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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书鸿1980年访问德国特尼尔的马克思故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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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的博物馆及文物修复事业相当发达。据1975年《世界的博物馆》一书中列举的就达到1157所。我们参观了其中：（1）地方性的博物馆，如科隆的罗马——日耳曼博物馆、慕尼黑的巴伐利亚州博物馆、斯图加特的巴登符腾堡的博物馆。（2）以地方性的考古历史为主的，如美茵兹的罗马——日耳曼中心博物馆、慕尼黑的国家古典艺术和雕刻馆。（3）古遗址性的，如科隆的罗马市政厅地下博物馆、美茵兹的罗马古堡（萨尔堡博物馆）。（4）专属外国的博物馆，如科隆和柏林的东亚艺术博物馆（包括中国、朝鲜、日本），后者还有印度艺术博物馆（包括我国新疆的壁画），德、法、意各国油画博物馆，东亚民俗博物馆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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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参观访问的这些博物馆，设有实验室，设备精良齐全。计有：X射线室、石膏翻模室、电解室、真空干燥室、红外线烤干室、热释光年代测定室、光谱分析仪、金相显微镜、恒温、恒湿、金、钢、银、铁、玻璃器、石器、玉器、壁画、木雕、塑像、家具等修复室，采用先进技术并列入科研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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慕尼黑市文物保护局于1900年开始颁布文物保护法律。我们参观的实验楼是1908年始建，七十多年来不断采用各种先进技术，不断积累资料和科学数据。美茵兹的罗马——日耳曼中心博物馆是西德修复工作的中心，出版有修复和保存的专门资料。有一种《美术与化学》世界性“历史艺术会员”出版物，只要是会员，每年均可得到这种出版物，会员条件是每年只缴会费8英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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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在德国着重了解壁画和雕塑的保护、修复工作。如下豪森教堂13世纪的壁画，他们针对壁画的不同，采用不同的方法修复。在壁画加固方面，采用化学液体打针、喷射等方法。在补画方面采用点的方法，比小芝麻点还要小的办法点影，修复后仍保持原画的形、色。明堡大教堂建于1325年，在1749年第一次修复加色之后，多年来几经修复，最后一次是在1934年。他们在修复以前进行严格的调查，对建筑物理测定、温湿度测定至今不断，取得大量数据，并用科学方法进行修复。他们在修复工作中，视各种壁面壁画不同情况采用不同修复方式，不是只凭老经验。在特尼尔博物馆，我们找到一位名叫恩斯特·施特夫尼的先生。他一边试验一边修复，已工作18年，至今仍每年修复两块壁画，每块4平方米。他用科学严谨的态度，独特地创造出修复壁画的一套方法。他们不断试验，不断总结，不断考验，尤其对壁画已用化学液体加固，作了多年仍不老化变色的鉴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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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在油画修复方面亦取得独特经验。我考察了他们修复的文艺复兴以来几位大师的油画，这是30年代我曾在欧洲看过的名作。事隔四十多年，今天我看到修复后的名作，比四十多年前看到的已焕然一新，恢复了当年14、15世纪原作神采。这些油画修复室的工作人员，完全忠实于原画，在修复过程中不加进个人的成分。他们修正技巧很高。我问他们是哪个美术学校出来的？馆长告诉我说，他们不是美术专科学校学生，因美术专科学生想创作，他们作画有个人成分，所以不能用美术专科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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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恩国际研究中心专门派季爱睦先生全程陪同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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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美茵兹由1978年夏天访问敦煌的德国考古代表团团长伯纳教授陪同。他不辞辛苦，热情地自己驾车陪同我们参观博物馆、实验室，尤其是驾车到一二百公里以外的教堂参观已在修复的壁画和罗马古堡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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访华考古代表团的勒德罗曼教授也亲自驾车陪同我们参观。我们参观了海德堡罗马时代古堡，还有海德堡大学东方美术研究所，看到许多珍贵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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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尼尔克鲍斯经理给我们详细地介绍了壁画修复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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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书鸿1978年与参观莫高窟的德国考古代表团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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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登符腾博物馆施德罗馆长热情地介绍了发掘一座5世纪贵族墓葬情况。如他们如何完整地将墓葬品运回实验室分层清理，所有遗物零件没有散失，以及完整的修复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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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隆市东亚博物馆郭乐知馆长详细地介绍了中、日、朝三国展品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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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德国访问时，我们会见了1978年夏天访问敦煌的德国考古代表团的专家们。德国主人们还特地安排我们坐在我国领导人访问德国时在慕尼黑大歌剧院坐过的包厢，让我们坐在这里观看名歌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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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们访问即将结束，魏特曼博士（访华德国考古代表团美茵兹博物馆助理）与伯纳团长驾车赶到飞机场话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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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记述了我作为敦煌的文化使者参与国际交往的一段历史，也涉及了一些“文革”后恢复工作的情况，十分简略。按照我原来的计划，准备在1966年隆重庆祝敦煌莫高窟建窟1600年，举办各种纪念和学术研究活动，通过纪念活动，宣传敦煌，总结工作，进一步促进敦煌学的研究，更好地开展保护、研究工作。早在1963年，我们就开始有计划有组织地开展一系列的筹备工作了。不幸的是，随着“文化大革命”的到来，有关纪念和宣传活动不但没有办成，反而成了我的一条主要罪状。在十年浩劫中，一些原来的学生、同事甚至是朋友，反目为仇，在极“左”思潮的影Ⅱ向下，将敦煌莫高窟称为魔窟，将保护敦煌说成是保护封建宗教的黑货，毒害人民的精神鸦片。我受到了非人的迫害，以致被迫离开研究所，一度中断了研究工作。我的遭遇和苦难，也是我们国家的苦难。最终，“四人帮”的倒行逆施得到了彻底的清算。我们党扭转了形势，整个祖国又继续前进了，我也被重新落实工作，回到研究所，恢复了所长职务。1982年，组织上考虑到我年事已高，希望我集中精力进行美术创作和整理自己的文稿，为后人在这方面留下更多的东西，安排我到北京国家文物局任顾问，并且任敦煌研究院名誉院长。各方面给予我关怀和照顾，使我的晚年过得十分愉快和充实。在北京，我的心仍维系着敦煌，关心着敦煌，做着与敦煌相联系的工作；无论出访或研究、著述，敦煌是我永远的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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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后常书鸿与儿子常嘉陵（右二）儿媳王福兰（右七）、女婿崔太山（右一）等人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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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我1942年接受筹建敦煌艺术研究所的任务，1943年3月踏上敦煌的土地，至今已整整50年了。在我生命的长河中，一大半献给了敦煌，献给了我所热爱和向往的敦煌事业。无论是在戈壁敦煌，还是在异国他乡，或在其他地方，使我魂牵梦绕的就是你——敦煌。池田大作先生曾问过我：“如果来生再到人世，你将选择什么职业呢？”我回答说：“我不是佛教徒，不相信‘转生’，但如果真的再一次重新来到这世界，我将还是‘常书鸿’，我要去完成那些尚未完成的工作。我觉得这半个世纪过得太快了，敦煌研究和保护是几代人的事，还有许多事情要做。回首已过去的人生，我自豪地认为，我的人生选择没有错。我们奉献给敦煌的应该是许许多多代人的努力和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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