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险恶的环境真使人逆料不得，防不胜防。就说夏司长夏曾佑，本已绝望于政治，知道中国的一切事情是万不可办的，整天大喝其酒，敷衍度日，怎知道这位曾同严复一起办报，先后鼓吹过“诗界革命”和“小说界革命”的风云人物，竟是孔教会的发起人！孔子生日，总长汪大燮令部员前往国子监跪拜，据说还是他出的主意，何等的阴鸷可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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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世凯是很少召集教育部同人讲话的。在总统府，他那冗长的训词都说了些什么？无非重复他从前在任北洋军阀期间，曾经编辑过多少种教科书之类的“史话”。对于目前民国新教育的宗旨和方针，简直毫无认识。装腔作势，空洞无物，不放过任何一个机会显示个人的政绩与才能。所谓大人物大抵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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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是所谓环境了。试问：在这样的环境中，难道真的可以做事的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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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 补树书屋·佛经·古籍·碑帖·沉默的深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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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世凯成了权力中心。他打着民主共和的旗帜，通过虚假的选举，做了正式的总统，接着向复辟帝制的目标过渡。革命党人始终是他的心腹之患，因此，他处心积虑极力设法捕杀。继陶成章之后，宋教仁被刺，王金发也被诱杀了，大批国民党人被送上断头台。在满洲，章太炎遭到软禁。孙中山以“武力讨袁”为号召，江西都督李烈钧率先宣布独立，发檄讨袁，发动“二次革命”。揭竿不久，即在镇压下宣告失败，孙中山、黄兴等人于是再度亡命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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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位大独裁者，在诉诸武力的同时，加强舆论钳制。他公布《报纸条例》，剥夺新闻自由，公开鼓吹“莫谈国事”，回避政治。作为屏风和装饰，宪法起草委员会秉承他的意旨，公然把孔子之道作为“修身大本”写进宪法。儒家“忠、信、笃、敬”的绝对忠诚，正是封建统治者所需要的，因此，在就任总统的当天，被他定作“立国之大方针”而加以宣布。于是，尊孔、祭孔活动一时盛行国内，人物无论新旧，也不管愿意与否，一律在这个背时已久的思想偶像面前敛首低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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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5年12月12日，中华民国的五色旗被扯得粉碎，袁世凯终于登基称帝了。31日接着下令，次年改为中华帝国洪宪元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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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洪宪帝制运动活跃的时候，袁世凯进一步完善他的特务系统。整个北京城，连饭店客栈，都布满了侦探；还有“军政执法处”，只见因嫌疑而被捕的青年送进去，就不见他们活着走出来。大小文官受到更加严密的监视，凡反对帝制或表现不服者，都有人暗暗盯梢。在这样的空气里，他们只好想尽办法躲避注意。重的有人赌博，讨姨太太，轻的则玩弄书画和古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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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制而恐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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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树人从偏远的绍兴来到京城，从基层来到上层社会，因此得以从一个较高的位置鸟瞰全国革命的形势。满清的时候，他还未曾如此地失望过；现在对中国，却是深深地失望了！中华民国，实际上已经不复存在，也许本来就未曾存在过……革命以前，自己是奴隶；革命以后，反而是奴隶的奴隶了！烈士的血迹被踏灭，其实又何止于革命新贵的脚印？他觉得有许多国民同时也是民国的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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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反对过，但是没有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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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源濂复任总长时，提出“祭孔读经”，他就是坚决的反对者。每年祭孔，都要经受一场重大的屈辱：作为一个执事官，虽然按照等级还够不上顿首或者鞠躬的资格，但也总得戴了冕帽，将“帛”或“爵”规规矩矩地递给诸公。这回，他同许寿裳、钱家治、张协和、张宗祥等从浙江同来教育部任职的五个人一起，联名写信驳斥“祭孔读经”的荒谬。该信一式两份，一份送范源濂，一份摊放在办公桌上，让大家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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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这几个人都遭到了报复，被排斥到外地去。周树人因为是社会教育司的，才侥幸免于外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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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树人深知个人反抗的无力，何况反抗的武器惟有一支秃笔！