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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人君临教育部以后，立即召开大会，重新确定工作方针。张一麟在会上说：“……宗法社会遂为中国社会之精神，一家人咸听命于其家长，孝悌贞节，皆为美德，著于人心，蒸为风俗……”还说：“而积极一方面，则编辑极有趣味之小说，寓忠孝节义之意，又必文词情节，在在能引人入胜，使社会上多读……”周树人开始感到危险的威逼；这种危险，并非来自对治者们的压力的恐惧，而是出于一个曾经战斗过来的精神战士的警觉与自责。最先，他是打算通过审核，在社会上清除一批淫猥与无聊的读物的；至今才知道，在那份关于审核标准的草案中，留有不少可以纳入专制思想的空洞地带。譬如规定小说必须“合于我国之国情”，“国情”者，可否就是总长的所谓“中国社会之精神”？说借小说“补助道德之不逮”，“道德”者，又是否系总长的所谓“孝悌贞节”一类“美德”？……他决定放慢脚步，拖延审核的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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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为了适应政治的需要，于文艺和教育一窍不通的总长以及经理干事之流，却不容许他这样做。他们提出尽快编译“妇孺皆知”的小说“以期普及”，简直是推着他的脊背走。在第十二次会议上，次长袁希涛对从前的议案多所指责，无视大家的意见而中途退场。长官以及奴才的这种气焰，是可忍孰不可忍？周树人终以部务太繁，不能兼顾为由，禀请辞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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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第十三次会议上，小说股主任的名字果然改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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稍有成效的，还是那些相对带点独立性的工作。从1913年起，社会教育司司长夏曾佑兼管京师图书馆。实际上，这位酒徒只是挂了个名字，真正的管理工作却是落在第一科的周树人和沈彭年的头上。改组，迁移，扩建，从选择馆址到计划预算，大小事务都得亲自过问，有时候简直被弄得昏昏糊糊的。为了筹建历史博物馆，他也耗费了不少心力。当初视察国子监和学宫，见到被剜为臼的古铜器，自己心里也曾有着被剜的痛苦。1913年，为筹备将于次年在莱比锡举办的以展出墨迹、书籍为主的“万国博览会”，德国派了会员米和伯博士来华，并在北京设立“筹办处”。由于中国在楮墨拓印方面历史悠久，所以被列为首位展出。这时，米和伯同教育部取得联系，要求向历史博物馆借取展品。周树人将十三种藏品送到部里，因为珍贵，当晚回寓所拿了两张毡子，就睡在藏品旁边，这样守护着直到天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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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位面向西方的爱国者，是如此热爱自己的国宝。他不止一次把自己买到的文物，如瓦当，如大镜，赠送给历史博物馆，作为小小的象征性的纪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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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树人还参加了两个展览会的筹备工作，一个是儿童艺术展览会，一个是专门以上学校成绩展览会。向世界展示纯净的灵魂和茁长的智慧，展示民族未来的希望，这是很有意义的。在展出前后，周树人都很忙乱，连星期天也得不到休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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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是重视儿童教育的，这种重视，多少包含着对于成年一代的失望吧？他重视儿童心理的研究，重视儿童读物的收集与流布。在充满压抑的空气中间，他尽力为作人翻译的《童话略论》找出路，自己也动手翻译了《儿童好奇心》、《儿童观念界之研究》等论文，还那么有兴致帮助作人收集儿歌。最令他反感的，是冒充儿童创作的赝品。他不容许大人们向孩子装正经，扮鬼脸。孩子应当有孩子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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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寿裳为长子许世瑛挑选的启蒙老师正是周树人。在开蒙的上午，他给那小孩工工整整地写了两个大字：“天”、“人”。这是两个多么简单又多么复杂的字眼呵！“天”在上面，“人”在下面，它们就这样长期对立着，从过去到现在，从现在到将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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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何止孩子难于索解此中的奥义呢？即使曾经沧海，在“天”与“人”之间，也难免要感到困惑与悲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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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京以来，所见官场的怪事不少：学校的会计员可以升做教育总长；教育总长可以化为内务部长；司法官、海军总长，可以兼做教育总长。而且，总长们就像走马灯一样换来换去，甚至几天就能换一次，几年间也在一打以上了，这群长官大抵是做“当局”的，升降浮沉，都有一定的背景。底下的小爬虫，其纷纷扰扰地争官做，便挤轧得更加厉害了。为了赢得主子的赏识，他们什么事情都可以做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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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世凯要做皇帝了，先使爪牙在政府各部门活动，其中也暗暗通知了教育总长，让他上一份呈文，在自己的名字前头写一个“臣”字，这样便是表示拥护了。总长立刻照办，但是用什么为题呢？挖空心思，结果作了一篇呈大总统文，请提倡小学教育。呈文在报纸上发表了，有些教育界的热心家却忽略了那个重要的字眼，读后反而高兴得不行，互相告语道：“现在要振兴小学教育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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险恶的环境真使人逆料不得，防不胜防。