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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现这批非常重要的六朝写经也是偶然的。在1944年建所初期，一切都因陋就简，对付着过。为了解决从莫高窟到敦煌县城的交通问题，凭着我们的关系，当时的敦煌县县长陈西谷热情帮助，将法院处理走私鸦片案收缴的一匹红棕马送给我们，连同原来买的两头驴子，一头拉车的黄牛，所里共计有四头牲口。饲养这些牲口需要草料和储存草料的房屋。我们选择了位于中寺后面的小土地庙。在土地庙里有清朝末年制作的三尊泥塑。因为这些泥塑制作技巧也不太好，价值不太大，我们就决定把这三尊像移到河对面塔中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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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工人窦占彪负责三尊塑像的搬迁工作。1944年8月30日这天，他突然急匆匆地跑来向我报告，说在搬迁这三尊泥塑时发现这些泥塑的中心支柱在基座下埋得很深，因为没有别的办法移动，只好拆开塑像，拆开后发现泥塑中心支柱是桃木的。敦煌塑像的一般制作方法是先在中心立一根木头，在木头上端再绑上一根短木头，呈“十”字形，周围用芦苇和麦草严实地包起来，再在上面用麦秸和泥做大致的形状，然后用绵和泥来完成细部和表面，最后才着色。敦煌的古代居民，大都迷信神灵，他们相信使用桃木可以避邪驱鬼害，因此选择了桃木做泥塑的中心支柱。令搬迁工人奇怪的是，包木头的材料不是麦草也不是芦苇，而是写经残片。所以，他就立即来向所长报告。我立即到现场查看，的确很奇怪，包裹在中心支柱桃木上的确实是写经，仅仅包扎着写经，也没有用泥和水，所以保存得很好，纸质又细又薄，墨色焦黑，书法严正，遒劲有力。敦煌六朝写经真迹的发现，的确是空前惊人的发现。为了鉴定检查以昭郑重，我特地邀请正在敦煌佛爷庙发掘晋墓的中央研究院考古专家夏鼐、向达、阎文儒等参加我们的工作。当时所中全体职工董希文、李浴、陈延儒、张琳英、苏莹辉、邵芳、陈芝秀、辛普德、刘荣曾等也共同参加了验收工作。这次发现敦煌北朝写经的专文报道刊登在民国三十四年（1945）四月二十日兰州出版的《西北日报·西北文化》“敦煌艺术特辑”第1期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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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发现是继1900年震撼世界的敦煌石窟藏经洞之后的又一次意外的重大发现。写经虽然数量不多，而且残损，但全系北朝写经，它的意义却是很大的。据现已去世的当时七十多岁的敦煌莫高窟上寺（雷音寺）住持老喇嘛易昌恕回忆：土地庙和上寺——雷音寺同时建于清代道光十一年（1831）间。上寺门口还有“清道光十一年建雷音寺”的匾额。土地庙神像是道光年间建土地庙时塑造的，比1900年发现的敦煌藏经洞早69年。这就可以断定，这批新发现的北朝写经绝不是第17窟藏经洞里的东西。那么，这些写经是哪里来的呢？这就给我们提出了一个很有意义的问题，有待今后工作中继续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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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3年拆除莫高窟前土台时发现了后来编号为447窟的洞窟。这是职工们用绳索拉拆土台时的情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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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展出引起了首都中外参观者的极大热情和关注，外交部还特定了一天专门用来接待各国驻华使节和国际友人。一位瑞典公使兴奋地说：“我国有一个敦煌学专家叫高本汉。他毕生研究敦煌学中的文书写经，在文字书法上做文章，但从来没有讲到有关敦煌壁画艺术的成就。可惜他已去世了，否则我一定要请他看看在敦煌学的宝藏中，还有许多珍贵的佛教艺术遗产。”人流如潮的首都参观群众，第一次看到了千余年前祖国劳动人民在敦煌所创造的敦煌艺术和文物等宝贵的文化遗产，同时也看到了帝国主义劫夺祖国文物的可耻行为。热情的工农兵和知识分子在留言簿上纷纷表示了自己对祖国文物的爱护与对帝国主义者的无比愤怒。我没有想到七八年来我们在沙漠上艰苦的工作，今天在革命的建设事业中和抗美援朝的爱国主义教育中，起着如此积极的推动和鼓舞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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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展出获得很大的成功和反响。全国各家报刊、杂志都纷纷撰文介绍敦煌文物艺术，并对我们的工作表示赞扬。《人民日报》除了出《敦煌文物展览》一整版图画和文字的专刊外，还由柏生同志——《人民日报》记者，撰写一篇题为“艰苦工作八年的敦煌文物研究所工作人员”的专文报道。在展览会结束前，中央人民政府于6月6日再一次隆重给予我们全体工作同志以奖金和奖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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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书鸿夫妇1952年在天津举办展览时同著名作家阿英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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颁奖大会是在中国科学院礼堂举行的，会后还举办了宴会。