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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转到染织科的时候，碰到一个和我意趣相投的同学，名字叫沈西苓，是沈兹九先生的弟弟。他的父亲是浙江规模最大的伟成丝织公司的负责人之一。当时沈兹九先生已在日本帝国美术大学留学。沈西苓也是非常喜欢绘画的，但他父亲为了让儿子继承父业，一定要他学染织，这样一来我俩在染织科成了志同道合的好朋友。我们常常去看染织图案，对好看的各种染色绸布进行研究、讨论。我们从染织图案的纹样造型和色彩联系到西洋画坛上的各种流派，从绸布浸染的色彩变化，议论到当时法国印象主义画家高更在塔伊底土人服装色彩的启发下创造的象征主义画派。我们还悄悄地参加了由名画家丰子恺、周天初等人组织的西湖画会。这个画会里有不少青年学生和业余美术工作者。我们每逢星期日或假日一同到西子湖畔去写生，孤山的红梅与平湖秋月的莲花，都是我们画笔写生的对象。我们还把写生作品在茶馆或饭店陈列展览，听取意见，以资改进。我特别爱好人物画，从各种画刊杂志中收集国内外名家的彩色画片，在家临摹。为了减轻日渐衰落的家庭的负担，我还抽出时间用木炭画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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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3年，我已学完浙江省立甲种工业学校的课程。按照这个学校的制度，每年要收留各专业成绩优秀的毕业生在学校里做教学工作。在毕业典礼上，我被宣布留在母校，担任染织科纹工场管理和预科的美术教员。沈西苓则由他父亲决定去日本自费留学。在离别前，我们依依不舍，希望能够共同再走上新的学习岗位。尽管西苓和他父亲愿意资助我去日本学习，但由于我家境困难，还是未能同舟共行。当时，我还有一个更高的奢望——去法国。我认为学洋画去日本不如去巴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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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年秋季，按照母校给我安排的工作岗位，我先去纹工场报到。这个工场原来的管理员叫都锦生，就是后来杭州很有名的都锦生丝织厂的创办人。纹工场是设计制作丝织物纹样图案、意匠的工场，从事制图、意匠、纹板轧制等一系列准备工序，使丝织物通过提花机生产漂亮的杭州特产丝绸和华丝葛之外，还可以制织各种风景、肖像和人物。这个工场里，既有美术的图案绘画，也有机械的工业制造。都锦生是我的老同学，那时他已在自己家中装备了一个小作坊，利用纹工场设备开始生产织锦和西湖风景等。因此他希望早一点离开纹工场，专门从事他家中经营的小工厂，但苦于没有适当的人来接替。当他知道我去纹工场时，便感激地将工场和十余个艺徒都交给我管理，说：“由于你帮助，我可以放手从事都锦生丝织厂的发展，我将来一定会报答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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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担任了纹工场管理和学校的美术教员后，当然比起在学习时繁忙多了。我专心致志地要把工场和美术教育工作搞好。开始上美术课时，我怕学生不听话，但经我热心教导后，全班三十几个学生都非常喜欢我。我不但在上课时尽心教他们，连假日都带他们外出写生。有一次，我们在西湖孤山画风景，湖对岸雷峰塔的倩影倒映在水中，那景致如诗似画。可画着画着，忽然耳边轰隆隆一阵闷雷似的，但见对岸灰沙弥漫，一角天都看不清了。及至灰沙散尽，咦，奇怪，雷峰塔不见了。原来千百年来就矗立在这儿的雷峰塔，经不起风磨雨蚀和人工破坏，终于倒掉了。第一个学期终了时，校长告诉我，他了解到我在预科的美术教学很受学生欢迎，所以想把原来由周天初教授担任的美术课也让我兼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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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第二个学年以后，我的工作分量增加了，但心里很高兴。这期间，我还经常收到西苓从日本寄来的信，令人鼓舞。西苓说，他到日本后深受日本美术界进步思潮的影响，已开始对政治发生兴趣。他经常寄给我日本刊印的美术画册和美术理论书籍，这一切对我学习的帮助很大。我们在通信中，有时讨论艺术，有时辩论政治，并谈及到厨川白村的名著《出了象牙之塔》。对照名著，我们都感到自己在艺术上知道的和能够干的太少了，远没有登堂入室，更谈不到爬上“象牙之塔”了。因此，我们决心把艺术创作的基本技巧更好地学到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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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苓到日本后进入东京帝国艺术大学，我也醉心于西欧的美术，立志要到巴黎艺术大学去学习。