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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厂岁月的精神流浪，让他感到命运的不可捉摸，梦想越行越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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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陈钧德瘦得像一根麦秆，繁重的体力活，几乎耗尽了他在军营里攒下的一点肌肉和脂肪。每天筋疲力尽回到家后，再做什么也没力气了。罗兆莲看了心痛，想方设法改善伙食，让他有个好胃口。有时，看到陈钧德实在受不了早班、中班不断“翻烧饼”（沪语，倒班之意），罗兆莲就鼓动他去附近地段医院弄个病假条歇息几天。等到缓过了劲儿，有了精神，再去继续上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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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刨床相伴的日子，陈钧德度日如年。但最穷困潦倒的时候，他精神上却不曾空白过。有一阵子没有绘画，他的精神就漫游在阅读上。无数个夜晚，将就着屋里昏黄的灯光，以前在上海戏剧学院念书时读过的经典小说，被他重新找出来，再读，咀嚼着曾经感动自己的段落、语句。而《约翰·克利斯朵夫》是他在思想受到禁锢而又找不到现实出路时的一部《圣经》般的作品，反复激励着他不要气馁，暗自奋斗，对生活抱以信心和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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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也阅读“禁书”，朋友间流传的禁书或手抄本，读起来也是一大乐事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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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反帝反修”十分高调。中苏两国经历了1950年代的亲如兄弟，1960年代的反目交恶，进入1970年代后，互相依旧视若仇敌，这样的背景下，苏联现代小说在内地很少出版了。大约1970年代初，上海人民出版社突然出版了四本内部书，灰皮封面。其中柯切托夫的《落角》和《你到底要什么》引起社会轰动，一时风头无二，当有一定级别的干部买到手后，大家竞相借阅。陈钧德也想方设法借来一阅，果然，非常非常“刺激”。《落角》描述了十月革命后苏联国内的残酷斗争，引人津津乐道的是白军军官逃亡过程中的苦闷与无奈，透出了一股被禁锢的“人性”。而《你到底要什么》更被朋友们大肆议论，他们第一次读到完全不同于社会主义国家的“另类”生活：纳粹余孽、流亡白俄的后代、美国特务以及他们之间乱搞男女关系的“资产阶级糜烂生活”。刺激归刺激，陈钧德倒也不向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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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只是无聊时代精神生活的真实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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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1年，“林彪出逃”的发生真正让他感到震撼，毕竟是“国家副统帅”啊。陈钧德是在工厂学习中得知消息的。三十四岁的他对于这个政治事件除了吃惊还是吃惊。他与好友们分享着“571工程”计划暗杀的传闻。轰炸、车祸、绑架、城市游击……林彪的儿子林立果酝酿和发动的政变，简直是“革命年代”的夜半炸雷，惊悚得让他们睡不着觉。他真切地记得，为了“反帝反修”，工厂生产一度停顿，工人们都被安排去修筑防空洞，看他文弱，就安排他协助搞宣传。出墙报，或在墙壁上刷写“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和“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等标语，这些他做起来是绰绰有余。晦暗年代，陈钧德从朋友处借到不少好书。鲁迅的《朝花夕拾》《野草》也是那个时候接触到的。但那时，对他诱惑最大的还是美术方面的所谓“禁书”，譬如塞尚、毕沙罗、马蒂斯的画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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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看这些“禁书”危机四伏，时时要提防被人举报或揭发。而偷偷阅读艺术“禁书”，又能跟刘海粟坦诚交流阅读后的体会，简直是晦暗岁月里充满刺激的精神享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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绘画，阅读，是他私人领地的事情，但交流政治、社会、文化的“小道消息”，是他与工友们的共同快乐。陈钧德也时常有惊人之语。新中国成立前，与“30年代的黑明星及美国特务”王莹争演赛金花的蓝苹，就是江青啊。这样的政治八卦是从刘海粟嘴里得到的，现在听来波澜不惊，当年通过陈钧德一转述，工友们如同收听“敌台”，个个瞪大眼睛，感到刺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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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厂里有个领导，是南京军区派来的军宣队头头。对于自部队转业的陈钧德是有所照顾的。但这位头头对陈钧德的评价是“既简单，又复杂”。简单是指他的性格，单纯直率；复杂是形容他的头脑，作为一个工人，他看的书太多，想法也太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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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尔基将艰苦的生活磨炼喻作自己的“大学”。陈钧德切切实实对照了经典小说，感到自己经历的部队、工厂也是“另一所大学”。工厂劳作难免无聊、无趣，但这段时间里，他思考了许多。知道自己想干什么，能干什么，这就是他的态度。其实，这个时期，他看不清，也找不到绘画的出路，阅读缓解了他的思想苦闷，让他实现了对灰色现实的逃避，但总还有一根无形之鞭在抽打他，命令他：画画吧，陈钧德，别偷懒，别瞎混，你就应该绘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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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友看陈钧德呢，真像看大熊猫，稀罕。这位转业军人一点不威严，倒有点儿书呆子气。他们发现陈钧德坐在刨床边，常常诗人一样耽于沉思冥想。