科学界和文艺界郭沫若、沈雁冰、阳翰笙、李四光、吴有训、王冶秋、陈梦家、阴法鲁、王重民、张衔、董希文等参加了颁奖典礼（郑振铎因出差在外未能出席）。由我代表敦煌文物研究所接受奖状和奖金。郭老将奖状发给我时还讲了鼓励我们的话，要我带领全所工作人员在党的领导下，再接再厉地为敦煌文物的保护和研究工作做出更大更好的成绩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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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新华通讯社的报道说：“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以敦煌文物研究所全体工作人员，八年来在极其艰苦困难的条件下，从事敦煌莫高窟壁画的摹绘和研究工作，成绩很大，对我国自北魏、隋唐以来千余年间劳动人民辉煌灿烂的文化遗产，尽了宣扬和保护之功，特呈请政务院批准，发给该所全体工作人员奖状及奖金，以示鼓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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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沫若副总理亲笔书写的奖状：“敦煌文物研究所全体工作人员在所长常书鸿领导下长期埋头工作，保护并摹绘了一千五百多年来前代劳动人民辉煌的艺术伟制，使广大人民得到欣赏研究的机会。这种爱国主义的精神是值得表扬的。特颁奖状，以资鼓励。”这张奖状不是一般印制的奖状，而是特别的，长四尺，宽二尺，边上画着富丽堂皇的敦煌唐代图案，并盖有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的朱红大印，十分庄严。当我代表全所工作人员从郭沫若手中接过奖状时，幸福、激动的泪水夺眶而出，思潮翻滚，百感交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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奖状不幸在1968年一次对我的批斗会上被画了两个大“××”。1978年，在北京第一次全国文联扩大会议上，根据群众的意见，才由苏州工艺美术厂同志用泰山石精心刻制了一块碑石，现存敦煌文物研究所陈列馆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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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奖的当天晚上，我伏案疾书，把这一喜讯向全所工作人员汇报。记得我最后一段是这样写的：“今天的问题是，为了不辜负党和人民政府给我们的鼓励和鞭策，我们应该再接再厉，以忘我的热情和劳动，更进一步对敦煌文物加强保护和研究，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武器，对敦煌文物进行批判地研究和分析，推陈出新，古为今用，作为我们从此时此地的人民生活中的文学艺术加工成为观念形态上的文学艺术作品时的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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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1年6月6日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文教委员会为敦煌文物研究所颁发的奖状，1966年“文革”中被打“×”否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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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晚，我回忆着新中国成立以来的一幕幕令人振奋的情景，想到党和人民对敦煌事业的巨大支持、关怀、鼓励和鞭策，激情满怀，辗转难寐，半个世纪以来令人痛心凄怆的往事又一幕幕地展现在眼前。人们都知道，1900年5月26日，敦煌石窟藏经洞的发现，是20世纪初期我国文物考古方面震撼世界的伟大发现。它使我国中、古时代自4世纪到14世纪千余年间政治、经济、军事、天文、地理、历史、文学、艺术、民族关系、宗教信仰等方面的情况，以活生生的逼真的艺术造型和文字手卷公之于世。但是，由于清王朝的腐败和孱弱，以及地方官吏的昏庸和无知，自1907年以来，听任斯坦因、伯希和、柯斯洛夫、勒哥克、格仑俄特和橘瑞超等帝国主义分子纷纷窜来敦煌千佛洞，采用种种利诱、诓骗、恐吓、威胁等软硬兼施的卑鄙手段，先后盗走数以万计的经卷、文书、刻本、佛画、丝织物等等珍贵文物。他们把所窃赃物据为己有，并作为“善本”、“珍品”封闭在伦敦、巴黎、圣彼得堡等地的博物馆或图书馆中，甚至不让中国人过目、抄写、拍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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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喜的是，这样的日子已经一去不复返了。现在，在国内的敦煌石窟艺术文物已全部回到人民手中，成为全体人民的财富。而这个艺术主体如今在人民手中得到珍视爱护，再也不会受到任何人的破坏了。