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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天，徐叔荪跑到报馆，见到宋紫佩，十分神秘地说：“王都督看了报纸，暴跳如雷，敲着桌子骂：‘豫才是什么东西，给他一个好看！’”停了停，又轻声地说：“王金发总是强盗出身，说不定真的要做出事来。依我看，你还是劝豫才先生避避风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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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紫佩听后，赶紧备了一封信，叫他的族弟子俊送到新台门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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傍晚，很好的夕阳。周树人同范爱农在小堂前喝酒谈天，正上兴头的时候，宋子俊赶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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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树人拆了信，眉头一皱，放在桌子上，厉声说道：“我料他不敢！”然后，转身对宋子俊说：“告诉紫佩，谢谢他，但是我不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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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时，范爱农取过信看了，认真地说：“王金发是武官，骂过也就算完了。可他手下的那批人，却靠不住。豫才，还是当心点好，先避上一二天再说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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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树人沉吟了一下，苦笑道：“好，依你的话！”又对宋子俊说：“不过，译电稿还得照常拿。至于到哪里拿，明天问我母亲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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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革命的形势底下，他头一回开始避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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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宋子俊根据鲁瑞的指点，雇来乌篷小船，找到皇甫庄附近的一个小村子，才找到周树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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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树人如约把夜间写就的一封稿纸交给他，临走时，特意嘱咐说：“你让李宗裕胆子放大些，别的不管，只管将稿子发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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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王金发并没有要杀周树人的意思。根据范爱农得的新消息，倒是派人给报社送去了五百元，而青年们也都把钱收下了。周树人闻讯，即刻到报馆去查问究竟，略说了几句不该收钱之类的话，一个名为会计的便不高兴了，反问道：“报馆为什么不收股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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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树人说：“这不是股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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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股本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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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心粗气浮的少年，他感到争辩是毫无用处的，甚至可能因此引起其他一些不必要的麻烦，便默然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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眼前的气候一天天变得阴惨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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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政府成立以后，上头的精神据说是咸与维新，不修旧怨了，漂亮的士绅和商人看见近似革命党的人，便亲密地说道：“我们本来都是‘草字头’，一路的呵。”这时，混进革命政府内部的立宪分子和各式的反动人物，都在加紧进行活动。章介眉被释与陶成章遇刺几乎同时发生，作为连发的信号，告诉人们：革命已经发展到了一个危重的关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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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金发做了都督以后，没有能够满足孙德卿的私欲，他便拉拢徐叔荪，联合地方的一些旧乡绅，其中包括刚刚获释的章介眉，共同反对王金发。他们利用“三黄”的一些劣迹，攻击王金发为“民贼”，把绍兴军政分府说得比清政府还要黑暗，甚至连逮捕章介眉也成了一大罪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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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章介眉作为关节点，《越铎日报》同人迅速分裂为两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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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3日，报纸的面貌突然起了变化。编辑陈瘦崖乘陈去病、宋紫佩不在报社，写了一篇抨击王金发的文章，与另一篇替章介眉开脱的文章一起刊登了出来。报纸过去重在揭露章介眉的罪恶，现在则为他呼冤叫屈，过去也骂都督府，却不失批评的善意，现在已经对王金发实行人身攻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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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去病和宋紫佩从乡下回来，得知转向的情况，严厉斥责了陈瘦崖。斗争的大幕于是拉开。春节期间，封建保守势力在徐叔荪的支持下，突然占领了报社，片面进行改组。改组后，由孙德卿任总经理，陈瘦崖任总编辑，王文灏任执事。《越铎日报》就这样被阴谋劫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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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界每况愈下。起初，绍兴军政分府有过整顿教育的计划，正是在那么一点改革的氛围里，很快成立了新教育会。但是，现在连这个教育机构也任由自由党一伙把持去了。师范学校的经济十分困难，上面一直拖欠着不肯支付教学经费，后来实在支撑不下去了，才被迫采取提前考试和放假的办法。没有钱，怎么好办学校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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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下多秋气，一室难为春。”周树人觉得举步维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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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在这时，他接连收到许寿裳的两封信，信中转达了教育总长蔡元培的延揽之意，催他尽早去南京教育部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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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早该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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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乡。母亲。……如果说，初离故土的时候，是出于激愤的支配，决绝之中也未销尽少年的单纯，总算有一个奇异的梦境在远方招引；而今梦已做过了，异样的地方和异样的人们，也都一一阅历过，那么还要寻找什么？革命？光复的绍兴不正经受了一场革命的洗礼？最时新的招牌和口号都有了，啸聚山林、浪迹江海的革命者来到了坐大轿的时代。抬轿子的那么多：从旧官僚，立宪党，一直到身份不明、临时入股的投机家……革命的元凶已经复活，知识者因清醒而受伤，惟有底层的人们依旧平安，平安而沉默。虽然光复时泛起过倾城的欢乐，但也如同看赛会一般的新奇罢了。他们不可能具有国家主人那样一种解放的愉快，因此也便不可能产生失却的警惕与悲哀。他们早已习惯各种压迫、摆弄，以及周而复始的变迁，从来就没有认真期待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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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年过去了，寻找的十四年。又是离家，又是南京。《天演论》、《浙江潮》、《民报》、《河南》……真可怀疑，中国，是否能够被革命所拯救？革命。如果陶焕卿健在，是不是还有必要再辩论一回呢？那时候，整天做着关于“动”的宣传，至今大“动”才过，是不是还需要再“动”下去？要是他健在，而且真的做起“焕皇帝”来，也许一点也不许“动”了，也许要比王金发更厉害些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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