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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对新房子初步适应的一周后，我对妈妈和奶奶说：“这里非常好，比我们原来祖产房子还要好呢！”妈妈累了一天，要我赶紧休息。我却一直在想，这么好的环境，钓鱼、兜螺蛳也可以解决我们的一些吃菜问题了。临睡前，我选了几根钓虾的细竹竿子，用缝衣针做了几个钩子，匆匆倒在床上睡着了。忽然，我被玻璃窗外的月光照醒了，朦胧中以为天亮了，看时钟才5点，东方有一点白光。我披衣起床，赶忙跑到大门外荷花池的岸上，看到黑黝黝的河虾都爬在近水面的石头上。我高兴极了，急忙沉下钩子，竟不费力地钓了大半面盆活虾。我在盆上面覆盖了鱼草，悄悄地煮了一锅水泡饭，准备好上学的书包。做好了这一切，已是6时半了。我又悄悄地和妈妈说，泡饭已煮好了，今天中午蒸虾当荤菜，再炒一点咸菜，中午饭解决了。妈妈抚摸着我的头，整整我的衣襟，哭着说：“你真是妈妈的好孩子……上学路上不要跑，好好读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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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书鸿的母亲常梁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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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湖畔新家留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一年农历的六月十八日。这一天出嫁到诸暨的小姑母也回娘家来了。全家人除了残废的三叔，老老小小都兴冲冲地去西湖边看荷花灯。这一天是观音菩萨降生的前一天，西湖上要举行荷花灯会，附近的人都要来杭州，彻夜不关城门。整个西子湖热闹极了，十里西湖如镜的湖面上，技艺不等、华陋不一的五彩荷灯，慢悠悠地铺满在粼粼碧波上；豪华的画舫，玲珑的小划子穿梭其间；有时烟火腾空，那时的烟火放上去如一出出戏，漂亮极了。我忘乎所以地拍手跳跃，由于湖边长满青苔的石头很滑，一不小心，自己竟像一个元宝一样跌落到湖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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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下可把祖母吓坏了，拿着拐杖直叫：“灵官，好孙儿不怕，拉着拐杖上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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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滑溜溜的石头，我怎么也攀不住。这时，我只听到扑通一声，一个有力的手，像盖叫天举坛子一样，把我一托送到岸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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祖母看着我浑身湿透的样子，笑着说：“灵官真是个好孩子，掉进水里也不哭，真勇敢！明天是观音菩萨降生日，你这条小龙今晚下水迎观音菩萨，菩萨一定会保佑你大吉大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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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童年充满了艰辛，也充满了温情和幻想，家乡的一草一木，一情一景，牵动着我永久的思念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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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校园遇知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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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年的嬉笑、玩耍是让人留恋的。尽管那时已家道中衰，但读书识字，望子成龙，仍然是母亲心中不可排遣的意愿。刚刚八岁，我就被送进了亲戚办的梅青书院（私塾）学习，以后又进了杭州涌金门内运河下的时敏小学。校长姓章，是一个对学生非常严厉的教书先生。拜师那天，母亲带着我去学校。我记得当时母亲还给我拿了一包香烛。虽然封建王朝打倒了，但当时的小学课堂中央还挂着一个小木龛，里面有一个“天地君亲师”的牌位。入学仪式是：先点燃了香和一对蜡烛，对牌位行三个鞠躬礼，再转过来对校长行三鞠躬。行毕礼节，校长指定了我坐的位子，这便是入学了。因为在此之前我已上过私塾，所以进学校后就插班在初小三年级，一年之后又进入惠兰高等小学上五年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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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高小，结识了一个名叫陈永安的同学。他比我大几岁，不但功课好，而且能画中国山水画。我因为从小就跟着三叔学画画，故此，我俩志趣相投，很合得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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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喜欢画画，但不像《芥子园画谱》那样，用圆圈画梅花，写个字当竹叶，我不理解这种表达方法。我喜欢能够表现人物光暗的西洋水彩和油画，但不懂水墨画。我跟陈永安画了一段时间国画后，感到国画太抽象，不写实。所以后来就自己找《东方杂志》上印出的彩色泰西名画来学，觉得还有趣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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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劝我考上海美专，但父亲不肯，说：“你画画不能当饭吃，家里这许多人口，生活这样困难，怎么办？”