师傅们以朴素的方式表示对他的尊重，亲切地唤他“阿德”，有的主动帮他将沉重的钢坯搬上刨床，还帮他摁动机器按钮，纵容他干活的时候思想也能开开小差，继续做他的白日梦。陈钧德时常感到身体异常疲惫，但他感激车间工人师傅们的善待和体谅，精神上还是愉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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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出在“神经官能症”上。工厂的日子里，或许拿画笔的他根本适应不了刨床劳作，连续数月翻班劳作后，他一度整夜整夜无法入眠，人躺床上，满脑子依旧回响着车间里轰隆轰隆的机器声，怎么也无法驱散它们。熟悉的人遇见他都惊奇：整个人瘦得脱了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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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厂医务室的厂医同情这个部队转业的青年知识分子，有时主动给他多开几天病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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拿到了病假单，陈钧德哪肯老老实实待在家里休息，几乎统统用来外出写生。那个时期，他经常骑车或步行去上海各个角落写生，是个不折不扣的“写生狂人”。罗兆莲则细心地为他准备好随身的食物、茶水，以便他粮弹充足，可以打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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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数个休息日，他背着画具，带着干粮，野营拉练般，将上海的黄浦江边、远远近近的公园、街头巷尾，几乎都画遍了。荒唐年代，他努力捕捉这座城市并不荒唐却被人忽视的诸多“美”。他还特别胆大，喜欢爬到建筑物的顶层鸟瞰城市。有一次，他带着画夹偷偷爬到上海南京东路一家百货大楼的屋顶，几乎整座城市的屋顶和天际线一览无遗，正当他开始欣喜若狂地作画，被高度警惕的公司安保发现了：“干什么，不许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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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钧德哪肯轻易放弃已经到手的美景，他也会耍耍“无赖”，使出的招数就是极度诚恳，与安保商量，哪怕只给一小时……甚至半小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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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此极度痴迷的人，常常得到一些好心人的同情和照顾。每次画好喜欢的景色，他像打鱼归来的渔翁，心里总洋溢着小小的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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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时，这是他生命中最灰暗的日子。做刨工，陈钧德每月收入才五十八元，上有老，下有小，全家五口靠这点钱生活，紧绷绷的。居住环境也非常恶劣，襄阳南路旧石库门弄堂的一间房子，全部面积加起来不过二十平方米左右，时常潮湿又昏暗，有时一不小心会踩到滑腻腻的鼻涕虫上。地面木板早就腐败不堪，走上去咯吱咯吱作响，有时脚踩一头，地板另一头会翘起。全家蜷居于此。艰苦的磨砺，使得那时的他两腮凹瘪，身子骨瘦得像一根豆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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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如此，每当陈钧德创作好一幅新作而等着晾干时，全家人就喜滋滋地欣赏，小心翼翼不去触碰它。他们家狭小的空间里，墙上、餐桌玻璃板下，到处是陈钧德的绘画作品。当“破四旧”运动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当绘画完全被改造成宣传工具时，上海这座城市的一些角落里，在一些人知识分子家里，物质条件再困顿，他们也努力保持精神自尊和生活品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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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淮海路国营旧货商店、华亭路旧货摊，是陈钧德与罗兆莲经常去调剂心情的地方。那里不经意就会邂逅“资产阶级生活的货色”。有时遇到一本难得的西方画册，有时遇到一只漂亮的画框。看见这类玩意儿，陈钧德就眼睛发亮，与罗兆莲商量，靠牙缝里节省下的钱，用来购买照亮一家老小精神生活的“美的东西”。有一次，他俩在华亭路“淘”到一只金色的小油画框，上有粗犷的木雕，看起来异常精美。陈钧德决定买下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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摆货摊的老者对陈钧德说：“这货有人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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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啊？”陈钧德忍不住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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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在马路对面，一个姓颜的老画家预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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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钧德一听，立即猜到是最喜欢淘旧货的颜老夫子——颜文樑。那是自己最熟悉不过的长者了。急性子的他“噔噔噔”地跑去找老师商量，颜文樑非常善意，一口答应让给陈钧德，其实他也喜欢这只画框，对这只画框的来历都弄清楚了，对他说：“这个框子是俄罗斯教堂里流出来的，框上涂的是纯金箔，雕工精致，算是少见的上佳画框。”世上就有如此温暖的事情，尽管颜文樑也喜欢这只画框，但他爽快地决定割爱，还特意按照这只画框的尺寸，去襄阳公园创作了一幅精美的油画，在妻子的搀扶下拄着拐杖，亲自送到陈钧德的家里。看到好框配上了好画，老先生心满意足，至于挂在哪里他不计较，如此大度，让陈钧德感激不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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