于是我利用业余时间，早晚随身带了一本袖珍法汉字典，把生字一个一个地用红铅笔画出来，捂着法文念汉字，捂着汉字念法文，死记、硬背，坚持两年，进步很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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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书鸿1930年写给浙江省立甲种工业学校校长的一封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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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7年大革命中，国民党反动派突然发动对共产党的大规模屠杀。有一天，我和学生正沿着延龄大马路走向湖滨，忽然迎面来了一队穿灰色军衣，肩背大刀的刽子手押着三个五花大绑的青年。我突然发现其中之一是我们西湖画会失踪了三天的成员M君。正在我心里惶急、惋惜的当口，突然人群哗地一下四散奔逃。原来这些丧尽天良的刽子手，就在当街将这三个无辜的青年杀害了。这个遭遇像电流一样，使我全身打了一个寒噤，也促使我下定决心，必须尽快地离开这里，离开这个白色恐怖的险恶世界。当时我已经参加了浙江省教育厅选拔赴法国里昂中法大学浙籍公费生的考试，但考完后迟迟未见发榜，盛传这次考试是虚有的空名，实际名额早已由几个大学生私分了。我见公费留学无望，立即决定自费去法国留学。这决定得到了母校的支持，也得到了都锦生、劳尔遥及学生们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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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十春秋：敦煌五十年 [:17060085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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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十春秋：敦煌五十年 第二章 留学法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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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巴黎学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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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7年6月16日，我登上了一艘由上海开往马赛的“达达尼亚”大邮船。上邮船的舷梯时，兴奋的情绪就笼罩着我。梦寐以求的西方艺术、罗浮宫的藏画和雕塑将成为我的摹写对象，毫无掩饰地展示在我的眼前，使我激动万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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船在晨雾中徐徐驶出港口，外滩的高楼大厦渐渐地变小了，模糊了。报时大楼上的钟声，穿破灰濛濛的雨雾，低沉地响着，黄浦江上粗闷的汽笛声也此起彼伏，浑响成一片，一阵阵传入耳中，使我的心情随之又产生了一种抑郁和伤感。当时的中国，充目所见的都是饥饿、流血和豪富的挥霍奢华。祖国的山河虽然秀美，但是艺术——绘画艺术的天地，在这个国家里几乎就像抛弃的垃圾，没有一席可栖存的土地。船尾掀起的浪花声单调地唱着，我突然感到了一阵酸楚，眼眶湿润了。母亲那张和蔼的脸，童年时钓鱼捉虾的湖边小湾，同窗知己沈西苓和一个个朋友熟悉的面容，像一幅幅画，闪现在我一瞬间似乎空白了的头脑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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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书鸿1935年在法国巴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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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容我多想，一个船员已吆喝着向我招手了。我这次远渡重洋，是得到一位同学父亲的帮助。他花了一百大洋搞到了一张统舱船位的证。住统舱是不能走出底舱到甲板上去的，要整日缩在船底。为了能看一看沿途的风土人情，并且挣点钱解决初到法国时的困难，我找到了在船上伙房里打杂的工作。