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头额那么沉重。楼顶好像有点微微发白。天要亮了。他突然害怕起白昼来，那裸露的光，将会再次向他证实为他所不愿意接触的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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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得楼来，鲁瑞和工人都惊异地发现他眼泡浮肿，脸色靛青。从那被泪湿的枕巾染过的脸色推断，他该是哭了整整一个夜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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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亲的心，跟着沉重起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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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在孩子学开矿的时候，就曾经提过一次亲。那是自家小兄弟的长女阿琴，人很聪慧，认字不少，能看深奥的医书。只是听阿长她们说成亲要“犯冲”的，便不再提起了。阿琴出嫁后不久染病死去，临终时，对服侍她的母亲说：“我有一桩心事，在我临死前非说出来不可。从前周家提过亲，不知为什么后来忽然不提了？只这一件事是我的终身恨事，我到死都忘不了。”听到这个消息，自己只觉得负罪一样难受。可是怎么会想到，这一回，竟也麻麻糊糊地给孩子添了这样的大烦恼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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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天，周树人就把假辫给扯了，只留光头配一件大衫。按照老例，结婚的次日是要拜祠堂的，而他哪里也没去，只在已经修葺和未曾修葺过的屋子里来回走动，偶尔想一点祖父和父亲犹在时的往事。晚上独自睡进书房，任谁也无法劝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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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是一匹野马，套上笼头，仍然向往于奔驰。待作人从南京回来，便相偕着一起往日本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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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家的时间只有四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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返回东京，许寿裳非常惊讶，问：“豫才，怎么这么快就回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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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亲娶媳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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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哦，不是来信说病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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树人无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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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寿裳听懂了那沉默中的一切。他望着面前的这位目光幽郁的神经质的朋友，不禁深深地怜悯起来。记得周树人平时赤足，老爱盯住自己的脚背，自语道：“我的脚背特别高，会不会是受着母亲小足的遗传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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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后死者的先驱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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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未曾注意到他们，而他们却在注视着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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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树人除了一段短时间去学校学德语外，仍旧躲起来自修。作人也懒得上学，于是兄弟俩便有了足够的时间，在一间孤悬的小屋里，阅读和纵谈地带开阔的世界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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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时候，周树人特别喜欢买德文书。专卖德文书的书店只有南江堂一家；郁文堂和南阳堂都是卖英文的；至于要买日文书，则有相模书屋，不过他同该书屋的主人很熟，可以凭借在旧书摊里买的文学杂志的出版消息，一本一本的开了账，托他向丸善书店定购，然后从欧洲远远地寄来。当时，树人拟购的德文书目就有一百二十七种。开发计划确实庞大得惊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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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广泛的浏览中间，他侧重于文学史知识的积累，和弱小民族的文学作品的吸收。