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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7年，常书鸿回到重庆后与女儿常沙娜、儿子常嘉陵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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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时的重庆已相当混乱，所谓的接（劫）收大员满天飞。从南京、上海传来的小道消息和丑闻不断，街上到处是地摊，拍卖着家具、旧衣物及各种来自美国的剩余物资。重庆的达官贵人们大都往南京、上海去了，政府机构几乎没有人好好上班。我在中央研究院里找人也没有找到。经过两三个月的奔走催促，在5月间找到了中央研究院的傅斯年院长。他刚从延安参观回来。他当时代表中央研究院的朱家骅，作为留守在重庆本院的负责人。我向他汇报情况以后，他对我孤军奋战、坚持在戈壁之中保护敦煌文物表示十分钦佩和赞赏，并要我将遇到的困难和问题提出来，一定帮助解决。我提出了关于经费、隶属关系和补充人员、购置图书等问题。他说，敦煌艺术研究所今后是隶属中央研究院的一个所，增加人员、购置图书设备马上可以办到。我还要求有一个方便的交通工具，最好是卡车，以便我们将添置的人员设备一起运到敦煌去。最后他帮助拨来了一辆美制十轮大卡车。我们还购置了一台小发电机和照相机、胶卷以及绘图用的纸张、画笔、颜料等。这辆十轮大卡车，满载着我复兴敦煌艺术研究所的希望和新招收的人员、材料开向敦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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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黎明的前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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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中央研究院向军政部陈诚要求，军政部后勤部在美军遗留物资中调拨来的大卡车是美国产的“斯蒂贝克牌”。我们一边装货，一边招兵买马。由中央大学艺术系吕斯百教授和陈之佛教授推荐，我招聘了中央大学艺术系毕业生郭世清及其妻子、南京师范大学毕业的刘缦云，由国立艺专王临乙教授推荐介绍的雕塑系毕业生凌春德也一同前往敦煌。我们于6月中旬由重庆出发，经成都去敦煌。在成都时，我们在四川省立艺专又招聘了该校图案系毕业生范文藻和在艺专任男生指导员兼体育教员的霍熙亮，他原本也是国立艺专的毕业生，我曾教过他。另外搭车前往敦煌的，还有四川省立艺专教授沈福文夫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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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福文教授早已有志于敦煌艺术研究，只是由于种种原因未能成行。在我的热情邀请下，趁着有方便的交通工具，他动心了，只是担心自己留不长。我说：“长固然好，短也听便，只要宣传敦煌就行了。”我们两人在车上天南海北聊得很多，核心却是对敦煌艺术的评价问题。因为我是主人，基本上是他问我答。我反复阐述了自己这样的一个认识：敦煌是一个大画廊，陈列着从两晋到元代一千多年间的艺术代表作。它们的作者主要是“画工”、“画匠”，没有社会地位，住的是邻近和野人洞差不多的山洞，靠着对宗教的虔诚，一代代毕生从事于壁画和彩塑的创作。他们并不留恋什么残山剩水，也不主张什么胸中丘壑，而是切切实实地描绘社会生活和理想中的佛家世界，使人们喜闻乐见。他们的笔触刚劲有力，线条流畅自如，刚柔相济，用色厚重而明快，描绘精致而完整，造型更是生动完美，美轮美奂。画工所形成的淳朴而浑厚的画风与后来中国文人画的绘画风格，是两种不同的风格和路子。我认为这是中国艺术的正宗与主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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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7年，常书鸿带着女儿常沙娜儿子常嘉陵与沈福文夫妇在莫高窟水溪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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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上述认识，是从我真正认识了敦煌后所形成的。我是学西画的，从崇拜西方的艺术大师到以无名的中国民间工匠为自己尊崇的对象，是中国民间艺人所创造的敦煌艺术感动了我，启发了我。敦煌艺术确实是民间画工们创意性的杰作。在壁画、彩塑中，没有完全相同的东西，即便是描写同样经典内容的艺术作品，画工艺人们也能根据自己的创造力和想象力创作出完全不同的作品。如第172窟南北两壁相同内容的西方净土变，画风截然不同；又如第61窟的《五台山图》，既画有磨面的人、登山的人，还画有嬉戏的马，随处可以看到画家独具的匠心。敦煌的艺术作品保存至今仍显得栩栩如生，是因为它们是工匠艺人们用心用灵魂创造出来的。从心灵深处产生出来的创造力，是真实的，与虚假做法是无缘的。真正的艺术品，即使经历千百年，仍能给人以强烈的感染力，其艺术性会经久不衰。沈福文教授也同意我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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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子在路上开开停停，一个月后才到达兰州。这时又来了一个青年人叫段文杰，前些时候我在兰州开“父女画展”时他曾帮助布置展览。