写文章固然不能，写信也不得许可，那么剩下就只能作作日记了。可是，日记里又能记些什么？昙，阴，雨——如此而已！袁总统就任之日，聊且写一句“天候转冷”，记录那令人彻夜失眠的遽变。无字可以纪念国耻，为了给纪念日留下一个永久性的烙印，当天，他自己给自己发了一封信，以期保留一个特别纪念邮戳——这是活在一个怎样的世界里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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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周树人不能，也不想做出彻底的牺牲。牺牲是无谓的，他知道，应当尽可能地保存自己。而且，自己活着，着实已经不完全是属于自己的了。他有家，有母亲，而且连信子外家的经济负担也得部分落在他的肩上。他沉重着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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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6年5月6日下午，周树人搬进了绍兴会馆西边的“补树书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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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前，院子里长着一棵大楝树，因为被风刮倒，补种了槐树，故有“补树”的名号。据传槐树上曾经缢死过一个女人，这屋子也就一直没有人住；书屋前倚供奉历代乡贤牌位的“仰蕺堂”，后靠供奉文昌魁星之类神位的“晞贤阁”，真可以说是与鬼神为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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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树人正是为了逃避喧嚣的人声才住进这里的。在这鬼气森森的地方，他读佛经，抄古籍和碑帖，直到深夜一两点才睡。他房子里连糊冷布的窗也不留一个，夏夜，蚊子多了，便摇着蒲扇坐在槐树下纳凉，从密叶的缝隙里看那一点一点的青天和若有若无的星子。晚出的槐蚕，吊死鬼般在空中摆荡，每每冰凉地落在头顶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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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久以来，他一直同古籍进行搏斗。起先，他一边麻痹自己，一边在线装书的死海里打捞越中先贤的遗迹和古小说的残骸。在南京，于办公之余，便常常同许寿裳一起影抄从江南图书馆借来的善本书。《沈下贤文集》中的三篇传奇，曾经使他收获不少欢喜。可是到了北京，情况就有点不同了。在一年多的时间里，他抄了《谢承后汉书》、《谢沈后汉书》、《虞预晋书》、《谢氏后汉书补逸》、《云谷杂记》、《易林》、《石屏集》等，还参照诸本，多次校录《嵇康集》。除去钩稽小说的材料之外，他的目光又转移到了历史，尤其是野史和笔记中来了。他发现，这些古籍经过千百年时间的淘洗，尚有崚嶒的骨头和热血的蒸气。谢承、谢沈、虞预，他们都是故乡的先贤，功名淡薄而潜心著述者。谢承的《后汉书》，一反正统的风气，不作帝纪，是极其难得的。可是其草创之功，却已大都混杂湮没在后人的史籍和类书中间，他不禁深感先贤埋头苦干的寂寞了。至于嵇康，简直是硬干，“非汤武而薄周孔”，敢于和当权派不合作，敢于向庸俗虚伪的礼教宣战，更是为他所佩服。在政治高压下，不要说十年前为之鼓吹的“挑战反抗”，要作沉稳的抵御已属不易，此中需要一种特立自持的精神。的确，他从嵇康的文字中秉承了作为异端的人格力量。古今无所谓界限，在他眼中，袁氏政权与司马氏政权是同样的黑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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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古籍的延长线上，他正式接触到了佛经。虽然，早在日本的时候，他就已经从章太炎那里一再听过“宗教救国”的宣传，但是，凭着对革命的信仰和从西学基础上建立起来的现代意识，总觉得先生对于佛学的过分强调未免有点走火入魔了。他怎样也想象不到，今天竟用了佛家的经典来拯救自己的灵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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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京之初，对于佛经还没有什么热心；1911年，书账从一种增至四种，表明了可怕的接近，而到了次年4月，购置的数量便大得惊人，一年中间已不下八十种。从这时开始，他不与别人接近，一个人到琉璃厂买了来拼命地啃，只是间或同许寿裳谈论一下佛经教义，或和住在故乡的二弟互相交流着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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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始，他只是从佛经中抽取关于古典文学的某些资料，如《法苑珠林》、《大唐西域记》等，就具备这方面的用途。他刻印《百喻经》，抄录《法显传》，也都曾经着迷于其中广博的比喻与清丽的文辞。但是后来，作为必然的结果，他无疑侧重于佛经与整个历史文化背景相联系的事实。在读佛经的同时，也看庄老的著作，探寻三教合流的过程。当他对宗教哲学思想作进一步的研究，从而旁及中国社会历史的病根时，他不能不受这方面的感染。不过，感染过病毒的人才能有效地抵抗病毒，这也是实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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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教，以“苦”来解释人类世界的宗教，其中唯识学派对于主观内省的重视，华严宗对于彼岸性的精神世界——“法界”的追求，小乘教寻找自我解脱所作的坚苦修行，都使这位人类灵魂的勘探者产生很大的兴趣。阅读之余，他对许寿裳说：“释迦牟尼真是大哲！我平时有许多难解的人生问题，不想他早就大部分给明白启示过了，真是大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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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躲避政府鹰犬的耳目，部里的人都各有一套防身的本领，连许寿裳也学会打漂亮的麻将，可是周树人什么也不会，在阅读古籍和佛经之余，只有玩古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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