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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年前，当周瘦鹃所译的《欧美名家小说丛刊》三卷出版后，由中华书局呈送教育部审查注册时，他因为看到其中有一册是专收英美法以外各国的，不禁大为惊喜，立即带回会馆给作人看，于是两人合拟了一条评语，特别称赞了那些于哀情之外的更为纯洁之作，喻为“昏夜之微光，鸡群之鸣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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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以自己的翻译思想影响作人和建人。他们所译的文章，从篇目的抉择到跋语的撰述，也都或多或少参与了他的意见。他信上建议作人介绍显克微支等人的作品时，就曾批评沈雁冰他们过于趋鹜新潮，希望作人能够坚持独立的翻译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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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翻译俄国、芬兰、保加利亚、捷克文学的同时，鲁迅还翻译一批日本作家的作品，其中除明治时代的森鸥外和夏目漱石以外，都是大正时代的新进作家，如“白桦派”的有岛武郎，“新思潮派”的芥川龙之介、菊池宽等。他们都反对流行已久的自然主义文学，不满于对生活纯客观的拘泥的反映，而主张尊重个性，表现自我，高扬理想而逼近人生，具有浓厚的人道主义和个性主义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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森鸥外的《沉默之塔》是一个恐怖的故事。鲁迅认为，它是很可以借来比照中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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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说写派希族内部分裂，把一批创作、翻译和阅读“危险的洋书”的青年杀掉，然后用车子运往沉默之塔喂乌鸦。“危险的洋书”的说法是一大发明，为了消灭异端而连累禁止一般的出版物，使“文艺的世界成为疑惧的世界”。从派希族的眼光看来，凡是文艺，只要有点价值的，只要并非平庸的，便无不是危险的东西。小说写道：无论哪一个国度，哪一个时期，走着新路的人的背后一定有反动者的窥伺；只要遇到机会，他们就会起而加以迫害。只有那口实，会因为国度和时代的不同而有所变化，“危险的洋书”者，也不过是一个口实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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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翻译的作品，几乎无一不是对中国国情的针砭，对非人类行为的猛烈的抗争。为了赚取五卢布而甘愿裸身站在雪地里被杖打的妓女赛式加，在无人诉语的境遇中服毒自杀的阿末，走投无路而终于被杀的美少年右卫门，他们惨苦的命运，都将使人永远无法忘怀。在小说《三浦右卫门的最后》里，那些豪杰之士从小便如飞行家研究奇技一般，专门研究使别人吃惊的致死方法，“在他们，凡有生命以外的东西，是什么都贵重的；只有这生命，是无论和什么去交换，都在所不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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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这些作品，鲁迅力图向中国读者揭示生命的本来意义，呼唤世间所缺乏的诚与爱；但是，对人道主义与个性主义固有的冲突却又不无困惑，在内心深处，有一种难以驱除的孤独、寂寞与悲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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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译与创作，对鲁迅来说是一致的，他往往把译事看做自己的思想情绪在别一渠道中的宣泄、补充与扩大。在写作《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的后两天，当他在有岛武郎的《著作集》里读到《与幼者》一篇，便大有知己之感，翻译过后，还另外写下一则随感，其中说：觉醒的有岛氏“也免不了带些眷恋凄怆的气息”。灵犀一点，其实又何止于作者如此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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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哪一部文学史批示说这些作品都是代表性的，它们的移译，全凭了鲁迅个人的兴味来取舍。这种自由选择，充分表现了译者高度的自主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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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到这段在大学兼课的日子，鲁迅曾向郁达夫说道：“忙倒也不忙，但是同唱戏的一样，每天总得到处去扮一扮。上讲台的时候，就得扮教授，到教育部去，又非得扮官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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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他的创作，其实也在“扮”，他说“删削些黑暗，装点些欢容”，就是这个意思。由于他自觉思想太黑暗，又不能确知是否正确，因此所说的话，也就常常与所想的不尽相同。有些感伤的情绪，也都主张掩盖起来，不必形诸文字的，他对刘半农发表的《寒食诗》就有类似的批评。从表达自己这方面看，恐怕翻译要少顾忌一些，少“扮”一些。那些意识和潜意识中的阴暗面，只有到了《野草》时期才得以袒露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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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苦于“扮”，或乐于“扮”，人生之“扮”则一。