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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临摹、研究的同时，我们所的美术工作者从1955年开始，遵照毛主席关于“推陈出新”的文艺方针，边从事临摹边开始创作，深入生活，搜集素材。在这基础上，1959年顺利完成北京人民大会堂甘肃厅壁画的创作任务。壁画共两幅，一幅是李承仙为主创作的《姑娘追》，一幅是霍熙亮为主创作的《猎归》，均受到好评。1961年，李承仙还发表了《挤奶图》等作品，孙纪元创作的《瑞雪》雕塑，展出后获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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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当我们夜以继日、勤奋努力，希望早日对石窟全面抢修加固工程、敦煌塑像病害的修复试验等进行检阅时，“文化大革命”开始了，冲击了我们所设想和正在进行的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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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年，像一场可怕的瘟疫，千百万人倒下了，有的再没有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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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现在不去回忆这不堪回首的“战斗洗礼”。因为要把这十年的感受写下来，将又是一册与本书同样字数的作品，还是留给后人去写吧！总之，我的概括是：我是个幸存者，一个留下满身“纪念品”的幸存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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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6年，常书鸿路经武汉时，与参军的儿子常嘉陵相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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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6年，是中华民族历史上大悲大喜的一年，这一年，敬爱的毛主席、周总理、朱委员长离开了我们，人们痛不欲生；祸国殃民的“四人帮”垮台了，人们欢天喜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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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年风雨初霁，又是一个艳阳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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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曾写过这样一句诗，表达我的心情：“十年冰霜花事尽，春风喜度玉门关。”中国古诗有“羌笛何须怨杨柳，春风不度玉门关”之句，用来形容大西北戈壁瀚海的荒凉。但我今天深深感到，吹遍中国大地的春风，同样激荡着玉门关外这神话般的沙海中的绿洲孤岛——敦煌莫高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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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7年9月，兰州军区肖华政委和韩先楚司令乘直升机访问莫高窟。这给我们全体工作人员带来了莫大的喜悦和鼓舞。他们都是身经百战的名将，肖华同志还是一位有才华的诗人。他们参观石窟后，肖华同志挥笔写下了即兴诗句：“银鹰降临沙州城，飞天新装挥舞迎。莫高艺术扬中外，阳关春暖观光人。”1979年，方毅副总理、宋平书记、黄镇部长都相继来敦煌指导工作，对我们的工作给予巨大的鼓励和鞭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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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8年恢复我所长职务后，我们又开始了一系列保护研究工作。首先，为五卷本《敦煌莫高窟》选拍画面、彩塑，在文物出版社的协助下，拍摄了1500幅照片。这是我和全体研究人员从莫高窟的所有洞窟壁画和彩塑中精心选拍的，基本上代表了敦煌艺术的精华部分。拍完以后，我们进行了分工，组织所里的所有业务人员参与编辑和撰写工作。按照编辑计划，全书按时代分为五卷，第一卷北凉、北魏、西魏、北周部分，由我、李承仙、蒋毅明、李振甫负责；第二卷隋代由霍熙亮、孙纪元负责；第三、四卷初唐、中唐、晚唐由段文杰、史苇湘、李其琼、欧阳琳、关友惠负责；第五卷五代、宋、西夏、元由万庚育、孙儒、李贞伯、刘玉权负责。专题论文由樊锦诗、施萍婷、潘玉闪、李永宁、贺世哲、孙修身等负责插入五卷本中。这种分工和研究工作，我专门写报告到文化局，为五卷本的出版打下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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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毅副总理来敦煌视察时，曾提出敦煌的开放和宣传介绍的问题。于是1962年在我和新闻电影制片厂何钟幸同志合写的电影剧本《敦煌曲》的基础上，与上海科学教育制片厂联合拍摄大型彩色纪录片《敦煌》，全面介绍敦煌的历史和现存遗迹，长达两小时。