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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天,周作人的安徽朋友孙竹丹来访。他是特意为《河南》杂志拉稿子的。那时候,《浙江潮》等一批鼓吹革命的杂志已经相继停刊,《河南》的出现特别引人注目。它是最近由河南留学同乡会创办的,总编辑是有名的无政府主义者刘师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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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师培的名字是树人所熟知的。他那时在东京专替夫人何震出名,创办破天荒的女性无政府主义杂志《天义报》。树人就曾嘱咐过二弟,把俄国无政府主义者克鲁泡特金的著作《一个革命家的自叙传》中有关虚无主义部分节译出来,登在杂志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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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5年的俄国革命,对世界各国,尤其是东方国家产生相当巨大的影响。在日本,结合着日俄战争,形成为一种特殊的国民心态,致使俄国的著作空前流行起来。此间,民粹主义、无政府主义、虚无主义不断乘虚而入。中国不少革命派领袖接受了这股思潮的影响,他们在革命迅速发展的形势下,一致主张武装暴动,大力鼓吹个人暗杀的恐怖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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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来敌视权力者,主张人格独立和个性解放的周树人,自然要对无政府主义感兴趣。他崇拜最早提倡无政府主义思想的德国的施蒂纳,把这个宣称“我是国家的死敌”,高呼“夺取权力,自由就会到来”的人,看做同尼采一样的伟大的偶像破坏者。他固然反对寡头政治,但也反对假借民族和人民名义实行专制独裁的“众治”形式,他不能容忍任何侵犯个人自由权利的权力意志。然而,他又反对暗杀行为。在他看来,不只因为个别消灭无补于大局,徒然导致革命干部的无谓牺牲和损失,而且,暗杀本身就是有悖于人道的,它将促使国民劣根性得以恶劣发展。他自己就不肯参加这类恐怖行动。只要听到炸弹的轰响,并连带想及那些实际工作者可能惨死的境遇,就焦躁不堪。因此,他认为有必要把无政府主义同恐怖行为区别开来,才做了翻译克鲁泡特金的建议。由于他认为思想的价值大于政治手段的作用,以及人道主义对他的整个灵魂的支配,使他根本不可能成为一个极端分子,但是,无政府主义显然蛊惑过他的情绪,而且,还渗透到他的文字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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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到约稿的消息,周树人彻夜难眠。关于《河南》、《豫报》的出版预告介绍说,它的主旨在于:“排脱依赖性质,激发爱国天良,作酣梦之警钟,为文明之导线。”情况表明,它有可能成为思想文化界的一支新的火炬。他想像着丢失了的阵地再度从眼前展开,虽然没有整个地为自己所把握,但毕竟可以为自己找到一个作战的位置。于是,一种报复的情绪牢牢地抓住了他。他决意利用这个机会,狠狠地扔出自己的思想,那全部的仇恨、愤怒与悲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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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候到了!应该到了!让所有沉睡的人们都在先觉者的叫喊声中醒来,在梦魇中醒来!把全新的观念,科学的观念,自由民主的观念交给他们,让他们正对自己和周围的世界!那些闻新声而疾走的顽固派,那些钩爪锯牙,竞言武事的兽性“爱国者”,那些倡言制造商估的实业救国分子,那些主张立宪国会的奔走干进之徒,把他们暴露出来!把历久的弊病和偏枯的危险都暴露出来!把所有这一切都交给20世纪的新精神去涤荡!今日中国,可怕的未必尽是来自正统的力量,习惯的力量,虽然我们还要为此承担足够的牺牲;更可怕是随着海禁的开放,诸种事物无不物质化的趋向。古老的东西,混杂于西方现代文明的大潮中间,而可能淹没了新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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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确,科学是彻照世界的神圣之光。但是它决不囿于物质,机械,任何外部的技术手段;它是一种背景,一种氛围,一种无所不包的精神现象。在反对蒙昧主义的同时,必须反对虚科学!科学是人的科学,决不能让人所创造的科学反过来支配人和奴役人。人是根本,人是中心,人是目的。是人的行为构成了社会现实,因此救国必先救人,立国必先立人。人的命运是不能随意摆布的。人的思想,人的言论行动,应当享有至高无上的自由。要使国人的内心都有着理想之光,要使整个社会提供充分的条件解放和发展人的个性。如果遭到拒绝,就实行个人精神的反叛,不但反叛强权者,而且反叛多数和一致!其实,所有的旧俗弊习,民贼独夫,都往往把众数当做自身的屏障。中国,从来是一个不把人当人看的国家。不是奴隶,就是奴才。