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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宝瑞先生为人谦恭和蔼、诲人不倦。但就是这样一个演技超群，对于继承和发扬相声表演艺术作出过突出贡献的艺术家，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却遭受到严重迫害。1968年10月8日下午，刘宝瑞在北京房山路村劳动时突然被现场批斗，当晚逝世，年仅53岁。刘宝瑞死后其尸首被草草掩埋，至今遍寻无果，只留衣冠冢葬于北京朝阳陵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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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多数的相声涉及具有强烈政治意味的内容，还有一些相声矛头直指统治者，因而，历朝历代都对这种艺术形式进行过遏制。古籍中有记载优人被砍头的事例，清代曾禁演相声，民国时期有的相声艺人因讥讽时弊遭到迫害，抗战时期，相声艺人小蘑菇曾因编演《牙粉袋》《打桥票》等相声来讽刺统治者而遭到逮捕、毒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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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成立后，穷苦的艺人翻身做了主人。但好景不长，伴随着一个接着一个的运动，许多艺人纷纷受牵连，例如，曲艺界的连阔如、曹宝禄、荣剑尘等，京剧界的奚啸伯、李万春等在反右中，被划为“右派分子”，自此一蹶不振。如果说，“三反”“五反”和1957年的“反右派”斗争中，曲艺界“落马”的人数不多，而到了“文革”时，同其他文化部门一样，曲艺界也是重灾区，许多有影响的艺术家被无限上纲，遭到批判、劳改或被关押，以至于被迫害致死。刘宝瑞先生即是其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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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宝瑞先生被打成“黑帮分子”，自然与他从事的相声编演有关，他是个多产的相声表演艺术家，创编和演出的作品不计其数，各时期都有作品问世，每个阶段的作品，必然与社会现象有紧密的联系。笔者存有刘宝瑞先生生前整理的相声文稿数十份，写本文之时，曾逐篇阅看。有的正是“文革”时被揭批的作品，如1962年春节，刘宝瑞先生参与创演的多人相声《诸葛亮升帐》。这是中宣部为贯彻“国家暂时困难时期，物质生活贫乏，在宣传上应着眼丰富人们的精神生活，使人们充满笑声”的指示，中央电视台（当时名为“北京电视台”）举办以相声为主的《笑的晚会》，“大轴儿”是刘宝瑞等表演的多人相声《诸葛亮升帐》。内容说的是诸葛亮的一盘点心被帐下四员大将吃了，风格滑稽可笑，颇受欢迎。这段相声到“文革”期间被无限上纲，被诬为“恶毒攻击人民饥饿，抢点心吃，发泄对现实的不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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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刘宝瑞先生之死，也是说法不一。死讯最先是“专政队”管理的“黑帮分子”传出的，说刘宝瑞是吃安眠药自杀的；原因是刘宝瑞总是心口疼，还得下地干活，难以忍受病痛之苦，自求解脱……那个时候，如果被专政对象自杀，就是“自绝于党，自绝于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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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说法，很快就被否定了，因为刘宝瑞先生离世的第二天下午四点，广播局保卫处的人带来了法医，对刘先生的遗体做了解剖，最后的结论：刘宝瑞系因胃穿孔致死，胃里没有食物也没有药物的残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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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竟刘宝瑞先生是怎么死的？直到2001年，当年与刘宝瑞同在路村劳动改造的邵燕祥写的《路村，刘宝瑞之死》的回忆文章发表后，才有了较为确信的说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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邵燕祥先生是20世纪50年代有影响力的青年诗人，后转向散文、杂感写作。但是不久，由于他的诗和杂文中触及某些不公正和不民主的社会现象，受到批评和斗争，被戴上了“右派”帽子。1960年，为贯彻第三次全国文代会精神，在10月的秋风里，邵燕祥从劳动改造的农场回到北京，到中央广播说唱团与说唱团部分相声演员、创作人员一起帮助相声组记录传统相声，也是在这个时期，邵燕祥结识了刘宝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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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8年9月，邵燕祥随广播局专政队全体转移到路村。路村位于北京市房山区东南部，元朝以前成村，因姓得名。在“文革”前，北京地区许多村庄都有自家的绝活，或杂耍，或戏曲，都有鲜明的村落特点，大概是村民的祖先落籍此地就有了。路村的人喜欢唱河北梆子，曾有村剧团，已有百年历史。据说为了给新华社和中央广播局提供“劳动锻炼”的场地，“中央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特地向8341部队要了房山县的两个农场；在南召村的农场给了新华社，在路村的农场给了广播局，说是为了“劳动锻炼”，后来就成为收容专政对象和审查对象的地方；据说农场搁不下，又放到村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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邵燕祥与刘宝瑞都是广播局的，但因被“清理”出“阶级队伍”的队伍越来越大。