徐肖冰同志来所，我们共同研究配合中央新闻电影制片厂，选择有代表性的壁画、塑像、花砖皆完整的洞窟拍摄纪录片。原计划一个一个洞拍，但拍了第45洞一个就暂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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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保存资料和广为介绍，国家文物局文物处陈滋德处长、新华社石少华同志和我所专业人员共同研究，我们和新华社携手，采用自然光反射的方式于1979年夏又拍摄了数千张照片。以往的拍摄大都采用电光源。这次我们用玻璃镜从洞外反射阳光到洞内的锡箔纸板上，再反射到画面上，所拍照片，色相还原好，十分精美。这套照片至今仍保存在新华社国家照片资料档案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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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大革命”后期，我在清扫洞窟。这样整天来往于各个洞窟担任清扫工作，对于仔细观察石窟壁画塑像却是非常难得的机会。在这期间，发现有些在我记忆中特别的洞窟，壁画正在变色，如159、220、217、112等窟。那些精美的壁画，颜色上好像蒙上薄纱甚至褪色，尤其是159窟西壁文殊、普贤，我初到敦煌看到的那精美颜色褪淡了，线条隐没了。220窟的1945年刚从字画下剥离出来的那光彩的硃红、石碌、石青等都似蒙上一层淡雾。另外还有许多洞窟也有类似情况，这里就不一一枚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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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向方毅副总理汇报了洞窟壁画变色的情况。我认为，在莫高窟1600年的岁月中，我这40年是非常短暂的。而在这40年中，我眼见莫高窟壁画发生如此大的变化，因此，保护壁画不再继续变色是一个刻不容缓的事情。我们应采取积极的措施，首先应了解壁画原来所用的颜色，再研究壁画变色的过程，进一步经过科学的论证，使壁画能复原到当年绘制时的光辉面目。方毅副总理认为，现今中国科学院兰州分院涂料研究所有条件开展此项研究。后来中国科学院兰州分院与敦煌文物研究所合作进行了此项研究，到我写这个回忆录的今天，涂料研究所已经过化验鉴定，莫高窟壁画用色有21种。这一可喜的开端为今后加强对壁画的保护，以及对壁画的复原研究工作是十分可贵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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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1945年曾将莫高窟全部洞窟分为代表窟、一般窟、次等窟三种。经过“文革”后期我对洞窟的进一步观察，为了加强保护与研究工作，认为对莫高窟492个洞窟应进一步分级别。我带领李承仙、蒋一明等同志，又把492个洞窟按照现存艺术价值和历史价值分为六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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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镇部长视察敦煌工作时，我向他汇报了40年来莫高窟洞窟壁画变化情况。我认为莫高窟洞内壁画的变化有自然的，但更大的是人为的原因。由于人流的增加，频繁进出的人造成了污染，因此，建议在第一类洞窟中，第3、220、258窟等7个洞窟急需特别加强保护，经过国家特许后，一般不对外开放。有的级别的洞窟仅对研究人员、专业人员开放。这种分级参观开放的方法，有利于莫高窟的保护，也得到了上级领导部门的认可和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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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飞天”，佛经中称为“香音神”。她们在天国晴空中自由飞翔，奏乐散花，是敦煌石窟庄严的佛教壁画中一个轻快美丽的形象。她本来是中国传统的佛教画中，用来刻画“极乐世界”中的一种象征和平幸福景象的，具有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相融合的色彩。她犹如西洋宗教画中的美丽天使，但没有翅膀，全凭衣带的飞扬、裙裾的曳动和身段的飘浮，显得如此逼真而动人。她使整个石窟产生“天衣飞扬，满壁风动”的效果，博得人们的喜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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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的神州大地，到处都焕发着盎然春意。经过十年灾难的中国人民，此时对“飞天”更感到亲切。对“飞天”碧空轻舞、百花飘香、乐律萦绕的幸福美好生活又该是多么向往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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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天即将来临，美丽的“飞天”正向我们招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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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光在流逝，莫高窟的檐角铁马叮当声永远在我的心头鸣响。它给我一种紧迫感，仿佛在启示我：生命不息，跋涉不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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