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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佩臣，30年代初享誉京津曲坛，与京韵大鼓鼓王刘宝全、梅花大鼓鼓王金万昌同台，被誉为“鼓界三绝”。因她的唱法语调独特，善于在唱腔尾字用滑音，以独有的诙谐俏皮自成一派，被人们谑称为“醋溜大鼓”。她擅演的曲目近百段，《太公卖面》《刘伶醉酒》《花魁》《王二姐思夫》等是她的常演剧目。她来北京演出就住在“哈尔飞”园子旁边的一个小跨院里，外地到这儿演唱的艺人，多住在这个跨院里。据魏喜奎回忆说，她刚到哈尔飞的第一天，就跟父亲到跨院拜见王佩臣，她管王佩臣叫师婶。他们一进院，见王师婶在院子里漱口，原来王佩臣染有吸鸦片的嗜好，每天除去早晚两场之外，大都躺在床上吸鸦片，或者睡觉，很少有别的活动。当时王佩臣已三十出头，不算年轻，长得也不大漂亮，身材比较矮。上场的时候，穿着也很朴素，头发平梳，在后边梳个圆头，脸上不施粉黛，向来不穿花穿红，给人以淡雅的感觉。观众喜欢她，因为她确有独到之处。她在台上没有什么风度，可是只要她一张嘴，她的音色、行腔，加上她的神态，立刻就把听众的神抓住了。王佩臣见了魏喜奎，还真的很喜欢这个小姑娘。当魏喜奎说想和王师婶学“醋溜大鼓”时，王佩臣说：“我不是不愿意收你这个徒弟，的确觉着你这个唐山大鼓是个冷门，祖辈刨个玩意儿不易，可不能失传，你别把它扔了！”魏喜奎向王佩臣表示，不扔唐山大鼓，但一定和她学！王佩臣见孩子很坚决，也表示：“来吧，来了就教。”从此，王佩臣真的按照自己说的那样，只要喜奎一到，她立刻放下别的事情，赶紧教学，教得十分认真。照魏喜奎的说法，“王师婶真的把掏心窝子的技艺一一传给了我”。新中国成立后，王佩臣参加了天津曲艺团，积极从事整旧创新工作。王佩臣只活了63岁，1964年就离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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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在王佩臣开始教魏喜奎“乐亭大鼓”不久，曹宝禄筹办鼓界大王刘宝全演唱会，魏喜奎荣幸地拜见了刘宝全，并深得他的指点，更有长进。因唐山大鼓是个冷门，北京只此一家，天津并无分号，加上魏喜奎又在北京唱响了，这时天津来人约她父女去天津南市庆云戏院演唱。这一年，魏喜奎15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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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素称曲艺之乡。那里的曲艺一直比北京昌盛。那时候，北京的艺人在北京唱红了，有了名气之后，总得到天津去，注个册，挂个号。这成了曲艺界约定俗成的规矩。有些演员在北京名气不大，可到了天津却唱红了，便久居不归了。当时常在天津献艺的有唱京韵的小彩舞、小黑姑娘、林红玉、小岚云、闫秋霞；唱梅花大鼓的花四宝、花五宝；唱单弦的常澍田；唱河南坠子的王元堂；说相声的张寿臣、马三立、郭荣启、小蘑菇等。像刘宝全、白云鹏、金万昌、荣剑尘等名角，也常到天津演出。陪着魏喜奎去天津的有父亲、哥哥，还有孙书筠、于兰凤两位艺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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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出地多在庆云戏院，庆云戏院在天津南市，是外国租界之外的几个穷僻地带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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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地区凡来新角儿，头天上场要摆放花篮，花篮越多说明角儿越红，魏喜奎的父亲借钱买花篮摆上台面。喜奎就用《鞭打芦花》鼓曲唱段“打炮”。当喜奎出台亮相，头一句唱下来即获得满堂好。一炮打响，在津门一唱即红。谁承想，就在魏喜奎和父亲沉浸在兴奋之中的时候，“天津教父”袁文会在第二天的晚上来看魏喜奎的演出，这晚唱的还是《鞭打芦花》，得到了观众的再次捧场。袁文会也传话说，小魏老板唱得好。第二天一早，袁文会送来了帖子，晌午要在鸿宾楼请魏喜奎吃饭。不去是不行的，去了饭吃得顺顺当当的，但袁文会提出晚上非要让魏喜奎到他的别墅打八圈麻将不可。他威胁说：“你要是不肯赏光，咱可就‘僵’了。”袁文会的别墅在日租界，那是出了名的虎口，凡是去了那儿的女艺人，没有一个不遭到他蹂躏的。怎么办呢？最后，经反复斟酌，魏喜奎父女决定想办法请出袁文会的三姨太来看当晚的演出。结果三姨太还真的喜欢上了喜奎的演唱，并认了喜奎做干女儿。散场后，袁文会派人来接魏喜奎，三姨太闻听，问来人：“上哪儿？都这么晚了！”来人说：“上别墅去打牌。”三姨太说：“这是他又没安好心哪！告诉他，喜奎是我刚认的干闺女，谁也别想从她身上找便宜！打牌，我去，这就拉我去别墅！”在三姨太的帮助下，喜奎这一关算是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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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在庆云的演出，魏喜奎还结识了梅花大鼓名琴师金万昌，她又学唱梅花大鼓。之后她又在天津的群英戏园和小梨园曲艺厅演唱。她与京韵大鼓名家小彩舞同台演唱，小彩舞对她要改进唐山大鼓的设想十分赞成与鼓励。喜奎又在大观园曲艺厅与京韵大鼓名家白云鹏同台演唱，深得“白派“的启迪。她在津门演唱到1945年抗战胜利后，返回北平。魏喜奎歌喉纯美、技艺娴熟、韵味隽永、情感真挚，把各流派唱腔逐步融进唐山大鼓内，经过多年的艺术实践，最终形成风格独特的“奉调”魏派大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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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唱鼓曲，魏喜奎还擅丹青。