我们应当建设一个理想的“人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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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在古文明的重压之下,同胞精神沦丧,茫不思起,即使“维新”二十年,而刚健抗拒破坏挑战之声何在?我们只能把目光投向国外,向那儿寻求人类之骄子;援进他们的雄声,作为民族的先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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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世纪法国的启蒙思想家,以他们的“天赋人权”论,成为大革命风暴的旗帜。同中国最早一批激进的革命家一样,周树人,正是从它的辉耀之下取得较为完整的民主思想的。他把这一思想同达尔文的进化论结合起来,奠定了世界观的基础。从改造国民性出发,他一面扬弃,一面吸收着托尔斯泰的人道主义,尼采的“超人”学说,一代先驱者如谭嗣同、严复、邹容等宣传的仁爱、自由、平等的思想,还有当时《民报》,特别是章太炎的具有民粹色彩的理论,乃至政治上的反对派梁启超的文学观,从而熔铸为具有自己特色的反对强权主义和奴隶主义的战斗武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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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7年,他以“令飞”、“迅行”为笔名,写下系列论文:《人之历史》、《摩罗诗力说》、《科学史教篇》、《文化偏至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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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1903年相比,这个时期的论文已经大大超出爱国反帝和进化论的范围,不但表现出“不为大潮所漂泛,屹然当横流”的更为激进的色彩,而且显示了对政治、哲学、美学各个方面在更高层次上所作的理论探索的重大成就。其中,关于人的哲学阐述,关于现代文明的价值判断,关于科学与美育并重的思想,以及关于文艺以“不用之用”干预政治的观点,应当视作中国近代思想文化史上最卓越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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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摩罗诗力说》是我国第一篇系统介绍外国文艺思潮的专论,其着重论列的八位反抗和行动的“恶魔派”诗人:拜伦、雪莱、普希金、莱蒙托夫、密茨凯维支、斯洛伐茨基、克拉辛斯基、裴多菲等,乃是作者向“宁蜷伏堕落而恶进取”的国民提供的理想人类的实例。全文纵观古今,环视中外,充满着作为启蒙战士的明澈的理性与号召的激情,不但是一个文学运动的纲领,而且是一篇人性解放的宣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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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视人的自身建构问题,成了这个时期系列论文的基本主题。在《摩罗诗力说》中,周树人正是从文学可以“撄人心”、“移神质”这一与人的本质相关联的意义出发,重视和提倡文艺运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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稍后,他发表的又一篇论文《文化偏至论》,则从比文艺更为开阔的历史文化领域,论述了一切为了人的解放这个根本原则。他回顾了西欧19世纪至20世纪的整个思想文化发展的历史,高度评价路德宗教改革,以及首见于英,继起于美,复则大起于法兰西的资产阶级革命,把其中对于近代文明的积极性影响归结为“非物质”和“重个人”两个方面,从而进一步提出建立“人国”的主张:诚若为今立计,所当稽术既往,相度方来,掊物质而张灵明,任个人而排众数。人既发扬踔厉矣,则邦国亦以兴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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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之既不后于世界之思潮,内之仍弗失固有之血脉,取今复古,别立新宗,人生意义,致之深邃,则国人之自觉至,个性张,沙聚之邦,由是转为人国。人国既建,乃始雄厉无前,屹然独见于天下……对于“人国”的构想,是周树人对于改造国民性问题的长期思考的结果。由于他把从根本上变革现实作为思考的出发点,因此,有关“人国”的阐述就不仅仅属于理念世界,而是包含了中国历史和现实社会中的重要的经验教训,同样属于实践中的问题。正是这个时候,他才开始从几年前对于祖国的热烈的讴歌,而转为民族的严肃的自我批判。他不能不以批判的形式担负起思想启蒙的任务。凡启蒙主义者,都重视科学的宣传,都把人性解放论作为自己的理论武器。比起西欧的思想家,他的锋芒所向,主要不在神权而在政权,是愚民专制。他们都注重“人”本体,但西欧的思想家主要宣扬的是个人主义、爱情至上、享乐主义的“自爱”原则,而他则主要强调思想自由,一个个人与社会解放的相切点。