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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乡。母亲。……如果说,初离故土的时候,是出于激愤的支配,决绝之中也未销尽少年的单纯,总算有一个奇异的梦境在远方招引;而今梦已做过了,异样的地方和异样的人们,也都一一阅历过,那么还要寻找什么?革命?光复的绍兴不正经受了一场革命的洗礼?最时新的招牌和口号都有了,啸聚山林、浪迹江海的革命者来到了坐大轿的时代。抬轿子的那么多:从旧官僚,立宪党,一直到身份不明、临时入股的投机家……革命的元凶已经复活,知识者因清醒而受伤,惟有底层的人们依旧平安,平安而沉默。虽然光复时泛起过倾城的欢乐,但也如同看赛会一般的新奇罢了。他们不可能具有国家主人那样一种解放的愉快,因此也便不可能产生失却的警惕与悲哀。他们早已习惯各种压迫、摆弄,以及周而复始的变迁,从来就没有认真期待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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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年过去了,寻找的十四年。又是离家,又是南京。《天演论》、《浙江潮》、《民报》、《河南》……真可怀疑,中国,是否能够被革命所拯救?革命。如果陶焕卿健在,是不是还有必要再辩论一回呢?那时候,整天做着关于“动”的宣传,至今大“动”才过,是不是还需要再“动”下去?要是他健在,而且真的做起“焕皇帝”来,也许一点也不许“动”了,也许要比王金发更厉害些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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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哲学,思想,教育,都太迂远了,现实的问题是:日益腐败的政府,分裂的报社,一文不名的学校……危机四伏……尼采说“超人”,大约因为他还不至于陷落到彻底的困境。其实,个人意志算得了什么呢?环境才是真正有力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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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革命的领导人,陶焕卿之死不是来自迎面的屠刀,而是背向的阴谋;作为革命的拥护者,自己也未始怯于群鬼的包围呵!但是,无论死亡或败退,都是当此革命胜利的时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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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正的痛苦属于思想者。在革命的旗帜下,周树人感觉到一种蒙受欺骗的屈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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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把离绍的决定告诉了范爱农。这位亲密的合作者很表赞同,只是神色间颇为凄凉,怏怏地说:“这里又是那样,住不得,你快去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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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19日,《越铎日报》发表了一则《周豫才告白》:仆已辞去山会师范学校校长,校内诸事业于本月十三日由学务科派科员朱君溪至校交代清楚。凡关于该校事务,以后均希向民事署学务科接洽,仆不更负责任。此白。人间鲁迅(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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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间鲁迅 五、 夜茫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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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古都北京,频繁的权力斗争与人事更迭,意味着封建政体的再生性与稳定性。当环境变得无可选择时,他便一面抵御无涯的黑暗与寂寞,一面利用可能的一切条件,默默地做着整理和改造中国文化的工作。他始终把握住自觉意识,以不倦的探索,实行对现实世界的超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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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范爱农之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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仿佛一枚成熟的果实,被革命的硬喙那么一剥啄,便皮肉去尽,只余硬核,遗失在远方的角落。于阴暗之中,居然也慢慢地长出根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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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是风沙洞的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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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南京,只作两个多月的短暂的勾留,便到这里来了。初到教育部工作时,曾经复萌过对于民国的一点希望;北迁以后,就全部给黑暗吞噬了。毕竟是帝都。