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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人君临教育部以后,立即召开大会,重新确定工作方针。张一麟在会上说:“……宗法社会遂为中国社会之精神,一家人咸听命于其家长,孝悌贞节,皆为美德,著于人心,蒸为风俗……”还说:“而积极一方面,则编辑极有趣味之小说,寓忠孝节义之意,又必文词情节,在在能引人入胜,使社会上多读……”周树人开始感到危险的威逼;这种危险,并非来自对治者们的压力的恐惧,而是出于一个曾经战斗过来的精神战士的警觉与自责。最先,他是打算通过审核,在社会上清除一批淫猥与无聊的读物的;至今才知道,在那份关于审核标准的草案中,留有不少可以纳入专制思想的空洞地带。譬如规定小说必须“合于我国之国情”,“国情”者,可否就是总长的所谓“中国社会之精神”?说借小说“补助道德之不逮”,“道德”者,又是否系总长的所谓“孝悌贞节”一类“美德”?……他决定放慢脚步,拖延审核的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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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为了适应政治的需要,于文艺和教育一窍不通的总长以及经理干事之流,却不容许他这样做。他们提出尽快编译“妇孺皆知”的小说“以期普及”,简直是推着他的脊背走。在第十二次会议上,次长袁希涛对从前的议案多所指责,无视大家的意见而中途退场。长官以及奴才的这种气焰,是可忍孰不可忍?周树人终以部务太繁,不能兼顾为由,禀请辞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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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第十三次会议上,小说股主任的名字果然改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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稍有成效的,还是那些相对带点独立性的工作。从1913年起,社会教育司司长夏曾佑兼管京师图书馆。实际上,这位酒徒只是挂了个名字,真正的管理工作却是落在第一科的周树人和沈彭年的头上。改组,迁移,扩建,从选择馆址到计划预算,大小事务都得亲自过问,有时候简直被弄得昏昏糊糊的。为了筹建历史博物馆,他也耗费了不少心力。当初视察国子监和学宫,见到被剜为臼的古铜器,自己心里也曾有着被剜的痛苦。1913年,为筹备将于次年在莱比锡举办的以展出墨迹、书籍为主的“万国博览会”,德国派了会员米和伯博士来华,并在北京设立“筹办处”。由于中国在楮墨拓印方面历史悠久,所以被列为首位展出。这时,米和伯同教育部取得联系,要求向历史博物馆借取展品。周树人将十三种藏品送到部里,因为珍贵,当晚回寓所拿了两张毡子,就睡在藏品旁边,这样守护着直到天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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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位面向西方的爱国者,是如此热爱自己的国宝。他不止一次把自己买到的文物,如瓦当,如大镜,赠送给历史博物馆,作为小小的象征性的纪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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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树人还参加了两个展览会的筹备工作,一个是儿童艺术展览会,一个是专门以上学校成绩展览会。向世界展示纯净的灵魂和茁长的智慧,展示民族未来的希望,这是很有意义的。在展出前后,周树人都很忙乱,连星期天也得不到休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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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是重视儿童教育的,这种重视,多少包含着对于成年一代的失望吧?他重视儿童心理的研究,重视儿童读物的收集与流布。在充满压抑的空气中间,他尽力为作人翻译的《童话略论》找出路,自己也动手翻译了《儿童好奇心》、《儿童观念界之研究》等论文,还那么有兴致帮助作人收集儿歌。最令他反感的,是冒充儿童创作的赝品。他不容许大人们向孩子装正经,扮鬼脸。孩子应当有孩子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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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寿裳为长子许世瑛挑选的启蒙老师正是周树人。在开蒙的上午,他给那小孩工工整整地写了两个大字:“天”、“人”。这是两个多么简单又多么复杂的字眼呵!“天”在上面,“人”在下面,它们就这样长期对立着,从过去到现在,从现在到将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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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何止孩子难于索解此中的奥义呢?即使曾经沧海,在“天”与“人”之间,也难免要感到困惑与悲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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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京以来,所见官场的怪事不少:学校的会计员可以升做教育总长;教育总长可以化为内务部长;司法官、海军总长,可以兼做教育总长。而且,总长们就像走马灯一样换来换去,甚至几天就能换一次,几年间也在一打以上了,这群长官大抵是做“当局”的,升降浮沉,都有一定的背景。底下的小爬虫,其纷纷扰扰地争官做,便挤轧得更加厉害了。为了赢得主子的赏识,他们什么事情都可以做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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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世凯要做皇帝了,先使爪牙在政府各部门活动,其中也暗暗通知了教育总长,让他上一份呈文,在自己的名字前头写一个“臣”字,这样便是表示拥护了。总长立刻照办,但是用什么为题呢?挖空心思,结果作了一篇呈大总统文,请提倡小学教育。呈文在报纸上发表了,有些教育界的热心家却忽略了那个重要的字眼,读后反而高兴得不行,互相告语道:“现在要振兴小学教育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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险恶的环境真使人逆料不得,防不胜防。