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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家在唐山定居的地方叫“小山”，是唐山的中心区，也是最热闹的地方。据传，原来这里并没有人家，只有一座小山。后来有个姓唐的人逃荒到这儿，见地上的土都是黑的，抓起一把觉得发沉，拿水搅和搅和，团一个团儿，晾干了用火一点能烧着，觉得这是块宝地，就在这儿住了下来。往后，到这儿来住的人越来越多，逐渐形成一个小城镇了，于是人们就以那个最先定居的姓唐的人的姓和那座小山联结起来，取名为唐山。唐山产煤，很快有人在这儿开了煤矿，矿工也开始多了起来。那会儿，唐山没什么好玩的地方，也只能看看皮影，听听说书。魏永富是说长书的，一部书每天连续说，最短也能说几个月，长的能说一两年。虽然挣钱不多，但养家糊口还可以，因此魏家在唐山一住就是好几年。魏喜奎从小接触的便是父亲所唱的乐亭大鼓，因此三四岁的时候就会唱曲儿了。但是父母不想让她学艺，想让她上学读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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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魏家想在唐山再挣些钱，买间房子，真正定居下来的时候，来唐山的艺人越来越多，而矿工被资本家剥削，挣得越来越少，魏家连饭钱都快挣不出来了，无奈之下，魏永富做出决定，离开唐山另谋生路。几个月后，边沿途卖唱，边行走，终于到了营口。在营口待了不到一年，经魏永富的师弟周永富的介绍，赴天津作艺。1930年，魏永富带上魏喜奎和他的堂弟来到天津，在谦德庄的一家书馆说书，上座儿一直挺好。不久先是魏喜奎的母亲病故，然后是她的爷爷和刚落生的小妹妹相继去世。魏永富面对几天之内先后死去三个亲人的变故，精神恍惚，只好辞了谦德庄书场的事，回到老家蓟县，在盘山庙会演唱挣口饭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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盘山是京东一座较大的山，它虽然在蓟县境内，但离魏家所住的村庄还有百十里的路程。盘山脚下有个娘娘庙，一年一度的娘娘庙庙会，方圆一二百里的善男信女都赶来进香、求子，香客、游人很多。为了能在庙会期间演出，挣些钱度日，魏永富和弟弟带上小喜奎，借了一个独轮小推车，一边说书卖艺，一边往盘山赶。等到赶到盘山，搭好了棚子，准备第二天清早开张说书。谁料想，下起了大雨，雨水灌进了棚子，魏永富因淋雨着凉，呕吐不止，病倒了。庙会开始了，魏永富却唱不了了，可棚子得缴地皮税呀。这时候，魏永富的弟弟提醒说，丫头好歹会几个段子，要不，让她试试。没辙了，病在床上的老魏只好答应了。这年，魏喜奎八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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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喜奎和叔叔整理好棚子，叔叔弹起弦子，小喜奎开始替父说唱。她唱的是《刘瑞莲借米》，没想到竟赢得了阵阵喝彩声。从此，小喜奎走上了卖艺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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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父亲病体渐好后，父女俩便轮换作艺。到了转年开春，魏喜奎同父异母的哥哥魏宝华和嫂子金兰英来到了蓟县。他们是在天津应了买卖，来找父亲和妹妹一同赴津卖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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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到津门，魏喜奎先是在“燕乐升平”听高五姑唱天津时调，并跟着学了些日子，不幸高五姑病重，不能作艺了，之后又跟着鲜灵霞学了些日子的评戏。这时，魏宝华发现妹妹的嗓子好，能在她身上赚钱，于是开始教她学唐山大鼓，这是乐亭大鼓的一个支派。魏家本来是唱乐亭大鼓的，为什么哥哥让她学唐山大鼓呢？原来，此时的唐山大鼓已濒于失传，让魏喜奎唱冷门，能赚钱。而能弹唐山大鼓弦子的又只有他魏宝华一个，离开他不行。这样，如果魏喜奎唱红了，他就有了饭碗儿，妹妹就被他拴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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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13岁的魏喜奎随父亲和兄嫂来到北京的天桥学唱唐山大鼓，不久便赶上曲艺同业为纪念祖师爷周庄王生日（阴历四月廿八日）举行的联合义演。当时曲艺公会会长曹宝禄与魏宝华算是同门师兄弟，经曹宝禄策划，魏喜奎得以在这次义演中登台。