她师从齐白石，尤精水墨写意虾蟹。按照魏喜奎自己的说法，她与齐白石老人的结缘是因为她主演的曲剧《柳树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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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成立之初，二十多岁的魏喜奎和曹宝禄等艺术家为搬演从老解放区传来的歌舞剧，配合劳动光荣、婚姻自主、破除迷信等宣传，以“单弦牌子曲”为基调，在拆唱“八角鼓”的形式上有所发展，按戏曲的样子演出《四劝》《新探亲》《大家喜欢》《新打灶王》等，受到各方面的欢迎。大家管这种演出叫做“新曲艺”，老舍对这种按戏曲形式的演出，给予高度的评价，说：“这是曲艺唱腔演的戏，干脆就叫‘曲剧’吧！”老舍还说：“曲艺是北京的土产。各个地方都有自己的地方戏，北京这么大的地方反而一直没有自己的地方戏。曲剧填补了这个空白，往后曲剧就是北京的地方戏了。”“曲剧”剧种由此而得名。“为曲剧正式问世，老舍先生特地写了一部宣传婚姻法的戏《柳树井》，1951年3月，《柳树井》在北京长安街西口路南的进康游艺社演出，魏喜奎在剧中扮演招弟。招弟是个童养媳，因受虐待，险些自杀。后来在婚姻法的保护下挣脱枷锁，与挚爱她的青年建立了新家庭。在剧中，魏喜奎塑造了一个可怜、可爱又有些可气的少女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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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曲剧说唱相间，通俗易懂，魏喜奎的演唱又极有功力，加上老舍的剧本幽默风趣、雅俗共赏，公演时盛况空前，观众反应强烈，轰动一时，连演连满，影响颇大。国画大师齐白石先生的亲戚告诉魏喜奎：白石老人想看这出戏。原本就特别喜欢齐白石先生画的魏喜奎听了之后，亲自到白石老人的寓所西单文昌胡同送戏票，正值老人画完一帧《群蟹图》置于案上。老人见她喜欢，当即将画成的《群蟹图》题款相赠，并当场示范教她画蟹和牵牛花。此前，魏喜奎就喜欢临摹齐老的墨蟹，这次总算得到了老人的真传。从此，她不时去齐宅向老人请教，画艺渐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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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柳树井》之后，魏喜奎又连续主演了《罗汉钱》《张桂蓉》《杨乃武与小白菜》《啼笑因缘》《方珍珠》《箭杆河边》《苦菜花》《阎家滩》《回春记》等十几出大戏。《杨乃武与小白菜》是魏喜奎的代表作，也是曲剧的代表剧目。魏喜奎的唱腔和表演艺术在这出戏中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当此剧首演于前门小剧场的时候，周总理步行来到剧场，自己买票观看了演出，戏散后，周总理和全体演职人员亲切座谈了两个多小时并对这出戏高度评价。1962年，为了扩大曲剧在国内外的影响，魏喜奎主演的北京曲剧《杨乃武与小白菜》，由凌子风导演，拍成彩色影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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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4年2月，魏喜奎在她近花甲之年，创演戏曲独唱会，一人演唱梅花、京韵、乐亭、奉调四种大鼓，单弦及曲剧选段，开戏曲演员办独唱会之先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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撂地儿：40位天桥老艺人的沉浮命运 [:17060008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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撂地儿：40位天桥老艺人的沉浮命运 蔡金波：天桥鼓界的“女中丈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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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7年，蔡金波加入北平曲艺公会时的照片，时年27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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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金波（1920—？），河北保定人。著名西河大鼓女艺人。11岁开始学习西河大鼓。1935年在北京天桥首次演出，因其响亮的嗓子和精神抖擞的台风，并能较好地刻画人物，表演传神，成为天桥一带撂地儿受欢迎的鼓曲女艺人。1950年参加北京宣武说唱团，同年参加北京市第一次文代会，被选为候补理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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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时活跃在北京天桥的鼓曲女艺人很多，但享有盛誉的很少。蔡金波是和孙书筠、赵玉明、骆玉笙、魏喜奎、焦秀兰姐妹、王艳茹姐妹等齐名的女鼓曲演员。