所以重新编队；原先的“专政队”打乱了，邵燕祥跟科研所的人分到一块儿去了；刘宝瑞则作为“专政对象”来路村参加秋收劳动的。他们几十个人住一屋，分成两排睡地铺，和刘宝瑞头对头睡的是同团的徐衡。徐衡在邵燕祥发表了《路村，刘宝瑞之死》一文后，补充了他所目睹的关于刘宝瑞离世前后的真实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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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徐衡回忆，路村有六七百亩地，秋收时节天天白日在地里干活，晚上就在场上剥棒子（玉米）。当时广播局来劳动锻炼的大概有四五百人，围坐在山一样的玉米堆周围。虽然人很多，但很少有人大声讲话，都在默默地剥棒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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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宝瑞猝死之前的那个晚上，也在这里剥棒子。徐衡是这样记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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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天，那个管我们黑帮队的郭××忽然发现，就属刘宝瑞剥的棒子少。于是大声斥责之后，他就喊刘宝瑞站起来，又找来个大粪箕子，装满玉米，直到起了尖，让刘宝瑞背上，围着四五百人的大圈跑。那个专政的执行者，紧跟在后边，像赶驴一样，不断吆喝：“快跑，快点！再快点！还得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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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当刘宝瑞从我身后过一回，就总先听见他“哼哧！哼哧”大喘气，随后，就是那个专政执行者的吆喝声，盖过了刘宝瑞的“哼哧”声……那时候，见专政的人也跟着来了，人们都赶紧干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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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衡与刘宝瑞白天一起劳动，晚上一起剥棒子，夜里睡觉在一个房间的地铺上头顶头。他清楚地记得，那天晚上遭到折磨和羞辱的刘宝瑞回到住处，已经瘫在铺位上，拿起那个小搪瓷缸，伸着颤抖的手，有气无力地哀求：“徐衡啊！你给我倒碗水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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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宝瑞身患多种疾病，尤其是他那顽固的胃溃疡，折磨得他寝食难安，常常以小苏打之类的药物维持，因此身体一直比较虚弱。刘宝瑞病魔缠身，大家都知道的。造反派当然也知道。像刘宝瑞这样的病号，在正常情况下，在劳动时，本应受到照顾，但是专政队管理“黑帮”的这些人，大都是一些已丧失人性的魔鬼，他们不但不照顾刘先生，还常常找他的毛病。刘宝瑞劳动时，因胃病发作，休息不好，吃不进东西，浑身无力，与强壮的人相比，动作要慢，拎的东西也少，结果那些无良之人就把刘宝瑞单独拉了出来，说别人都扛一大包稻草，你就拎这么点。于是现场批斗罚站，一站就是溜溜一天。等其他人都下工了，因没接到看管“黑帮”的人的命令，刘宝瑞还在那儿站着不敢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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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位出身穷苦、走南闯北吃过大苦的艺人，刘宝瑞虽然病魔缠身，有时还要遭到非人的折磨，但他平常并不麻烦别人。“天天晚上干完活回屋，总是先拿上小搪瓷缸，艰难地一步一步挪到院里开水桶接水，再蹭回来打开几个小药瓶，倒出几粒来，就水吃下去。然后吃力地拉开褥子，慢慢躺下，用夹被盖上，赶紧闭目养神。”徐衡曾听刘宝瑞说过，他血压高，有心脏病，吃的主要是治心脏病的药，还有肠胃也不大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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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天夜里，同室的人们听刘宝瑞像往常一样呻吟，声音时大时小，声调却拖得很长很长。熄灯后，夜深人静，哼哼声显得更大了。全屋的人心里都清楚，刘宝瑞这次受到的伤害不轻，但在非常时期，没有人敢去安慰他，照料他。劳累了一整天，大家都疲惫不堪，很快就在刘宝瑞痛苦的呻吟中进入了梦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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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以往，虽然夜里刘宝瑞因病痛难以入眠，但只要起床哨一响，他就会按时起床，做上工的准备。可这天的早晨，起床哨响了，同室的人都麻利地穿好衣服去洗漱，但刘宝瑞趴在那儿一动不动。有人报告了专政队的人，来人连骂带踢，可刘宝瑞还是一动不动，再仔细一看，早已殒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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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宝瑞死了，也算是脱离了苦海，摆脱了病痛和“不良之人”的羞辱。中国相声史上不可或缺的一代单口相声表演艺术大师，就这样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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