洗碗盏、洗菜、削洋芋、杀鱼宰鸡等下手活，都由我一人承担。最让人难受的，就是从上海到马赛要在下舱底闷一个月的时间。经过地中海等海洋时，又正值7月炎暑，下舱密不透风，那闷热实在令人难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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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途经西贡、红海、亚丁、印度洋时，天气炎热加上锅炉的温度，真是闷热得让人透不过气来！尤其是在经过印度洋时，大风大浪，剧烈的颠簸使得不少工人头晕呕吐，一两天吃不下饭，饮不得水。我虽然也感到不舒服，但欣慰的是，临行前母亲替我准备了一罐雪里蕻咸菜，实在吃不下饭时，便吃一点咸菜；加上从小喜欢走浪桥浪木，在大风大浪中经过一两天的锻炼，已慢慢地习惯了在摇摆中工作和劳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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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束了一个月的航海旅行，到达马赛，改换火车，直接到达梦寐以求的人间“艺术天堂”巴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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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我认识一个杭州老乡郎鲁逊。他是在巴黎高等美术学校半工半读学雕刻的同学。他为我介绍到一个巴黎拉丁区中国饭店，当半日做工半日学习的临时工。我把全部业余时间用来学习法文和绘画技术。因为拉丁区是艺术中心蒙巴拿斯的所在地，那里有小型展览的画廊和供业余练习速写和绘画的格朗旭米埃画室。这个画室分人体速写素描、油画习作和静物画室，白天夜里都为业余或专业的美术工作者开放，只要购入门票，就可以进去画画。画室里有白发苍苍的老人，也有学生和业余爱好者，入场券有月票或周票，每次用票一张。模特儿的姿势和位置由模特儿自己安排。我住在科技学校路中国饭店对面的一个小旅馆的最上层阁楼中。房中一张小床，一个小窗户，一进门就要弯腰，只有到窗户口才可以直立。这是旅馆中最廉价的房间。为了节省开支，这是老乡郎鲁逊为我想方设法租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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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到巴黎的第二天，热情友好的郎鲁逊带我参观了伟大的罗浮宫。从文艺复兴、古典主义、浪漫主义到现实主义、印象主义，从达·芬奇的《蒙娜丽莎》、达维的《拿破仑加冕》、德拉克洛瓦的《西岛大屠杀》、库尔贝的《画室中》，直到马奈的《林中之野餐》等伟大的艺术杰作。这样系统的、完整的展览，深深地印在我的脑际中。它使我明白，绘画艺术通过各时代作家的努力，非常深刻地反映了人类在大自然和历史中的思维和创造。而且它们在演变发展中、在追求真善美的创作中取得了伟大的成就！我感到我到法国来的动机是正确的。我要努力钻研西洋美术史，我要认真学习西洋绘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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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值20年代后期，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创伤还没有得到很好地弥补，欧洲已逐渐从痛苦的回忆中苏醒过来。只有远在太平洋彼岸的美国富有的画商成为这个艺术之都最受欢迎的贵客，成为这一时期世界艺术家集中的蒙巴拿斯和蒙玛脱的动力，加上巴黎大大小小各式各样的博物馆、美术馆，各种流派作品的沙龙……这一切形成了名副其实的世界艺术中心！当时，对于我这个盲目崇拜西洋艺术的中国人来说，每天沉沦在西洋现代“五花八门”的艺术流派的海洋中，感到眼花缭乱，无所适从。但是受如饥似渴的求知欲的驱使，想到这样远涉重洋来到异乡的不易，想到艺术的学习不是朝夕用功可以解决的，我决心认真地长期地攻读下去。但家庭的困难和母校补助又都不允许我专门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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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在踌躇中，来了转机。1927年10月的一天，我正在宿舍作画，突然郎鲁逊兴冲冲地来到我房间。他差一点把我抱起来。他说我已被录取为法国里昂中法大学的公费生。这意外的喜讯，使我不敢相信。他拿出刚收到的《申报》。我在报上看到了浙江留法录取名单中有我的名字。不久，里昂中法大学的通知也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