蔡金波是西河大鼓艺人，比起和她同时在天桥走红的女鼓曲艺人，蔡金波得天独厚的是有副好嗓子，在鼓乐的伴奏下一甩长腔能使半个天桥都听得见。很多老北京被她优美高昂的腔调所吸引，成为她的忠实“粉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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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金波1920年出生于河北保定清苑县一个非常贫困的农民家庭，11岁那年，因家里的生活无以为计，父母忍痛将她卖给了西河大鼓艺人蔡宝兴的儿子当童养媳。蔡宝兴的儿子蔡连贵出生于1927年，两个人相差7岁。那个时候，有钱人家都喜欢给自己的儿子找个大媳妇，好照顾自己的儿子。也是从这一年，她开始跟着公公蔡宝兴学习西河大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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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5年，蔡金波15岁，已经出落得清秀美丽，并有一副响亮的嗓子，练就了精神抖擞的台风，首次在天桥演出就一炮打响，成为天桥一带撂地儿受欢迎的曲艺女演员。与同在天桥卖艺的女鼓曲演员不同的是，蔡金波颇有男演员风度，平时和演出时不太讲究服饰打扮，爱表演武段子，时时展现刀马工架，演唱的内容有《说唐》《杨家将》一类故事。蔡金波的西河大鼓曾红遍天桥，可她一个字儿也不认得。到了五六十年代，戏曲界要求演员说唱新书，这可难坏了蔡金波。无奈之下，她就请有文化的同事给她念新书，凭着好记性和刻苦精神，她愣是能说唱《烈火金刚》等大部头的小说。有时上午听读，下午就要演出，除去道白，还要编出词儿来唱，板眼、腔调都不能错，还得合辙押韵。这些，蔡金波都做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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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金波虽然是卖给蔡家做童养媳的，但她与丈夫蔡连贵夫唱妇随相处得很好，而且夫妇二人与曲艺界同仁的关系也处得不错。1950年，蔡家父子和蔡金波同时参加了宣武说唱团。因其纯熟的技艺和精彩的表演越来越受到群众的欢迎。她的事迹曾被《北京日报》报道，并参加北京市第一次文代会，被选为候补理事。1953年，她被选为曲艺界的代表，在中南海开了半个月会，受到周总理的接见。之后，在新中国成立后的历次运动中，蔡金波因出身贫苦，又曾有童养媳的经历，成为组织上信任和依靠的对象；特别是在1957年的“反右”斗争和之后的一系列运动中，蔡家沾了昔日童养媳的光，没有受到大的冲击。蔡金波为人朴实诚恳，与公公蔡宝兴、丈夫蔡连贵配合默契，对人对事均保持中立的态度，更不随意攻击他人。对已被打倒的同事不歧视，一如既往地与之走动；对于那些运动积极分子，不惧怕，更不同流合污。翻阅1958年说唱团评鼓组的揭批记录、红专讨论等资料，蔡金波和丈夫蔡连贵的表现是积极的，蔡连贵还担任了组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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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写本文的时候，把涉及蔡家的资料仔细看了一遍，尽管有的资料实属于揭发批判性质的，但字里行间却反映出蔡金波与蔡连贵夫妇与人为善、息事宁人、不招灾惹祸的处世之道，以及与同仁和睦相处的一面。其中一份是“三反”“五反”和反右运动后，1958年9月1日北京市文化局在曲艺界开展的“向党交心”活动中，评鼓四组的发言记录。所谓“评鼓”是指评书和鼓书艺人，当时把他们分为四个组，第四组的组长是蔡金波的丈夫蔡连贵。发言记录所记的第一个发言者，即是蔡金波。蔡金波的发言很诚恳，像是有备而来。她发言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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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金钱主义思想太重，我不应该与爷们（丈夫，指蔡连贵）对立，为我自己多挣钱，把别人挤垮的思想是严重的。我开会要代价，我是不对的。我对大家的帮助不够，也是我的错误。我对于土地改革又满意，又不满意，是我的思想错误，土地改革完全是正确的，我不应该有不满意的地方。我经过交心运动以后，我觉悟了。党对我们教育，对我们关心。我永远跟党走，和党一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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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发言，有三个“点”，都是被他人揭批出来的问题：她是市文联候补理事，丈夫蔡连贵又是说唱团的核心人物之一，而她依然像旧艺人那样，只要能有演出，能挣到钱即可，其他的与自己无关；甚至对于参加文代会、文联会议等活动耽误了演出，也提出要“误工费”，这自然是不合潮流的。更重要的是，她对于土地改革时期，自家辛辛苦苦靠卖艺攒钱置的百十亩地被政府收回不是很情愿，但又很无奈。她的这个发言，算得上是灵魂深处闹革命，自然会得到组织上的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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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蔡金波家的土地及她的公公蔡宝兴、丈夫蔡连贵的有关问题，也是在揭批运动中被人抓住的几个关键问题。西河大鼓演员王艳茹的哥哥王同乐在其所写的几份揭批材料中，都涉及了。以下不妨照录两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