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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乡。母亲。……如果说，初离故土的时候，是出于激愤的支配，决绝之中也未销尽少年的单纯，总算有一个奇异的梦境在远方招引；而今梦已做过了，异样的地方和异样的人们，也都一一阅历过，那么还要寻找什么？革命？光复的绍兴不正经受了一场革命的洗礼？最时新的招牌和口号都有了，啸聚山林、浪迹江海的革命者来到了坐大轿的时代。抬轿子的那么多：从旧官僚，立宪党，一直到身份不明、临时入股的投机家……革命的元凶已经复活，知识者因清醒而受伤，惟有底层的人们依旧平安，平安而沉默。虽然光复时泛起过倾城的欢乐，但也如同看赛会一般的新奇罢了。他们不可能具有国家主人那样一种解放的愉快，因此也便不可能产生失却的警惕与悲哀。他们早已习惯各种压迫、摆弄，以及周而复始的变迁，从来就没有认真期待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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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年过去了，寻找的十四年。又是离家，又是南京。《天演论》、《浙江潮》、《民报》、《河南》……真可怀疑，中国，是否能够被革命所拯救？革命。如果陶焕卿健在，是不是还有必要再辩论一回呢？那时候，整天做着关于“动”的宣传，至今大“动”才过，是不是还需要再“动”下去？要是他健在，而且真的做起“焕皇帝”来，也许一点也不许“动”了，也许要比王金发更厉害些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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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哲学，思想，教育，都太迂远了，现实的问题是：日益腐败的政府，分裂的报社，一文不名的学校……危机四伏……尼采说“超人”，大约因为他还不至于陷落到彻底的困境。其实，个人意志算得了什么呢？环境才是真正有力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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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革命的领导人，陶焕卿之死不是来自迎面的屠刀，而是背向的阴谋；作为革命的拥护者，自己也未始怯于群鬼的包围呵！但是，无论死亡或败退，都是当此革命胜利的时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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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正的痛苦属于思想者。在革命的旗帜下，周树人感觉到一种蒙受欺骗的屈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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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把离绍的决定告诉了范爱农。这位亲密的合作者很表赞同，只是神色间颇为凄凉，怏怏地说：“这里又是那样，住不得，你快去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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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19日，《越铎日报》发表了一则《周豫才告白》：仆已辞去山会师范学校校长，校内诸事业于本月十三日由学务科派科员朱君溪至校交代清楚。凡关于该校事务，以后均希向民事署学务科接洽，仆不更负责任。此白。人间鲁迅（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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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间鲁迅 五、 夜茫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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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古都北京，频繁的权力斗争与人事更迭，意味着封建政体的再生性与稳定性。当环境变得无可选择时，他便一面抵御无涯的黑暗与寂寞，一面利用可能的一切条件，默默地做着整理和改造中国文化的工作。他始终把握住自觉意识，以不倦的探索，实行对现实世界的超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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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范爱农之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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仿佛一枚成熟的果实，被革命的硬喙那么一剥啄，便皮肉去尽，只余硬核，遗失在远方的角落。于阴暗之中，居然也慢慢地长出根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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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是风沙洞的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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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南京，只作两个多月的短暂的勾留，便到这里来了。初到教育部工作时，曾经复萌过对于民国的一点希望；北迁以后，就全部给黑暗吞噬了。毕竟是帝都。