我想了一想也确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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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小毕业后（大约在1918年），父亲强调要我投考工业学校。我在犹豫不决时，忽然听说中学的一个教员要去考留法勤工俭学，那时我才15岁，怀着一种好胜的心情，悄悄地向老师问明报名的种种办法，便背着父母报上了名。但这次因为不会法文没有被录取。不得已，我只好遵照父亲的旨意投考浙江省立甲种工业学校的电机科。虽然被录取了，但因为数学考试成绩不好，第二个学期根据我自己的意愿，改选了染织科；在染织科里，有染织图案和染色等课，总算还有一点绘画造型的意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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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书鸿的好友、著名导演沈西苓编导、白杨主演的电影《十字街头》剧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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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转到染织科的时候，碰到一个和我意趣相投的同学，名字叫沈西苓，是沈兹九先生的弟弟。他的父亲是浙江规模最大的伟成丝织公司的负责人之一。当时沈兹九先生已在日本帝国美术大学留学。沈西苓也是非常喜欢绘画的，但他父亲为了让儿子继承父业，一定要他学染织，这样一来我俩在染织科成了志同道合的好朋友。我们常常去看染织图案，对好看的各种染色绸布进行研究、讨论。我们从染织图案的纹样造型和色彩联系到西洋画坛上的各种流派，从绸布浸染的色彩变化，议论到当时法国印象主义画家高更在塔伊底土人服装色彩的启发下创造的象征主义画派。我们还悄悄地参加了由名画家丰子恺、周天初等人组织的西湖画会。这个画会里有不少青年学生和业余美术工作者。我们每逢星期日或假日一同到西子湖畔去写生，孤山的红梅与平湖秋月的莲花，都是我们画笔写生的对象。我们还把写生作品在茶馆或饭店陈列展览，听取意见，以资改进。我特别爱好人物画，从各种画刊杂志中收集国内外名家的彩色画片，在家临摹。为了减轻日渐衰落的家庭的负担，我还抽出时间用木炭画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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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3年，我已学完浙江省立甲种工业学校的课程。按照这个学校的制度，每年要收留各专业成绩优秀的毕业生在学校里做教学工作。在毕业典礼上，我被宣布留在母校，担任染织科纹工场管理和预科的美术教员。沈西苓则由他父亲决定去日本自费留学。在离别前，我们依依不舍，希望能够共同再走上新的学习岗位。尽管西苓和他父亲愿意资助我去日本学习，但由于我家境困难，还是未能同舟共行。当时，我还有一个更高的奢望——去法国。我认为学洋画去日本不如去巴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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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年秋季，按照母校给我安排的工作岗位，我先去纹工场报到。这个工场原来的管理员叫都锦生，就是后来杭州很有名的都锦生丝织厂的创办人。纹工场是设计制作丝织物纹样图案、意匠的工场，从事制图、意匠、纹板轧制等一系列准备工序，使丝织物通过提花机生产漂亮的杭州特产丝绸和华丝葛之外，还可以制织各种风景、肖像和人物。这个工场里，既有美术的图案绘画，也有机械的工业制造。都锦生是我的老同学，那时他已在自己家中装备了一个小作坊，利用纹工场设备开始生产织锦和西湖风景等。因此他希望早一点离开纹工场，专门从事他家中经营的小工厂，但苦于没有适当的人来接替。当他知道我去纹工场时，便感激地将工场和十余个艺徒都交给我管理，说：“由于你帮助，我可以放手从事都锦生丝织厂的发展，我将来一定会报答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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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担任了纹工场管理和学校的美术教员后，当然比起在学习时繁忙多了。我专心致志地要把工场和美术教育工作搞好。开始上美术课时，我怕学生不听话，但经我热心教导后，全班三十几个学生都非常喜欢我。我不但在上课时尽心教他们，连假日都带他们外出写生。有一次，我们在西湖孤山画风景，湖对岸雷峰塔的倩影倒映在水中，那景致如诗似画。可画着画着，忽然耳边轰隆隆一阵闷雷似的，但见对岸灰沙弥漫，一角天都看不清了。及至灰沙散尽，咦，奇怪，雷峰塔不见了。原来千百年来就矗立在这儿的雷峰塔，经不起风磨雨蚀和人工破坏，终于倒掉了。第一个学期终了时，校长告诉我，他了解到我在预科的美术教学很受学生欢迎，所以想把原来由周天初教授担任的美术课也让我兼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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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第二个学年以后，我的工作分量增加了，但心里很高兴。这期间，我还经常收到西苓从日本寄来的信，令人鼓舞。西苓说，他到日本后深受日本美术界进步思潮的影响，已开始对政治发生兴趣。他经常寄给我日本刊印的美术画册和美术理论书籍，这一切对我学习的帮助很大。我们在通信中，有时讨论艺术，有时辩论政治，并谈及到厨川白村的名著《出了象牙之塔》。对照名著，我们都感到自己在艺术上知道的和能够干的太少了，远没有登堂入室，更谈不到爬上“象牙之塔”了。因此，我们决心把艺术创作的基本技巧更好地学到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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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苓到日本后进入东京帝国艺术大学，我也醉心于西欧的美术，立志要到巴黎艺术大学去学习。于是我利用业余时间，早晚随身带了一本袖珍法汉字典，把生字一个一个地用红铅笔画出来，捂着法文念汉字，捂着汉字念法文，死记、硬背，坚持两年，进步很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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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书鸿1930年写给浙江省立甲种工业学校校长的一封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