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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行用。”我回答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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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回答，没有使他们满意。相反，他们倒起了疑心，把我随身带的书都翻了一遍，检查得十分仔细。过去，我一直以为，艺术就是艺术，艺术与政治两者是不搭界的，可是，一踏上沦陷了的满洲里，日本军国主义的政治就来干预艺术了。在我们自己的国土上，外国人可以到处横行，可是我作为一个中国人——一个回到祖国的中国人，却被困在车上不让我下去。一股民族尊严受到侵犯的怒火，在我心中燃烧起来。同时，“为艺术而艺术”这一长期以来耸立在心中的金字塔，从此开始坍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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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我再也不去理睬那些同行的外国人。到达哈尔滨时，我独个儿上街吃饭，看到人们在秋天就戴着大口罩扫地，感到很疑惑。到底为什么呢？人们只顾自己干活，谁也没有说一句话。沉默着，沉默着，好像整个世界都死去了似的寂静。我转进一家饭馆，看到这里用餐的筷子是日本式的。人们也都低着头在吃饭，昔日的繁华看不到了，大家都像机器人似的。我问同桌一个工人装束的人，出现这种情景究竟是为什么？他轻声细语地告诉我，现在到处都是日本人，还有不少汉奸为虎作伥，谁还敢多说话呢？就连扫地的工人都戴上了大口罩，以免因为多说话而招来是非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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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时，我才意识到当亡国奴的耻辱。我们的国家哪像国家啊！我心里忽然着急起来，想尽快地回到祖国的北平去，回到我的同行中间去，回到苦难深重的母亲怀抱中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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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十春秋：敦煌五十年 [:17060085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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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十春秋：敦煌五十年 第三章 西行前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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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回国后的遭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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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十五六天的旅行，我终于来到了北平。我的同行们在车站欢迎我，已记不清当时他们欢迎我的热情话语，但还清楚地记得耳畔响着的车轮轰隆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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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北平，所见所闻让我大失所望。这个古老的故都，到处都是傲慢的日本人。在故宫、景山公园等游览胜地，经常可以看到日本人在嬉闹，听到他们的挑逗声。收音机和播音器里传播着各种不堪入耳的小调。我厌倦了！我对同行们说：“我要尽快去敦煌。”同行们说：“现在不能去，西北政局不稳定，乱得很呐。而且敦煌地处戈壁大沙漠，那里是满目黄沙，旅途也不方便。”他们欢迎我到国立北平艺术专科学校任教。我想，也好，干一段再看看吧。回到祖国没画卖了，要是不工作，连饭也吃不上，还怎么能去敦煌呢？于是我接受北平艺专的教学工作，当西画系主任、教授。很快，我觉察到不少学生经常不来上课，而是在从事各种抗日救国的宣传活动，歌咏、绘画、演出街头剧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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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艺专上第一堂课的印象，至今还鲜明地留在记忆中。学生们知道我是刚从巴黎归国的人，便纷纷提问沿途的观感。当我讲述到乘巴黎通往北平的国际列车到达满洲里，受到日寇便衣警察和汉奸狗腿子的刁难及侮辱时，课堂上群情激奋。许多人争先发言讲述自己类似的经历，声泪俱下地控诉日本侵略军和国民党卖国政府。接着，大家义愤填膺地唱起了抗日的歌曲：“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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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书鸿1935年访问荷兰时留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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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心也被这愤怒的洪流所激动，久久不能平静。我说，我们搞艺术的人，一定要把国家振奋起来，“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嘛！我说，我过去认为艺术家是可以不问政治的，这是不对的。我们的国家受外国侵略都成这个样子了，艺术家不能只搞艺术。我们一定要振兴中华，挺起我们民族的脊梁。这件事后来传到了艺术专科学校的训导处，这个受国民党控制的训导处，曾暗中调查我的历史，准备对我和一些进步学生加以迫害。然而，他们没有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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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北平艺专执教一段时间后，大约在1936年底，国民党教育部次长张道藩通知我参加次年在南京举行的第二届全国美展，并且让我担任北平方面的筹委会委员，做一些筹备工作。我把我的画和一些学生的画都寄去了。不久，张道藩就打电报叫我到南京参加美展筹备工作，我和刘海粟任全国美展评审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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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张道藩看上了我呢？开始，我不大清楚。我当时只知道他的老婆是法国人，他同我一样过去也学美术，所以看中了我。后来，我才发现，他是想利用我。那时，我国美术界有三派，南京徐悲鸿、上海刘海粟、杭州林风眠，三派都有一定力量。他想独树一帜，但没有人肯跟他，于是他就想利用我刚从国外回来，拉出一派人马来为他工作。我这个人不会那一套，我同三派画家都联系得很好，根本就不存在另立帮派的念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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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画展的除国内各界群众外，还有不少外国人。有个德国大使陶德曼，当场买了我的两张静物画。他还叫我到大使馆去，为他和他的夫人画两幅肖像。这次画展之后，我回到了阔别多年的家乡杭州，见到了年迈的老祖母。当时由于父母都已去世，我特地为两老扫墓、做坟，同时还清了家里的旧债，然后又回到北平艺专任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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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年7月7日那天，我照例和几个学生去北海公园画画，忽然听到了“隆隆”的炮声。有人说，日本鬼子在卢沟桥向我们开火了！我们全都一惊，赶紧收拾画具往家走。卢沟桥事变以后，全市大乱，几位画界的同人一起议论，北平待不住了，还是往南走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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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也匆匆忙忙收拾简单的行李、画具，精心挑选了自己的五十多幅作品随身带走。这些作品，是我在巴黎留学十年的精华，是妻子陈芝秀新从巴黎装箱运来的。我把家具、书籍等全交托给了当时学校的秘书长赵某，但后来全散失了。1937年7月14日，我乘由北平开往南京的火车，好不容易到了南京。在南京，得知陈芝秀在我一再去信催促下，不久就要带女儿回国的消息，于是我准备到上海去接她们。我还特地去拜访德国大使陶德曼。陶大使很欣赏我的画，说我的作品十分像16世纪德国肖像画家霍尔本的作品。他一见我就问：“你准备到哪里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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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说：“不久妻子女儿要从法国回来，我要带家眷到杭州老家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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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又问我对中日打仗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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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说：“看样子打不长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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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笑笑，不大赞成我的看法，说：“尊敬的先生，你可不要太天真了，战争是无情的。这仗，我看不仅要打起来，而且可能要打很长时间哩！”他看到我随身带着一大卷画，便对我说：“你这样带着它方便吗？你要是放心的话，这些画可搁在这里，我替你保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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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当时就把画交给他了。从此这些画就像泥牛入海，再也没有消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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