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拖欠了好几年的房租，依靠每月牙缝里省下的一点点钱，怎么还得清呢？走投无路之际，他们狠狠心，做出决定：换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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俗话说，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衣食住行是人的基本需要，天天要打交道的。不到万不得已，谁会选择越住越差呢。但在经济萧条年代，活着，是人的第一需要。为了让一家老小的肚子填饱，也为了换回必要的尊严，夫妻俩开始为置换差房而奔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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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值“文革”后期，老百姓哪住得起私房？那时所谓的私房，都是坐落在棚户区的简易搭建房。稍微像样点的楼房，无论洋房、新式里弄，还是石库门，统统属于国有，必须按月缴纳房租。即便缴纳得起房租，也不是谁想住大房子就能住到的，因为房源实在少得可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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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还没有“房产交易中心”一说，民间自发形成的“换房市场”是有的，设在卢湾区的淡水路上。一到礼拜天，小路两边一长溜，是坊间居民自发提供、等待置换的各种房源，房型、面积、朝向等等信息，都写在作业本撕下的纸上或旧报纸上。一张张纸压在石块底下，供来来往往的人流查看、比选。陈钧德也在那里摆了几次摊，最终物色到一户人家，因孩子多，渴望将一室户房子置换成二室户。其实陈钧德家老少加起来，人口一点也不显少，但每月十多元的房租能抵上两张嘴巴所需要的食物，温饱没解决，图什么舒适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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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他们将罗家衡遗留下来的、坐落在东湖路延庆路附近的新式里弄二卧公寓，换成了落败、昏暗的襄阳南路357弄的石库门底楼房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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搬家的那天，全家人内心是百般无奈。他们知道，这样一交换，地段、面积等更差了，罗兆莲的祖母、陈钧德夫妇，加上孩子，三代同堂，不得不拥挤在地洞般的黑乎乎房屋里，还必须利用无法站直身子的阁楼，设置地铺，起居空间太局促、太逼仄了。但转念又一想，这样一交换，再用陈钧德转业所获的八百元安置费，将压在身上多年的山一般沉重的房租债务搬走了，一家老小的基本温饱从此也能继续维持了。多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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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是多么要强的动物啊，“蜗居时代”开始时，他们首先感到无债一身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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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情不灭：艺术隐士陈钧德的成长史 寂寞、疲惫、冥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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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厂岁月的累筋累骨，对身体、意志都是艰苦的磨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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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厂岁月的精神流浪，让他感到命运的不可捉摸，梦想越行越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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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陈钧德瘦得像一根麦秆，繁重的体力活，几乎耗尽了他在军营里攒下的一点肌肉和脂肪。每天筋疲力尽回到家后，再做什么也没力气了。罗兆莲看了心痛，想方设法改善伙食，让他有个好胃口。有时，看到陈钧德实在受不了早班、中班不断“翻烧饼”（沪语，倒班之意），罗兆莲就鼓动他去附近地段医院弄个病假条歇息几天。等到缓过了劲儿，有了精神，再去继续上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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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刨床相伴的日子，陈钧德度日如年。但最穷困潦倒的时候，他精神上却不曾空白过。有一阵子没有绘画，他的精神就漫游在阅读上。无数个夜晚，将就着屋里昏黄的灯光，以前在上海戏剧学院念书时读过的经典小说，被他重新找出来，再读，咀嚼着曾经感动自己的段落、语句。而《约翰·克利斯朵夫》是他在思想受到禁锢而又找不到现实出路时的一部《圣经》般的作品，反复激励着他不要气馁，暗自奋斗，对生活抱以信心和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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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也阅读“禁书”，朋友间流传的禁书或手抄本，读起来也是一大乐事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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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反帝反修”十分高调。