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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饭没吃他愣说不饿，口中干渴懒把茶喝。叽叽咕咕的蚁转磨，嘟嘟囔囔的把鬼话说。昏昏沉沉和衣而卧，却翻来覆去把饼来折。一心尽想了佳人待我情义她怎么那么热，她言投语对说话透透柔合。人实儿俊巧模样儿真出特，头脑脚梢利利落落。未曾说话先跟我乐，待我的情儿她总算不薄。她叫我蓝桥相会早早儿去，别等到黑天没火话儿不好说。这么好的机会我怎么能够教他错过，今夜晚会一会美貌的女娇娥总算没有白活。为何今天太阳你还不落，单等之我手拿竹竿子把你拨落。他把太阳爷魂魄都给吓破，晃晃悠悠直把脖儿缩。好容易阿弥陀佛红日落，金乌西坠滚滚落在山坡。韦公子出离古洞山环绕过，猛抬头瞧一瞧阴云照月月照蓝河。蒙蒙暗暗蓝桥一座，这个公子在蓝桥左右细看明白，桥南边找遍了桥北边没，不见佳人蓝氏女娇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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滑稽大鼓如同京剧中的丑行，滑稽诙谐，可又不能过火，过火了使观者觉得你矫揉造作，还不能太过庸俗粗鄙。纵观京剧自徽班进京起，生、旦两行名家辈出，远的不说了，以民国后期为例，生行有前后四大须生，他们分别是：余叔岩、言菊朋、高庆奎、马连良、谭富英、杨宝森、奚啸伯。而在前四大须生和后四大须生中，马连良均榜上有名；四大名旦有梅兰芳、尚小云、程砚秋、荀慧生；与四大名旦同期的还有筱翠花和李多奎；之后又有四小名旦李世芳、毛世来、张君秋、宋德珠。而丑行有一定造诣者则不多见，清代最著名的也就一个刘赶三。他演丑婆戏，誉满京师，各戏园争相邀聘。为生活计，刘赶三曾赶场至城外三庆班、东四牌楼景泰园及隆福寺街泰华园三处演出，梨园同行因此为他起绰号“赶三”，以嘲讽之。刘非但不介意，索性改艺名为刘赶三。民国以来，人们记得住名字的京剧丑行名家也就是萧长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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滑稽大鼓出现的历史不长，因演唱滑稽大鼓不仅要具备大鼓艺人的基本素质、娴熟的台上经验，此外还要有能言善辩的本事，和引人发笑的形体语言。难度之大，不言而喻，因此数十年来跻身于滑稽大鼓之列并有成就者，屈指不过四人，都是张氏弟子，他们是老倭瓜（崔子明）、大茄子（杜玉衡）、山药蛋（富少舫）和架冬瓜（叶德霖）四人。这四个师兄弟，只有富少舫和叶德霖留下了影像，杜玉衡的生平资料，存世甚少，生卒年不详；富少舫本名富德山，号少舫，艺名山药蛋，满族。1896年出生，1952年逝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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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云舫的几位高徒中，老倭瓜、架冬瓜的表演更受观众欢迎，影响也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