当时魏喜奎的艺名叫“丫头”，这次曹宝禄特意为小师妹起了个响亮的艺名“喜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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阴历四月廿八日这一天到了。曲艺界的同行都像过节一样。这次联合义演是在前门外大栅栏的庆乐园举行的。据后来魏喜奎叙述，那天庆乐园门口儿悬灯结彩，门口两旁的柱子上挂着红底白字的大水牌，地上也戳有这样的大水牌。曹宝禄为“丫头”起的“魏喜奎”的艺名赫然写在水牌上。这次的演出一共十二个节目，魏喜奎被放在了第四个，后边是汤金城（艺名汤瞎子）的口技、快手刘的古彩戏法、架冬瓜的滑稽大鼓以及“华北三绝”：京韵大鼓方红宝、梅花大鼓郭筱霞、河南坠子姚俊英。她们三位女艺人也被合称为“天桥三绝”。再后面是曹宝禄和高德明，这两位也是当时享有盛名的艺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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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如今，这几位高手的演技都已成为绝唱了，限于篇幅，以下对本书未曾提及的二位作简要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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汤金城（1890—1980），亦作汤金澄，北京人。艺名汤瞎子，因他近视眼而有此称。他是焦德海先生的徒弟。汤金城还曾拜张昆山（百鸟张）习口技。他运用口腔发声的技巧很高超，凡是虫、鸟、走兽、器械的声音和人们日常生活的各种声音均能模仿得细腻入微，惟妙惟肖。尤擅长模仿飞禽走兽的鸣叫，比如模仿蟋蟀之声，能根据《诗经》中《七月》所载“七月在野，八月在宇，九月在户，十月蟋蟀入我床下”的诗句，一面介绍，一面将蟋蟀在不同月份的叫声特点模仿得极为逼真，令人称赏不已。还能学抖空竹声、磨刀人吹喇叭声等。他的口技是以对口相声的形式表演的，是口技与相声的结合，演来轻松活泼，不时穿插“包袱儿”。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存有汤金城的节目录音《韩信击缸》《学口技》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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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快手刘”的资料极少。《北平市曲艺公会1947年会员名册》上仅存他的一张照片和一条文字简历。通过这几十字的简历，才得知他原名叫孟宪有，艺名“快手刘”。1947年，他62岁，以此测算他约出生于1885年，据说，“快手刘”卖艺时随身背着一个绿色的小木箱，在哪儿摆摊就把木箱放在哪儿。箱上架一条满是洞眼的横木板，洞眼插着一排排廉价而赤黄的棒糖。快手刘卖的糖叫“药糖”，又称“茶膏糖”，是近代天津的风味小吃，由白砂糖熬制而成，其中加入了茶膏和中药成分，俗称“药糖”。“快手刘”变戏法是为了吸引孩子们来买糖，戏法十分简单，俗称“小碗扣球”。先把一块黄布铺在地上，然后把两只白瓷小茶碗、四个大红玻璃球儿放在黄布上。只见他两只手各拿一只茶碗，明明看见每只碗下边扣着两只红球儿，连眼皮都没眨动一下，四只球儿竟然全都跑到一只茶碗下边去了。这种戏法比舞台上的魔术难变，舞台只有一边对着观众，而街头上的土戏法，前后左右围一圈人，人们的视线从四面八方望过来，容易看出破绽。除了撂地儿摆摊，“快手刘”也常到剧场表演古彩戏法。古彩戏法历史久远，自南宋以来杭州的瓦舍、街头以及喜庆堂会都有此演出。变戏法都遵循传统，一直穿大褂表演，表演前必须上、下、反、正都要亮相，把盖布里外让观众看过。讲究“八字真言”：“捆、绑、藏、掖、撕、携、摘、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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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喜奎这个刚见世面的小丫头，和这些大腕儿们同台演出，按理说应该有压力的。因上台前得到了诸位同台演出的前辈鼓励，上台后，小喜奎竟然沉稳地把一段唐山大鼓《黛玉悲秋》圆圆满满地演唱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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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此，在师哥曹宝禄的支持和帮助下，魏喜奎上了电台说唱。那时候，能上电台说唱，就像今天上电视台演出一样，虽然无线电也还不普及，不过有些身份的家里和生活较富裕的市民家里都有，影响还是很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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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电台经常播唱魏喜奎的曲目，一段时间后，果然名声逐渐增大了，还经常有本市和外地的听众来信，点喜奎唱段子。