千百年的污浊，难道一场雷阵雨就可以洗刷干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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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孙中山为首的南京政府，在存在的三个月期间，发布一系列命令，禁止刑讯体罚，禁止买卖人口，革除清朝官厅的称呼，宣布学校一律废除障碍“民国精神”的旧科目，小学废除读经；此外，大力宣传“非常之建设”，发布了一些有关“振兴实业，改良商货”的通告。实际上，保护“人权”的口号只是停留在纸片上，对于农村中盘根错节的封建关系并没有丝毫的触动。虽然，“破坏告成，建设伊始”的改革图景一度引起人们的兴致，“中华民国工业建设会”、“工业建设会”、“西北实业协会”等经济团体纷纷成立，并且发行了《经济杂志》、《中国实业杂志》、《实业杂志》等刊物，但是，从中央到地方，其混乱和腐败的情况是同步的。由于整个政治结构没有实质性的改变，组织间的各种派别和势力明争暗斗，互相掣肘，孙中山等对于建设的倡议根本不可能得到真正的实施。当时，革命派并没有能够掌握自己的命运，在临时政府内部，最初屈居于次要地位的立宪派实力迅速膨胀，足够可以摇撼新生的共和国政权。就这样，随着革命形势的倾斜，人们殷殷向往的建设机会也便完全丧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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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历代的政治家精通权术。清廷的内阅总理大臣袁世凯，在取得帝国列强的支持下，纵横捭阖，先把朝廷的权力集于一身，然后收买、笼络和利用当时处在革命与反革命之间的“第三种势力”——立宪派的头子，从而，以手中北洋军队的强大兵力，对革命派一面作战，一面议和，一面麻痹，一面胁迫，终于致使南京的参议院以合法的形式，把他这样一个大野心家、大独裁者选举为临时大总统；两个月以后，接着迁都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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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索者/夜茫茫人间鲁迅（上）“惊人事业随流水”。一切努力，都变得无法挽回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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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树人住在绍兴会馆里，这是他离开老家以后，一生中居住时间最长的地方。会馆在宣武门外南半截胡同。北半截胡同出口处，是有名的菜市口——前清时代杀人的地方。戊戌政变时杀谭嗣同等“六君子”，就在于此。时间相去不远。当时有这样一条规定，凡馆内住户不得携带家眷，这样，自然可以把相当的清静剩给周树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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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最初住的“藤花馆”。据说东边有一个藤花池，但这时已经不生涟漪，也不见藤花的颜色了。入夜，邻居却吵得厉害，使他心里特别烦躁。不过，即使嚣声沉寂，他也未必安宁的。“心事如波涛，中夜时时惊。”几年来，他常常会想起李贺这些诗句。此际，便不得不惊异于这位早逝的鬼才，早在一千年前，即已如此熟悉类似自己的这般无路可走的苦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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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在前清学部的大衙门里办公，离住地不算太远，不用车子，走一下也就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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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世凯篡夺总统职务以后，仍继续任命蔡元培为教育部长，次长则由南京时代的景耀月，换成曾经担任过清末学部参事官的范源濂。旧学部人员留用的很多，他们的封建意识非常浓厚，这样自然形成一个顽固的壁垒，把南方来的部员一概视为革命新党而加以排斥。旧官僚出身的范源濂更是一个权欲熏心、可恶透顶的人物。他上台以后，立即把北方派系抓在手里，加以博得袁世凯的支持，轻而易举地攫取了教育部的实权。为了进一步培养羽翼，他还组织了一个“尚志学会”，对抗蔡元培。在部员中间，新派人员本来很少，而且又有一些极易妥协的分子，于是，像周树人一样的坚定分子，不久便显得相当孤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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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僚性的作风是与整体的机构和制度相适应的。5月15日，周树人到部里正式上班。从头一天起，新的工作环境所给予他的印象十分恶劣。他在当天的日记里写道：“枯坐终日，极无聊赖。”部里对等级差别、文牍程序之类，都有极其离奇而烦琐的规定，但是，真正的官僚是从来不受它的约束的。每天早上，只消在簿子上画上一个“到”就行了。不管案卷如何地积如山丘，部员们照例地混日子。办公的时候，有的下棋，有的品茶，有的念佛经，有的唱京戏，还有的则用尘拂啪啪有声地大掸其身上的灰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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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起在南京的时候，周树人的意气的确消沉多了。大家都无意办公，即使一个人孜孜地干公活，又于事何补呢？因此，每当上班，除了一些必办的公事需要办理之外，他便一头埋进古籍里。在书籍与书籍之间，只要情致接续不上，就又沉入到国民和历史中去，作冥冥漠漠的遐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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