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侯宝林先生机智幽默，而且还嫉恶如仇，经常说一些嘲弄戏耍军阀权贵的相声段子。他曾经据民间传说说了个段子。据说是韩复榘在山东当省长、督军的时候闹出的笑话。说是有个当兵的在操场上打篮球，韩复榘看一群人来回争抢一个球，他不解，于是就高声喊起来：“停、停、停。这是干啥？10个人抢一破皮球（老式篮球是由16块牛皮拼合而成），一人发一个不就得了！”听众都被段子中对韩复榘的调侃笑弯了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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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时，侯宝林受到了冲击，他在平日里与朋友聊天说的话，和他创作表演的节目，都被搜罗出来，成了他“攻击社会主义，反对党的领导”的罪证。他进入中央广播说唱团时，月薪是335元，在当时是非常高的了。一次与同事聊天，他说：“我在这儿，一月300块，要在外边干，千儿八百也是它。”1961年，刘少奇提出“三自一包”，侯先生曾提出一个11人名单，要求去云南单干。因此，侯宝林被扣上“反对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帽子。他演出的相声也遭到批判，说他表演的《关公战秦琼》，以大军阀韩复榘父亲不懂艺术瞎指挥，来攻击党“不懂艺术”，重弹“外行不能领导内行”的右派谬论。大炼钢铁时，侯宝林有一个相声叫《全家献宝》，里边有一段说：“‘我身体锻炼得跟铁人似的’，孩子急忙说，‘爸爸，你可别像铁人，回头连您也给献了。’”并说，“刮舌子也被孩子偷去炼了铁，走在街口里，火车道也想搬去炼铁”。这个段子被批判为“恶毒地攻击我们全党大炼钢铁的伟大运动”。他还有一个常演的相声《改行》，也遭到了批判，说他“攻击党的下放干部政策”。他还有一段叫《打呼》的相声，把打呼噜叫“自然灾害”，又把三个打呼噜称为“三呼万岁！”因而被批为“借以否定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据说，1962年，台湾方面叫嚷要“反攻大陆”，说唱团让侯宝林演讽刺美蒋的相声《美蒋劳军奖》，他推辞不演，事后对人说：“国民党来了，我们都活不了！”这件事自然在“文革”时被人揭发，遭到严厉批判。尽管他遭受到了打击，但他乐观幽默的生活态度并没有改变。被戴上了“黑帮分子”的“帽子”之后，他知道既然戴了“帽子”肯定要被斗争，于是他在开斗争会之前，自己做了一顶细长的、圆锥形的黑帽子，叠起来很小，预先放在了口袋里。斗争会开始了，当斗争到高潮时，造反派要给侯宝林戴高帽，侯宝林先生慢条斯理地一边掏，一边说：“别累着诸位，我自己戴吧！”参加斗争会的群众联想起他平常惹人发笑的样子，忍不住都笑了。这一下，造反派被气坏了，连声大吼：“笑什么！这是阶级斗争！”众人忙将头低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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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3年3月24日，当时在天津的相声演员合影。前排左起郭荣启、常连安、张寿臣、马三立；中排左起常宝华、张庆森、朱相臣、侯宝林、常宝霆、苏文茂；后排左起杜三宝、佚名、白全福、佚名、常宝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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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旧社会过来的艺术家，侯宝林先生在“文革”期间，不仅挨了斗争，而且经常接受造反派的外调，为他们写证明材料。我在旧书摊上曾经买到一些中央广播说唱团丢弃的“文革”资料，里边就有几份侯先生亲笔写的证明材料。我仔细读过侯先生写的证明材料，都是实事求是、一五一十地说清楚事情的来龙去脉，就事论事，不是为了迎合讨好造反派而添油加醋，上纲上线。按老北京的旧话儿说：既不添油，也不拨灯。以下是侯先生所写的两份证明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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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关于杨文元的证实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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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40年至1942年这三年间，我在天津燕乐戏院演出，曾一个时期杨文元也在燕乐演出。只是同台，当时觉得这个人不多说话，是个老实人。在这以前根本不认识这个人。在这以后也只是见面说话，熟人，没有密切过，也不是朋友，所以提不出什么证实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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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6年以后，我和潘玉珍拜了盟兄弟，听潘说他是潘永班的人“大师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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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他是否参加了天津游艺协会，北京曲艺公会任什么职务，我一点也不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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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外调的同志叫我交代北京（曲艺）同业公会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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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这个同业公会，当时具体的名称叫什么？我根本没往心里记过。我只是一个概念（对同业公会）凡是干这行的，吃这碗饭，特别是在台上有点颜色的人，你不入也不行。我对公会没有好感，我过去说过，公会抓官差，交会费，演义务（不给钱白演）。当然我过去的认识和说法远不能说明公会的反动本质。同时这种说法，也就有为自己参加了这样反动组织开脱罪责之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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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交代我的罪行，我参加了这个组织，参加过公会举办的“讲习班”或叫什么训练班。参加过公会组织的“劳军”“义演”都是反革命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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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还参加过大约在1946年或1947年公会举办的“纪念祖师爷”的活动。