小喜奎聪明好学，在这段时期，还跟着师兄曹宝禄苦练八角鼓，很快学会几段，还把曹的拿手唱段《五圣朝天》学会了。《五圣朝天》是曹宝禄先生最拿手的段子，据说，只要曹先生出场，一报这个段子的名，听众就会鼓掌叫好。一次，电台约曹宝禄、高德明、绪德贵和魏喜奎到电台演唱，结果曹宝禄半路上出了交通事故，来不了了，这次听众点播的正是曹先生的《五圣朝天》。这可急坏了电台人员，这时魏喜奎说：“我替我师哥唱吧。”没法子，电台决定让小喜奎替唱。结果第二天，电台接到好多听众来信，都说魏喜奎唱的《五圣朝天》好。过后，曹宝禄半开玩笑地说：“这孩子，了不得，教会徒弟，饿死师傅，瞧这样，往后她非得压下我去，我可得留神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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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提高自己的综合素质，魏喜奎得空就去开明戏院听评戏，结识了小白玉霜母女。在小白玉霜的引荐下，又结识了京剧演员吴素秋，从此她们三人结成京评曲三姐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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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束了开明戏院的演出，又经曹宝禄先生推荐，魏喜奎来到哈尔飞剧院。从这个时候起，魏喜奎算是正式进了剧场，成为当时曲艺界里高一等的演员。也是在哈尔飞演出期间，魏喜奎经曹宝禄师哥的引荐，认识了唱乐亭大鼓的王佩臣，并得到了她的指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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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佩臣，30年代初享誉京津曲坛，与京韵大鼓鼓王刘宝全、梅花大鼓鼓王金万昌同台，被誉为“鼓界三绝”。因她的唱法语调独特，善于在唱腔尾字用滑音，以独有的诙谐俏皮自成一派，被人们谑称为“醋溜大鼓”。她擅演的曲目近百段，《太公卖面》《刘伶醉酒》《花魁》《王二姐思夫》等是她的常演剧目。她来北京演出就住在“哈尔飞”园子旁边的一个小跨院里，外地到这儿演唱的艺人，多住在这个跨院里。据魏喜奎回忆说，她刚到哈尔飞的第一天，就跟父亲到跨院拜见王佩臣，她管王佩臣叫师婶。他们一进院，见王师婶在院子里漱口，原来王佩臣染有吸鸦片的嗜好，每天除去早晚两场之外，大都躺在床上吸鸦片，或者睡觉，很少有别的活动。当时王佩臣已三十出头，不算年轻，长得也不大漂亮，身材比较矮。上场的时候，穿着也很朴素，头发平梳，在后边梳个圆头，脸上不施粉黛，向来不穿花穿红，给人以淡雅的感觉。观众喜欢她，因为她确有独到之处。她在台上没有什么风度，可是只要她一张嘴，她的音色、行腔，加上她的神态，立刻就把听众的神抓住了。王佩臣见了魏喜奎，还真的很喜欢这个小姑娘。当魏喜奎说想和王师婶学“醋溜大鼓”时，王佩臣说：“我不是不愿意收你这个徒弟，的确觉着你这个唐山大鼓是个冷门，祖辈刨个玩意儿不易，可不能失传，你别把它扔了！”魏喜奎向王佩臣表示，不扔唐山大鼓，但一定和她学！王佩臣见孩子很坚决，也表示：“来吧，来了就教。”从此，王佩臣真的按照自己说的那样，只要喜奎一到，她立刻放下别的事情，赶紧教学，教得十分认真。照魏喜奎的说法，“王师婶真的把掏心窝子的技艺一一传给了我”。新中国成立后，王佩臣参加了天津曲艺团，积极从事整旧创新工作。王佩臣只活了63岁，1964年就离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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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在王佩臣开始教魏喜奎“乐亭大鼓”不久，曹宝禄筹办鼓界大王刘宝全演唱会，魏喜奎荣幸地拜见了刘宝全，并深得他的指点，更有长进。因唐山大鼓是个冷门，北京只此一家，天津并无分号，加上魏喜奎又在北京唱响了，这时天津来人约她父女去天津南市庆云戏院演唱。这一年，魏喜奎15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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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素称曲艺之乡。那里的曲艺一直比北京昌盛。那时候，北京的艺人在北京唱红了，有了名气之后，总得到天津去，注个册，挂个号。这成了曲艺界约定俗成的规矩。有些演员在北京名气不大，可到了天津却唱红了，便久居不归了。当时常在天津献艺的有唱京韵的小彩舞、小黑姑娘、林红玉、小岚云、闫秋霞；唱梅花大鼓的花四宝、花五宝；唱单弦的常澍田；唱河南坠子的王元堂；说相声的张寿臣、马三立、郭荣启、小蘑菇等。像刘宝全、白云鹏、金万昌、荣剑尘等名角，也常到天津演出。