而人格的辨识，惟在这苦乐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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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 《新青年》的解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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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总是要保持一个恒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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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四运动的大营北京大学在斗争中负了盛名，但因此也遭了艰险。终于，陈独秀被捕入狱了，《新青年》随之停刊。1919年年底，杂志同人决议将编辑部转移到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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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沪出版的《新青年》，仍由出狱后的陈独秀负责编辑。这时，他变得更为激进，决心赋予手头这个复活的杂志以一种战斗的政治色彩。8卷1号，劈头就是他的《谈政治》，同期还开辟了一个“俄罗斯研究”专栏，介绍十月革命后的新生的苏维埃国家。紧接着，针对研究系利用《改造》进行的反动宣传，他又发起一场关于社会主义的大论战。这场论战，对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和中国共产党的成立，起了推动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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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研究系”，是一个麇集资产阶级政客的集团，狡猾善变是他们的共同性格。辛亥革命后，原来的君主立宪派分别成立民主党、联合统一党、共和党，袁世凯时代合并为国会中的第二政党——进步党。尔后，以梁启超、汤化龙为首的领袖人物又提出“不党”主义，自行取消了进步党。由此分化为宪法研究会和宪政讨论会。这两个派别不久统一为宪法研究会，简称为研究系。这班政客依附北洋军阀，其中不少在北京政府中担任要职，此外还豢养些帮闲文人，共同窃食革命的果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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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正的革命者，在革命胜利后却过起了流亡生活。1916年，孙中山从日本回到上海，在孤立无援中从事反对袁世凯的斗争。为了适应新的形势，他宣布恢复曾经一度取消的国民党，亲自奔赴广东，领导护法运动，试图捍卫共和政体和民元约法的尊严。但是，由于南方军阀的背叛，再次遭到失败。1919年，国民党改称为中国国民党。次年，孙中山重返广州，在护法的旗帜下成立非常政府，任非常大总统。从此，广州成了“革命的策源地”，一个新的南北对峙的局面形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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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间的距离，往往带来心理上的隔阂。本来，《新青年》的同人们是为共同的全面反传统的意识所集结起来的，各自的世界观很不相同，随着政治季候的急遽变化，其中的差异性便作为深刻的裂痕出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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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0年12月，陈独秀应邀出任广东省教育行政委员会委员长。人事变动成了事情发生的诱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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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独秀赴粤前，先后给北京同人和胡适、高一涵发出两封信，报告编辑事务移交陈望道办理，以及编辑部人员的变动情况，对《新青年》“色彩过于鲜明”做了检讨，希望北京同人多做文章，以使杂志日后仍然趋重于哲学和文学。信中特别提到南方关于胡适和陶孟和接近研究系的传闻，希望他们有所警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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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是温和的。可是，在胡适看来，却不免有着虚矫的成分。目下的《新青年》，难道可以指望其改变色彩吗？在上海同人的主持下，任北京同人怎样抹淡也没用。鞭长不及马腹。他心里有一种亡失阵地的焦急与悲哀。虽然，他认为很有必要就接近研究系一事进行辩正，最后还是被当作私人问题给按下来了。他毕竟是一个“和平主义者”，一个有着相当涵养的人。《新青年》何去何从，成了他心目中的头等大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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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给陈独秀写了一封信，提出解决《新青年》问题的三个办法。语调同样的温和，可是看得出来，里面极其深隐地表示了他的不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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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者传阅原信，或者通知内容，同人们都知道了胡适提出的三个办法：一、听《新青年》流为一种有特别色彩之杂志，而另创一个哲学文学的杂志，篇幅不求多，而材料必求精。二、趁此机会，将《新青年》编辑部移到北京，由北京同人于9卷1号内发一个新宣言，略根据7卷1号的宣言，而注重学术思想艺术的改造，声明不谈政治。三、暂时停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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