在战斗中,西欧的思想家体现着“自我”扩张的精神与乐观向上的态度,而他则表现为个人的积极反抗,常常流露出他的孤傲气质,内心广漠的沉郁与悲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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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摩罗诗力说》的最后一段是:今索诸中国,为精神界之战士者安在?有作至诚之声,致吾人于善美刚健者乎?有作温煦之声,援吾人出于荒寒者乎?……而先觉之声,乃又不来破中国之萧条也。然则吾人,其亦沉思而已夫!其亦惟沉思而已夫!《文化偏至论》则是这样结束的:夫中国在昔,本尚物质而疾天才矣……个人之性,剥夺无余。往者为本体自发之偏枯,今则获以交通传来之新疫,二患交伐,而中国之沈沦遂以益速矣。呜呼,眷念方来,亦已焉哉!在对于“人”的抽象的议论之后,一样回归到中国的现实;在对于“人”的热情的呼唤之后,一样回归到“吾人”的内省。这两段话在结构上的雷同是很有意味的,它以“复调”显示了作者在这一时期内的思想定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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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人类认识史上,人的解放问题,还是一个很年轻的课题。它最先以人本主义的方式,由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的巨人提出来,但是,他们心目中的“人”不过是“自然的人”而已。此后,经由法国的启蒙思想家和德国的“哲学同时代人”的努力探求,“人”便明显地带上了理性的色彩,然而逻辑的论证本来就并不可靠,况且人在现实中还要受到异己力量的强大的阻挠。而周树人的“人论”,其指向明显带有主观批判性质;但当历史条件远远没有成熟的时候,最富于人性的理想也只能流于空想。周树人不是没有意识到其中的矛盾性的,因此,他在批判中构筑自己的“太阳城”的同时,也就不能不以所感到者为寂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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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人们中间,只有周作人和许寿裳能够理解他的寂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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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候,作人曾同他一起翻译过《裴彖飞诗论》,还用“独应”的笔名,在《河南》发表了两篇文章:《论文学之意义暨其使命因及中国近时论文之失》,以及《哀弦篇》。“独应”,就是单独响应,表示着对长兄的声援。接受周树人的命意与催促,许寿裳也写了长文《兴国精神之史曜》,以欧洲各国复兴的史实,说明国民精神改造的重要性。笔名“旒其”,取俄文“民众”的译音,是树人给起的。他们的论文与树人的论文构成的一个火力网,从不同的方面系统评介西方资产阶级处于上升时期的意识形态,共同发挥着对传统思想的冲击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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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树人感到自慰的也正是这一点:在精神界的荒漠上,毕竟出现了一个小小的战斗者同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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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伍舍”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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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色晦暗,大雪纷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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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8年4月8日,周树人兄弟按照事先约定的日期,同许寿裳、钱钧甫、朱谋宣五个人一起,搬进了本乡区西片町十番地乙字7号新居。人数凑齐以后,便在靠近铁门的电灯上高悬了一块牌子,署名“伍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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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许寿裳已经从东京高师毕业,计划一面跟从章太炎学习国文,一面进修德文,预备再往欧洲留学,结果选择这样一个雅静的环境。为了一统天下,临时去拉朋友。本来,树人在中越馆算是住得舒服的,只是被那老太婆作弄得苦,于是也就应允搬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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