就说夏司长夏曾佑,本已绝望于政治,知道中国的一切事情是万不可办的,整天大喝其酒,敷衍度日,怎知道这位曾同严复一起办报,先后鼓吹过“诗界革命”和“小说界革命”的风云人物,竟是孔教会的发起人!孔子生日,总长汪大燮令部员前往国子监跪拜,据说还是他出的主意,何等的阴鸷可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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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世凯是很少召集教育部同人讲话的。在总统府,他那冗长的训词都说了些什么?无非重复他从前在任北洋军阀期间,曾经编辑过多少种教科书之类的“史话”。对于目前民国新教育的宗旨和方针,简直毫无认识。装腔作势,空洞无物,不放过任何一个机会显示个人的政绩与才能。所谓大人物大抵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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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是所谓环境了。试问:在这样的环境中,难道真的可以做事的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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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 补树书屋·佛经·古籍·碑帖·沉默的深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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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世凯成了权力中心。他打着民主共和的旗帜,通过虚假的选举,做了正式的总统,接着向复辟帝制的目标过渡。革命党人始终是他的心腹之患,因此,他处心积虑极力设法捕杀。继陶成章之后,宋教仁被刺,王金发也被诱杀了,大批国民党人被送上断头台。在满洲,章太炎遭到软禁。孙中山以“武力讨袁”为号召,江西都督李烈钧率先宣布独立,发檄讨袁,发动“二次革命”。揭竿不久,即在镇压下宣告失败,孙中山、黄兴等人于是再度亡命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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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位大独裁者,在诉诸武力的同时,加强舆论钳制。他公布《报纸条例》,剥夺新闻自由,公开鼓吹“莫谈国事”,回避政治。作为屏风和装饰,宪法起草委员会秉承他的意旨,公然把孔子之道作为“修身大本”写进宪法。儒家“忠、信、笃、敬”的绝对忠诚,正是封建统治者所需要的,因此,在就任总统的当天,被他定作“立国之大方针”而加以宣布。于是,尊孔、祭孔活动一时盛行国内,人物无论新旧,也不管愿意与否,一律在这个背时已久的思想偶像面前敛首低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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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5年12月12日,中华民国的五色旗被扯得粉碎,袁世凯终于登基称帝了。31日接着下令,次年改为中华帝国洪宪元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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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洪宪帝制运动活跃的时候,袁世凯进一步完善他的特务系统。整个北京城,连饭店客栈,都布满了侦探;还有“军政执法处”,只见因嫌疑而被捕的青年送进去,就不见他们活着走出来。大小文官受到更加严密的监视,凡反对帝制或表现不服者,都有人暗暗盯梢。在这样的空气里,他们只好想尽办法躲避注意。重的有人赌博,讨姨太太,轻的则玩弄书画和古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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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制而恐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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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树人从偏远的绍兴来到京城,从基层来到上层社会,因此得以从一个较高的位置鸟瞰全国革命的形势。满清的时候,他还未曾如此地失望过;现在对中国,却是深深地失望了!中华民国,实际上已经不复存在,也许本来就未曾存在过……革命以前,自己是奴隶;革命以后,反而是奴隶的奴隶了!烈士的血迹被踏灭,其实又何止于革命新贵的脚印?他觉得有许多国民同时也是民国的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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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反对过,但是没有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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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源濂复任总长时,提出“祭孔读经”,他就是坚决的反对者。每年祭孔,都要经受一场重大的屈辱:作为一个执事官,虽然按照等级还够不上顿首或者鞠躬的资格,但也总得戴了冕帽,将“帛”或“爵”规规矩矩地递给诸公。这回,他同许寿裳、钱家治、张协和、张宗祥等从浙江同来教育部任职的五个人一起,联名写信驳斥“祭孔读经”的荒谬。该信一式两份,一份送范源濂,一份摊放在办公桌上,让大家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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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这几个人都遭到了报复,被排斥到外地去。周树人因为是社会教育司的,才侥幸免于外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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