中苏两国经历了1950年代的亲如兄弟，1960年代的反目交恶，进入1970年代后，互相依旧视若仇敌，这样的背景下，苏联现代小说在内地很少出版了。大约1970年代初，上海人民出版社突然出版了四本内部书，灰皮封面。其中柯切托夫的《落角》和《你到底要什么》引起社会轰动，一时风头无二，当有一定级别的干部买到手后，大家竞相借阅。陈钧德也想方设法借来一阅，果然，非常非常“刺激”。《落角》描述了十月革命后苏联国内的残酷斗争，引人津津乐道的是白军军官逃亡过程中的苦闷与无奈，透出了一股被禁锢的“人性”。而《你到底要什么》更被朋友们大肆议论，他们第一次读到完全不同于社会主义国家的“另类”生活：纳粹余孽、流亡白俄的后代、美国特务以及他们之间乱搞男女关系的“资产阶级糜烂生活”。刺激归刺激，陈钧德倒也不向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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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只是无聊时代精神生活的真实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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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1年，“林彪出逃”的发生真正让他感到震撼，毕竟是“国家副统帅”啊。陈钧德是在工厂学习中得知消息的。三十四岁的他对于这个政治事件除了吃惊还是吃惊。他与好友们分享着“571工程”计划暗杀的传闻。轰炸、车祸、绑架、城市游击……林彪的儿子林立果酝酿和发动的政变，简直是“革命年代”的夜半炸雷，惊悚得让他们睡不着觉。他真切地记得，为了“反帝反修”，工厂生产一度停顿，工人们都被安排去修筑防空洞，看他文弱，就安排他协助搞宣传。出墙报，或在墙壁上刷写“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和“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等标语，这些他做起来是绰绰有余。晦暗年代，陈钧德从朋友处借到不少好书。鲁迅的《朝花夕拾》《野草》也是那个时候接触到的。但那时，对他诱惑最大的还是美术方面的所谓“禁书”，譬如塞尚、毕沙罗、马蒂斯的画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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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看这些“禁书”危机四伏，时时要提防被人举报或揭发。而偷偷阅读艺术“禁书”，又能跟刘海粟坦诚交流阅读后的体会，简直是晦暗岁月里充满刺激的精神享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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绘画，阅读，是他私人领地的事情，但交流政治、社会、文化的“小道消息”，是他与工友们的共同快乐。陈钧德也时常有惊人之语。新中国成立前，与“30年代的黑明星及美国特务”王莹争演赛金花的蓝苹，就是江青啊。这样的政治八卦是从刘海粟嘴里得到的，现在听来波澜不惊，当年通过陈钧德一转述，工友们如同收听“敌台”，个个瞪大眼睛，感到刺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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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厂里有个领导，是南京军区派来的军宣队头头。对于自部队转业的陈钧德是有所照顾的。但这位头头对陈钧德的评价是“既简单，又复杂”。简单是指他的性格，单纯直率；复杂是形容他的头脑，作为一个工人，他看的书太多，想法也太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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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尔基将艰苦的生活磨炼喻作自己的“大学”。陈钧德切切实实对照了经典小说，感到自己经历的部队、工厂也是“另一所大学”。工厂劳作难免无聊、无趣，但这段时间里，他思考了许多。知道自己想干什么，能干什么，这就是他的态度。其实，这个时期，他看不清，也找不到绘画的出路，阅读缓解了他的思想苦闷，让他实现了对灰色现实的逃避，但总还有一根无形之鞭在抽打他，命令他：画画吧，陈钧德，别偷懒，别瞎混，你就应该绘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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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友看陈钧德呢，真像看大熊猫，稀罕。这位转业军人一点不威严，倒有点儿书呆子气。他们发现陈钧德坐在刨床边，常常诗人一样耽于沉思冥想。师傅们以朴素的方式表示对他的尊重，亲切地唤他“阿德”，有的主动帮他将沉重的钢坯搬上刨床，还帮他摁动机器按钮，纵容他干活的时候思想也能开开小差，继续做他的白日梦。陈钧德时常感到身体异常疲惫，但他感激车间工人师傅们的善待和体谅，精神上还是愉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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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出在“神经官能症”上。工厂的日子里，或许拿画笔的他根本适应不了刨床劳作，连续数月翻班劳作后，他一度整夜整夜无法入眠，人躺床上，满脑子依旧回响着车间里轰隆轰隆的机器声，怎么也无法驱散它们。熟悉的人遇见他都惊奇：整个人瘦得脱了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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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厂医务室的厂医同情这个部队转业的青年知识分子，有时主动给他多开几天病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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