就说夏司长夏曾佑，本已绝望于政治，知道中国的一切事情是万不可办的，整天大喝其酒，敷衍度日，怎知道这位曾同严复一起办报，先后鼓吹过“诗界革命”和“小说界革命”的风云人物，竟是孔教会的发起人！孔子生日，总长汪大燮令部员前往国子监跪拜，据说还是他出的主意，何等的阴鸷可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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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世凯是很少召集教育部同人讲话的。在总统府，他那冗长的训词都说了些什么？无非重复他从前在任北洋军阀期间，曾经编辑过多少种教科书之类的“史话”。对于目前民国新教育的宗旨和方针，简直毫无认识。装腔作势，空洞无物，不放过任何一个机会显示个人的政绩与才能。所谓大人物大抵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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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是所谓环境了。试问：在这样的环境中，难道真的可以做事的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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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 补树书屋·佛经·古籍·碑帖·沉默的深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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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世凯成了权力中心。他打着民主共和的旗帜，通过虚假的选举，做了正式的总统，接着向复辟帝制的目标过渡。革命党人始终是他的心腹之患，因此，他处心积虑极力设法捕杀。继陶成章之后，宋教仁被刺，王金发也被诱杀了，大批国民党人被送上断头台。在满洲，章太炎遭到软禁。孙中山以“武力讨袁”为号召，江西都督李烈钧率先宣布独立，发檄讨袁，发动“二次革命”。揭竿不久，即在镇压下宣告失败，孙中山、黄兴等人于是再度亡命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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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位大独裁者，在诉诸武力的同时，加强舆论钳制。他公布《报纸条例》，剥夺新闻自由，公开鼓吹“莫谈国事”，回避政治。作为屏风和装饰，宪法起草委员会秉承他的意旨，公然把孔子之道作为“修身大本”写进宪法。儒家“忠、信、笃、敬”的绝对忠诚，正是封建统治者所需要的，因此，在就任总统的当天，被他定作“立国之大方针”而加以宣布。于是，尊孔、祭孔活动一时盛行国内，人物无论新旧，也不管愿意与否，一律在这个背时已久的思想偶像面前敛首低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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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5年12月12日，中华民国的五色旗被扯得粉碎，袁世凯终于登基称帝了。31日接着下令，次年改为中华帝国洪宪元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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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洪宪帝制运动活跃的时候，袁世凯进一步完善他的特务系统。整个北京城，连饭店客栈，都布满了侦探；还有“军政执法处”，只见因嫌疑而被捕的青年送进去，就不见他们活着走出来。大小文官受到更加严密的监视，凡反对帝制或表现不服者，都有人暗暗盯梢。在这样的空气里，他们只好想尽办法躲避注意。重的有人赌博，讨姨太太，轻的则玩弄书画和古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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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制而恐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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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树人从偏远的绍兴来到京城，从基层来到上层社会，因此得以从一个较高的位置鸟瞰全国革命的形势。满清的时候，他还未曾如此地失望过；现在对中国，却是深深地失望了！中华民国，实际上已经不复存在，也许本来就未曾存在过……革命以前，自己是奴隶；革命以后，反而是奴隶的奴隶了！烈士的血迹被踏灭，其实又何止于革命新贵的脚印？他觉得有许多国民同时也是民国的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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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反对过，但是没有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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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源濂复任总长时，提出“祭孔读经”，他就是坚决的反对者。每年祭孔，都要经受一场重大的屈辱：作为一个执事官，虽然按照等级还够不上顿首或者鞠躬的资格，但也总得戴了冕帽，将“帛”或“爵”规规矩矩地递给诸公。这回，他同许寿裳、钱家治、张协和、张宗祥等从浙江同来教育部任职的五个人一起，联名写信驳斥“祭孔读经”的荒谬。该信一式两份，一份送范源濂，一份摊放在办公桌上，让大家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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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这几个人都遭到了报复，被排斥到外地去。周树人因为是社会教育司的，才侥幸免于外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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