今后，我们要永远做敦煌艺术宝库的忠实守卫者，让伟大的敦煌艺术世代相传，千古流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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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十春秋：敦煌五十年 [:17060085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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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十春秋：敦煌五十年 第七章 保护与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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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出访印度和缅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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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1年秋，为了促进中印、中缅两国人民之间的友谊和文化交流，应印度和缅甸两国政府的邀请，我国派出了一个文化代表团访问印度、缅甸。代表团由三十多位从事科学、文化事业的专家组成，丁西林、李一氓任正、副团长，刘白羽为秘书长，团员有郑振铎、陈翰生、狄超白、季羡林、冯友兰、钱伟长、张骏祥、周小燕、吴作人等，我也为团员之一。这是新中国建国后第一次规模最大的出访代表团。为了保证这次与邻邦之间的文化联系与友好交往的访问成功，代表团全体成员在北京集中学习了两个月，研究并进行必要的准备工作。在此期间，敬爱的周恩来总理曾召集我们在中南海他的办公室多次亲切指导，对每个代表团成员出国时应负的责任做了详细的指示。有一天他笑着对我说：“你这次带着敦煌艺术去印度、缅甸访问，既要献‘宝’也要取‘经’，要正确宣传我们解放后的信仰自由的政策。看来你的任务不会比唐代高僧玄奘西游轻多少呀！”总理亲切的教导给了我宝贵的启发和鞭策，也给了我信心和力量。这次学习和准备期间，我们还对中印、中缅两国之间文化艺术悠久的历史渊源及密切的交流关系有了新的认识。过去由于各种因素、条件的限制，我们对敦煌文物涉及的美术、宗教、中西交通、民族关系等问题的研究很少下功夫，尤其对来自印度的佛教和佛教美术的演变、发展情况研究得很不够，只凭很少的一些书籍资料获得理性知识，缺乏具体的感性认识。这次受到党和国家的委托，我能亲自去实地考察和学习研究，真是机会难得，一定要像总理教诲的那样，既献“宝”又取“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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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1年10月至1952年1月，我们在印度、缅甸分别进行了为期两个多月的友好访问。我们携带的展品，有介绍新中国面貌的各种图片，有一批珍贵的美术工艺品，有新中国建立以来的电影片和敦煌壁画摹本等。访问期间，我们参观了印度、缅甸数以百计的文化古迹、学校、艺术和科学设备等等，我们还在印度的新德里、孟买和缅甸的曼特拉等城市举办了《新中国建设成就展览》，《敦煌艺术展览》配合展出，又举办了各种学术性的座谈会、报告会。根据组织上的安排，我在印度、缅甸都做了介绍敦煌艺术的学术报告，并和印度、缅甸有关人士进行了友好的文化学术交流。印缅人民对新中国成就和敦煌艺术以及有关学术报告都很欢迎。他们看了《敦煌艺术展览》中的壁画摹本，知道中国还如此完整地保存了千百年前创造的敦煌悠久的佛教艺术，都非常惊讶、敬佩。他们看到我们展出的敦煌莫高窟第61窟宋人画的佛传故事，从《燃灯佛授记》、《乘象人胎》、《树下诞生》，一直到《临终说法》、《涅槃》、《争舍利》等32幅完整的佛传壁画摹本，赞美这是世界佛教艺术中未曾有的盖世之宝，珍贵之极。特别是画中人物的服装都改成了中国宋代的民族服饰，并以中国的绘画艺术风格描绘得生动自然、栩栩如生，他们赞叹不绝。在与印度朋友交谈中，印度当时的考古局局长恰克拉伐蒂深有感触地对我说：“你们至今还完好地在敦煌保存着自4世纪到14世纪的四百多个洞窟，完美的壁画、彩色塑像，他们的彩色还是如此鲜明、完整，真是令人羡慕。至于我们，虽然有阿旃陀那样世界闻名的佛教艺术宝库，但却只有29个洞窟，保留了一些残破的壁画。就是这些残存的壁画，在英国人统治时期，以保护为名，把大多数的壁画都涂上了凡纳西（vernis，法文，指一种普通清漆），逐年变色，至今一部分壁画变成为深褐色了。”说到这里，他摊开双手，露出了十分感伤的表情，愤慨地说：“这说明我们印度过去受人摆布，样样都听外国人的话，连自己的国宝都保存不好。”我告诉他说：“我们在国民党统治下的旧中国何尝不是如此呢！我在1942年承担敦煌艺术研究所工作时，国民党教育部高等教育司司长吴俊升，那时刚访问印度回国，他曾亲口指示我要按英国人对印度阿旃陀壁画涂凡纳西油的办法，把敦煌的全部壁画也涂上凡纳西油。我当时表示：我是一个油画家，我知道油画上涂凡纳西油会导致油画变色，在壁画上涂凡纳西油这种办法还没有把握，事关重大，最好不要轻率采用。吴俊升听了我的话，脸上露出惊奇、生气的神色，说：‘你居然连英国人的技术也怀疑吗？’我没有作声，现在才知道，当时不采用在壁画上涂油的办法，才使敦煌壁画免遭一场阿旃陀壁画的厄运。看来阿旃陀的厄运是我们今后保护石窟壁画工作中值得警惕的教训。”我最后对印度朋友说：“现在新中国成立后，政府对敦煌文物十分关心爱护，对我们文物工作十分重视，目前已大力增加经费和人力，对敦煌进行大规模的研究和保护工作。我们一定要把敦煌文物世世代代更好地保护下去。”他们频频点头称赞说：“毛主席真好！新中国真伟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