为了买一套德文本的《世界文学史》，他花了十元的大价钱；此外，还函购了英文本的《英国文学史》、《英国文学里的古典神话》等。对于德国古典文学，他几乎完全没有兴趣，歌德的著作一本也不买，海涅倒是他所热爱的，集子便有四册。即使是作为“敲门砖”也罢，他也并不想通过德国的语言去叩缪斯的大门，而是要打开地狱，试图结识那许许多多匍匐和挣扎在黑暗之中的异族的同类。匈牙利、芬兰、保加利亚、捷克、塞尔维亚、新希腊，这些置身于殖民主义的铁掌之下的各民族文学，都是他所关心的。还有俄国，虽然是独立强国，由于政治专制，人民正在力争自由，发动革命，也便成了阅读的重点对象，并且准备下一步着力介绍。他珍爱这些书籍。有一次在书摊上用一角钱买到裴多菲的惟一的小说《绞吏之绳》，高兴得就像得了什么宝贝似的，尽管这个薄薄的小册子铁丝锈烂，书页已散。还有菲律宾革命家列扎尔的日译本小说《社会的疮》，也很珍重，总想找一个英译本对照译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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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时流行起来的托尔斯泰的作品，在树人的心灵中引起强烈的共鸣。当他刚刚做出弃医从文的决定，这位以文学理想闻名于世的俄国作家，其对文学作为改造社会的有效工具的评价，便使他抱有一种知己之感。托尔斯泰伯爵站在农民的立场上，抨击专制的沙皇政权，揭露贵族社会的腐化堕落，批判资本主义文明，反对以人类为敌的一切战争。他认为，专制、奴役和歧视，乃是现实生活中最大的罪恶，是对人类之爱的最大的亵渎。他怀着人道主义的伟大的同情心，成了农民的保护人。他不但表达了农民对于土地，对于人类的基本权利的要求，而且直接反映了农民的淳朴、善良、热情和无畏的精神，而这卑贱的一群正是为高贵的沙龙作家不屑一顾的。周树人几乎读过托尔斯泰所有的日译本，他从那庞大的思想体系之中吸取有益的材料，构筑自己的以“人”为中心的社会观和文学观。他只是不满于“勿抗恶”的道德说教，那种只知爱人而不知自爱的过分的宽容与卑顺；虽然，作为一个思想者，他也一样倾向于精神力量的崇拜，但始终不能接受伯爵对宗教的无条件的皈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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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尔斯泰的思想缺陷，恰恰可以从尼采那儿得到弥补。直到这时候，周树人仍然喜欢尼采，喜欢他的传记，他的《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达尔文强调的是客观环境对生物进化的影响，而尼采则把人的主观因素同客观世界对立起来，以为正是人类的生命意志的扩张，才获得了不同于自然界生物的发展。他的“超人”学说，尤其为周树人所倾倒。什么是“超人”？在查拉图斯特拉口中，就是道德的破坏者，偶像的破坏者，一切传统价值的破坏者。“超人”学说充满着一种反叛、独立、进取的精神，对于一个立志于思想批判的中国青年，无疑是极大的鼓舞。查拉图斯特拉就是一个“超人”，在他看来，人是尚未成熟的东西，是原料，是需要琢磨的难看的石头。“但是，”他说，“我热烈的创造意志永远驱使我重新做人；它这样的驱使锤子敲打石块”；“现在，我向着它的囚徒，无情地舞动我的锤子！”说得多么好呵！多么精警，多么有力量呵！中国国民不就像尼采笔下那沉睡的顽石吗？让你也以决斗的方式进入社会，挥动铁锤，猛力砸碎它的牢笼吧！整个的《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就是这样一首孤独的赞歌，它不但带着德国哲学的思辨色彩，而且带着作家个人的浓烈的感情色彩和魅人的诗性色彩。周树人真的被它迷住了，甚至因为它而引起对德国文化的兴趣，以致一度产生过留学德国的念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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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久，兄弟俩搬出了伏见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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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迁居，是由“法豪事件”引起的。周围下宿的多半是岩仓铁道学校的学生，虽然树人鄙视他们志趣低下，但因为他们整天上学，归来也还用功，所以一时也还能够和平共处。自从第五、六号房间来了几个江西汉子，平静的局面便被打破了。他们大抵不去上课，留在家里却是经常地高谈阔论，放声狂笑。一位绰号“法豪”的尤其放肆，醒时固然大叫大嚷，睡时也是鼾声大作，如同猪叫。他的记性特别坏，房门分明写着号数，也经常走错；冲进别人的房里去，愕然退出，也从来不打一个招呼。这群汉子似乎对洗澡特别感兴趣，每逢澡堂烧了热水，“法豪”便不等下女的通知，径自先钻进去。树人平常并不怎么热心于理发和沐浴，平常住在没有洗澡设备的下宿处，往往三四个月也难得洗浴一次，但是这回却因为“法豪”的缘故，浴室竟成了足以影响他的注意力的地方。他本来就受不了别人的刺激，但是又无力改变环境，只好在踌躇一番之后悄悄撤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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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居是在本乡区东竹町的中越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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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越馆坐北朝南，一共两层楼房。房东老太婆同她的小女儿住在门口，两边的两大间包给周氏兄弟，住在楼上的，是有名的《汉声》杂志的编辑但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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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地方左右没有邻居，倒是相当清静。不过，房饭钱却很贵，而吃食又极坏。有一种叫“素天鹅肉”的圆豆腐，要是中间加点素菜也还可口的，老太婆只用盐水煮熟，简直如嚼枯柴；而且三日两天地给吃，弄得这对穷兄弟实在没有法子，不得不花钱买一点罐头咸牛肉来补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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