他希望随我到敦煌工作。他说他是重庆国立艺专的毕业生，目前在兰州社会服务处任职业介绍股股长。我接受了他来敦煌工作的要求。在兰州，我们经过短暂的休整，继续西行，于1946年的中秋节前夕到达了敦煌。根据我的安排，郭世清负责总务，其妻刘缦云任会计，段文杰为美术组组长。一过中秋节，敦煌一带的百姓家家户户忙着过冬的事情。为了使这些“天府之国”来的人们能站稳脚跟，我倾注了相当大的精力，安排过冬事宜，总算度过了又一个严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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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7年夏，常沙娜在莫高窟与新来的姐姐们在沙山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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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7年夏天，我们研究所又增添了一批年轻人，有孙儒、黄文馥、欧阳琳、李承仙、薛德嘉、萧克俭等人。1948年冬天，史苇湘也来了。李承仙是重庆国立艺专西画系的毕业生，也是四川省立艺术专科学校教员，立志于敦煌艺术事业。她在从国立艺专毕业的那年，就想去敦煌。1946年5月，我在重庆招收敦煌工作人员时，她来找过我。我让她在笔记本上写下她的名字，她留下了“李承仙”三个字。我问她：“你是油画专业的，为何去敦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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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回答说：“我父亲叫李宏惠，原名李寄缘、李容恹，辛亥革命前是孙中山已创建的同盟会的第七位签名者，南洋筹款总办，是一位反清革命家。二伯父叫李瑞清，曾教过张大千先生。当时父亲对我说，作为一名中国画家，首先应该去敦煌，研究中国的民族遗产，研究敦煌，然后创立自己的风格。我父亲与张大千也有较深的交往。张大千去敦煌取得重要收获也启发了我，于是，我下决心去敦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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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对她说：“敦煌是远离人烟之地，古代只有军队和流放的犯人才去那里，而且生活非常艰苦，你能受得住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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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说：“我已决心献身于艺术，不会因困苦而退却的，您放心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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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那一年她没有如约来敦煌，因为她父亲病了。她做了四川省立艺术专科学校的助教。第二年，我的好友沈福文、学生毕晋吉把我的经历告诉了她。之后，沈、毕二君一直观察她的行止，为她去敦煌的意志所打动。他们认为她会和我一样，成为“敦煌痴人”，于是替我谈到我们结婚的事。1947年9月，李承仙从成都赴兰州，我从敦煌去兰州，在那里结婚后，一起回到敦煌，从此我们成了一对“敦煌痴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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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7年，常书鸿与李承仙结婚后全家人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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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承仙从四川给我带来了张大千赠送的礼物，一套日本松本荣一著的《敦煌画研究》。这是上下两册的大型精美图册和研究文字，文字是松本荣一写的博士论文，图册是伯希和拍摄的敦煌图录，全部为黑白版。这套书也是张大千的心爱之物，上面有张大千阅读研究时留下的许多朱笔批文。这套书尤其是研究文字，对于我从事敦煌研究很有帮助。接到张大千这个珍贵的礼物，还使我想起1943年在敦煌，张大千在离开千佛洞时送给我的另一很有“生命意义”的礼物。那时，张大千即将离开千佛洞回四川，分手时他亲手送给我一个纸卷，说：“送给您的这个纸卷，要等我离开后才能看。”等他乘车去了，我打开纸卷一看，原来是他亲笔绘的一幅弯弯曲曲在树林水渠边一隐蔽处找到食用蘑菇的路线示意图。在敦煌莫高窟戈壁之中，没有什么蔬菜，天然的食用蘑菇更是难以发现，因此，各人如有发现都尽力不让他人知晓，以保障自己的来源。循着大千先生的地图，我们果真发现了在水渠边他一直采用的蘑菇生长地，在日后的生活中，还真解决了一些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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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8年夏，常沙娜姐弟离开莫高窟前，与继母李承仙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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