千百年的污浊,难道一场雷阵雨就可以洗刷干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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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孙中山为首的南京政府,在存在的三个月期间,发布一系列命令,禁止刑讯体罚,禁止买卖人口,革除清朝官厅的称呼,宣布学校一律废除障碍“民国精神”的旧科目,小学废除读经;此外,大力宣传“非常之建设”,发布了一些有关“振兴实业,改良商货”的通告。实际上,保护“人权”的口号只是停留在纸片上,对于农村中盘根错节的封建关系并没有丝毫的触动。虽然,“破坏告成,建设伊始”的改革图景一度引起人们的兴致,“中华民国工业建设会”、“工业建设会”、“西北实业协会”等经济团体纷纷成立,并且发行了《经济杂志》、《中国实业杂志》、《实业杂志》等刊物,但是,从中央到地方,其混乱和腐败的情况是同步的。由于整个政治结构没有实质性的改变,组织间的各种派别和势力明争暗斗,互相掣肘,孙中山等对于建设的倡议根本不可能得到真正的实施。当时,革命派并没有能够掌握自己的命运,在临时政府内部,最初屈居于次要地位的立宪派实力迅速膨胀,足够可以摇撼新生的共和国政权。就这样,随着革命形势的倾斜,人们殷殷向往的建设机会也便完全丧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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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历代的政治家精通权术。清廷的内阅总理大臣袁世凯,在取得帝国列强的支持下,纵横捭阖,先把朝廷的权力集于一身,然后收买、笼络和利用当时处在革命与反革命之间的“第三种势力”——立宪派的头子,从而,以手中北洋军队的强大兵力,对革命派一面作战,一面议和,一面麻痹,一面胁迫,终于致使南京的参议院以合法的形式,把他这样一个大野心家、大独裁者选举为临时大总统;两个月以后,接着迁都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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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索者/夜茫茫人间鲁迅(上)“惊人事业随流水”。一切努力,都变得无法挽回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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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树人住在绍兴会馆里,这是他离开老家以后,一生中居住时间最长的地方。会馆在宣武门外南半截胡同。北半截胡同出口处,是有名的菜市口——前清时代杀人的地方。戊戌政变时杀谭嗣同等“六君子”,就在于此。时间相去不远。当时有这样一条规定,凡馆内住户不得携带家眷,这样,自然可以把相当的清静剩给周树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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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最初住的“藤花馆”。据说东边有一个藤花池,但这时已经不生涟漪,也不见藤花的颜色了。入夜,邻居却吵得厉害,使他心里特别烦躁。不过,即使嚣声沉寂,他也未必安宁的。“心事如波涛,中夜时时惊。”几年来,他常常会想起李贺这些诗句。此际,便不得不惊异于这位早逝的鬼才,早在一千年前,即已如此熟悉类似自己的这般无路可走的苦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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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在前清学部的大衙门里办公,离住地不算太远,不用车子,走一下也就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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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世凯篡夺总统职务以后,仍继续任命蔡元培为教育部长,次长则由南京时代的景耀月,换成曾经担任过清末学部参事官的范源濂。旧学部人员留用的很多,他们的封建意识非常浓厚,这样自然形成一个顽固的壁垒,把南方来的部员一概视为革命新党而加以排斥。旧官僚出身的范源濂更是一个权欲熏心、可恶透顶的人物。他上台以后,立即把北方派系抓在手里,加以博得袁世凯的支持,轻而易举地攫取了教育部的实权。为了进一步培养羽翼,他还组织了一个“尚志学会”,对抗蔡元培。在部员中间,新派人员本来很少,而且又有一些极易妥协的分子,于是,像周树人一样的坚定分子,不久便显得相当孤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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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僚性的作风是与整体的机构和制度相适应的。5月15日,周树人到部里正式上班。从头一天起,新的工作环境所给予他的印象十分恶劣。他在当天的日记里写道:“枯坐终日,极无聊赖。”部里对等级差别、文牍程序之类,都有极其离奇而烦琐的规定,但是,真正的官僚是从来不受它的约束的。每天早上,只消在簿子上画上一个“到”就行了。不管案卷如何地积如山丘,部员们照例地混日子。办公的时候,有的下棋,有的品茶,有的念佛经,有的唱京戏,还有的则用尘拂啪啪有声地大掸其身上的灰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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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起在南京的时候,周树人的意气的确消沉多了。大家都无意办公,即使一个人孜孜地干公活,又于事何补呢?因此,每当上班,除了一些必办的公事需要办理之外,他便一头埋进古籍里。在书籍与书籍之间,只要情致接续不上,就又沉入到国民和历史中去,作冥冥漠漠的遐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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