在崇文门外一个什么庙里，我去过，具体地址不记得了。只有这一次，后来就没有这样活动了，或者我不在北京不知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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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这一套封建迷信的玩意儿，在彼时已竟（经）不能统治人们的精神了。我当时看到在那个庙里的西北角落（最偏僻的角落），半间小房里有个泥像，究竟那个“祖师爷”叫什么名字，我都不知道，我也没烧香磕头，这一套封建迷信的东西还是以前的旧公会搞的。当初办公会都是以几个老人所谓“老前辈”。到了国民党时期就不同了。以前是刘宝全、白云鹏担任名义，王文瑞、霍连仲做点具体工作，拿个车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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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公会可能是在1945年日本投降后，国民党刚来不久，他们就勾结上了，也就是旧公会的一班人踢开了王文瑞、霍连仲、白云鹏等老人，他们已摇身一变，成立或改组北京的公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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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记得1945年9月底，我从天津回到北京上海游艺社演出时，“新”公会已经成立好了。不久公会召集开什么会或扩大理事会，或布置“讲习班”（或叫什么训练班），或是布置“劳军”。其实大权在以上几个人手里，我只是听会而已，当时讲了些什么？实在是记不起来了，是否当时还有顾荣甫、尹福来等人也参加了，请找他们两个人也可以了解一些当时公会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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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关于证实大特务张景贤的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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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7年至1948年底，我在北京西单游艺社演出时，他是一个观众，他和前台的人员，包括“东”、“理”以及职工等究竟有什么关系我不了解，他有时也到后台串串座座，大家都称他“张四爷”，经赵四和于少章介绍，我也称他“张四爷”。跑江湖的艺人对于这种事，是司空见惯的，凡是这样的人，必是有权有势的人，起码也是个地头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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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个月后的某一天，赵四对我说：“张四爷叫咱们今天晚上到他家去打牌。”我说：“那（哪）呀？”赵说：“就在商场后门宽街，散场以后咱俩一块儿去。”当晚我和赵文仲去张四家打了一夜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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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过了几个月，我在西单游艺社接到一封匿名信，信的大意：叫我准备相当于现在的人民币几千元，某日下午六点送到东来顺饭馆二楼大厅，有人来取，否则以手枪对待。当时我非常害怕，我跟会计吕少元说了，吕说：“嗐，你别理他那一套。”我又跟于少章（后台管事的）说了，于说：“张四爷在前边，我把他请来，问他有什么办法。”于是他到前台把张请来，张看完信说：“没关系，到时候我跟你去。”到了东来顺二楼大厅，找了一张桌座下，叫了酒菜。当时我的精神非常紧张，唯恐突然发生什么意外。总是偷偷地看着周围。吃了一顿饭也没有发生什么事情。但我对他是非常感激的。从此也再没接到这样或类似的匿名信。现在我怀疑那封匿名信是他们搞的鬼把戏！是拉人干特务的一种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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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1948年底，解放军围城的时期，某一天，日场刚散戏，张四钻进了后台，（当时后台已经没有别人了。）张对我说：“我是干什么的你也知道了，（其实我并不知道他的职业）我们要彻（撤）了，我准备留下来，我们把‘五子’（饭馆子、澡堂子、戏馆子、杂耍园子、窑子，即吃、喝、玩、乐的一套。简称为“五子”。——作者注）都组织起来了，我想再干一个杂耍园子（杂耍即曲艺）。我拿钱，我不出头，你‘打里’（即管理园子），花小宝‘打外’（搞交际）。谁来也离不了吃喝玩乐。”他又补充一句：“钱有的是（即多得很）。”这时我意识到他叫我干特务！我说：“不行，我们这样的人，就会上台那两下子，您叫我们干别的不行。让花小宝跟人睡觉行（旧社会曲艺女艺人多是靠着卖身生活）。干这个不行！您若没我们还可能没事，有了我们就更容易露馅了。北京这地方人家（指共产党地下工作人员）的人多啦，谁怎么回事人家都知道。像《天字第一号》（是一部歌颂国民党特务的电影）那样的事我们做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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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回忆我俩的对话，不一定每句每字都十分准确，但基本正确。也就是说，中心内容是全然没有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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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当时的活思想：在这以前我从收音机里听过一个话剧《野玫瑰》，后拍成电影叫《天字第一号》（歌颂国民党特务的反动影剧），我中毒不小，把特务当成英雄。所以听他拉我干特务，当时产生两种思想：一种是我怕死，不论待遇多高，我也不能拿生命做本钱。第二种思想是：干特务是英雄，文的武的都得有一套，我干不了，不够那个资格。但我所说的话，完全是站在敌人的立场，还替他着想，如“您没我们还可能没事，有了我们就更容易露馅了”。意思就是，我不够资格，干不了，你干我也不管，你干也得小心。也就是自己不敢干，也不敢得罪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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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北京解放了，解放军入城的那一天，我在西单商场门口（即新华书店的门口）看见了他，他没有看见我。他穿着黑色大皮袄，戴着黑皮帽子，把帽子拉得很低，在那里看解放军的队伍。以后再也没看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