陪着魏喜奎去天津的有父亲、哥哥，还有孙书筠、于兰凤两位艺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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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出地多在庆云戏院，庆云戏院在天津南市，是外国租界之外的几个穷僻地带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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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地区凡来新角儿，头天上场要摆放花篮，花篮越多说明角儿越红，魏喜奎的父亲借钱买花篮摆上台面。喜奎就用《鞭打芦花》鼓曲唱段“打炮”。当喜奎出台亮相，头一句唱下来即获得满堂好。一炮打响，在津门一唱即红。谁承想，就在魏喜奎和父亲沉浸在兴奋之中的时候，“天津教父”袁文会在第二天的晚上来看魏喜奎的演出，这晚唱的还是《鞭打芦花》，得到了观众的再次捧场。袁文会也传话说，小魏老板唱得好。第二天一早，袁文会送来了帖子，晌午要在鸿宾楼请魏喜奎吃饭。不去是不行的，去了饭吃得顺顺当当的，但袁文会提出晚上非要让魏喜奎到他的别墅打八圈麻将不可。他威胁说：“你要是不肯赏光，咱可就‘僵’了。”袁文会的别墅在日租界，那是出了名的虎口，凡是去了那儿的女艺人，没有一个不遭到他蹂躏的。怎么办呢？最后，经反复斟酌，魏喜奎父女决定想办法请出袁文会的三姨太来看当晚的演出。结果三姨太还真的喜欢上了喜奎的演唱，并认了喜奎做干女儿。散场后，袁文会派人来接魏喜奎，三姨太闻听，问来人：“上哪儿？都这么晚了！”来人说：“上别墅去打牌。”三姨太说：“这是他又没安好心哪！告诉他，喜奎是我刚认的干闺女，谁也别想从她身上找便宜！打牌，我去，这就拉我去别墅！”在三姨太的帮助下，喜奎这一关算是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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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在庆云的演出，魏喜奎还结识了梅花大鼓名琴师金万昌，她又学唱梅花大鼓。之后她又在天津的群英戏园和小梨园曲艺厅演唱。她与京韵大鼓名家小彩舞同台演唱，小彩舞对她要改进唐山大鼓的设想十分赞成与鼓励。喜奎又在大观园曲艺厅与京韵大鼓名家白云鹏同台演唱，深得“白派“的启迪。她在津门演唱到1945年抗战胜利后，返回北平。魏喜奎歌喉纯美、技艺娴熟、韵味隽永、情感真挚，把各流派唱腔逐步融进唐山大鼓内，经过多年的艺术实践，最终形成风格独特的“奉调”魏派大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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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唱鼓曲，魏喜奎还擅丹青。她师从齐白石，尤精水墨写意虾蟹。按照魏喜奎自己的说法，她与齐白石老人的结缘是因为她主演的曲剧《柳树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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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成立之初，二十多岁的魏喜奎和曹宝禄等艺术家为搬演从老解放区传来的歌舞剧，配合劳动光荣、婚姻自主、破除迷信等宣传，以“单弦牌子曲”为基调，在拆唱“八角鼓”的形式上有所发展，按戏曲的样子演出《四劝》《新探亲》《大家喜欢》《新打灶王》等，受到各方面的欢迎。大家管这种演出叫做“新曲艺”，老舍对这种按戏曲形式的演出，给予高度的评价，说：“这是曲艺唱腔演的戏，干脆就叫‘曲剧’吧！”老舍还说：“曲艺是北京的土产。各个地方都有自己的地方戏，北京这么大的地方反而一直没有自己的地方戏。曲剧填补了这个空白，往后曲剧就是北京的地方戏了。”“曲剧”剧种由此而得名。“为曲剧正式问世，老舍先生特地写了一部宣传婚姻法的戏《柳树井》，1951年3月，《柳树井》在北京长安街西口路南的进康游艺社演出，魏喜奎在剧中扮演招弟。招弟是个童养媳，因受虐待，险些自杀。后来在婚姻法的保护下挣脱枷锁，与挚爱她的青年建立了新家庭。在剧中，魏喜奎塑造了一个可怜、可爱又有些可气的少女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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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曲剧说唱相间，通俗易懂，魏喜奎的演唱又极有功力，加上老舍的剧本幽默风趣、雅俗共赏，公演时盛况空前，观众反应强烈，轰动一时，连演连满，影响颇大。国画大师齐白石先生的亲戚告诉魏喜奎：白石老人想看这出戏。原本就特别喜欢齐白石先生画的魏喜奎听了之后，亲自到白石老人的寓所西单文昌胡同送戏票，正值老人画完一帧《群蟹图》置于案上。老人见她喜欢，当即将画成的《群蟹图》题款相赠，并当场示范教她画蟹和牵牛花。此前，魏喜奎就喜欢临摹齐老的墨蟹，这次总算得到了老人的真传。从此，她不时去齐宅向老人请教，画艺渐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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