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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 《新青年》的解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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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总是要保持一个恒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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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四运动的大营北京大学在斗争中负了盛名，但因此也遭了艰险。终于，陈独秀被捕入狱了，《新青年》随之停刊。1919年年底，杂志同人决议将编辑部转移到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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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沪出版的《新青年》，仍由出狱后的陈独秀负责编辑。这时，他变得更为激进，决心赋予手头这个复活的杂志以一种战斗的政治色彩。8卷1号，劈头就是他的《谈政治》，同期还开辟了一个“俄罗斯研究”专栏，介绍十月革命后的新生的苏维埃国家。紧接着，针对研究系利用《改造》进行的反动宣传，他又发起一场关于社会主义的大论战。这场论战，对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和中国共产党的成立，起了推动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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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研究系”，是一个麇集资产阶级政客的集团，狡猾善变是他们的共同性格。辛亥革命后，原来的君主立宪派分别成立民主党、联合统一党、共和党，袁世凯时代合并为国会中的第二政党——进步党。尔后，以梁启超、汤化龙为首的领袖人物又提出“不党”主义，自行取消了进步党。由此分化为宪法研究会和宪政讨论会。这两个派别不久统一为宪法研究会，简称为研究系。这班政客依附北洋军阀，其中不少在北京政府中担任要职，此外还豢养些帮闲文人，共同窃食革命的果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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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正的革命者，在革命胜利后却过起了流亡生活。1916年，孙中山从日本回到上海，在孤立无援中从事反对袁世凯的斗争。为了适应新的形势，他宣布恢复曾经一度取消的国民党，亲自奔赴广东，领导护法运动，试图捍卫共和政体和民元约法的尊严。但是，由于南方军阀的背叛，再次遭到失败。1919年，国民党改称为中国国民党。次年，孙中山重返广州，在护法的旗帜下成立非常政府，任非常大总统。从此，广州成了“革命的策源地”，一个新的南北对峙的局面形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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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间的距离，往往带来心理上的隔阂。本来，《新青年》的同人们是为共同的全面反传统的意识所集结起来的，各自的世界观很不相同，随着政治季候的急遽变化，其中的差异性便作为深刻的裂痕出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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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0年12月，陈独秀应邀出任广东省教育行政委员会委员长。人事变动成了事情发生的诱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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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独秀赴粤前，先后给北京同人和胡适、高一涵发出两封信，报告编辑事务移交陈望道办理，以及编辑部人员的变动情况，对《新青年》“色彩过于鲜明”做了检讨，希望北京同人多做文章，以使杂志日后仍然趋重于哲学和文学。信中特别提到南方关于胡适和陶孟和接近研究系的传闻，希望他们有所警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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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是温和的。可是，在胡适看来，却不免有着虚矫的成分。目下的《新青年》，难道可以指望其改变色彩吗？在上海同人的主持下，任北京同人怎样抹淡也没用。鞭长不及马腹。他心里有一种亡失阵地的焦急与悲哀。虽然，他认为很有必要就接近研究系一事进行辩正，最后还是被当作私人问题给按下来了。他毕竟是一个“和平主义者”，一个有着相当涵养的人。《新青年》何去何从，成了他心目中的头等大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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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给陈独秀写了一封信，提出解决《新青年》问题的三个办法。语调同样的温和，可是看得出来，里面极其深隐地表示了他的不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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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者传阅原信，或者通知内容，同人们都知道了胡适提出的三个办法：一、听《新青年》流为一种有特别色彩之杂志，而另创一个哲学文学的杂志，篇幅不求多，而材料必求精。二、趁此机会，将《新青年》编辑部移到北京，由北京同人于9卷1号内发一个新宣言，略根据7卷1号的宣言，而注重学术思想艺术的改造，声明不谈政治。三、暂时停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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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接到通知的是周氏兄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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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时，周作人得了肋膜炎，在家静养。鲁迅来到后院，同他商量过后，立即执笔回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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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革命始终是他们共同关注的目标。当此新思潮汹涌而入的时候，他们认为，完全有认真加以研究和介绍的必要。只要有助于古老传统的崩解，就不应加以排拒。几年来，无论在思想革命或是文学革命方面，《新青年》都建立了很大的功绩。可是，作为在手的惟一一份杂志，如果它一旦被改造成单纯的政治性质，则无论如何是可遗憾的。他们同胡适一样认为，要上海同人改变目前的方向相当困难，因此应当把编辑部迁回北京。这样，不但可以催促同一战阵的伙伴多做文章，充实杂志的内容，最重要的是，北京既是旧垒中最坚固的部分，又是文化新军最早出现的地方，因此杂志留在北京将会产生更大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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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鲁迅个人，对胡适信中“不谈政治”的声明颇不以为然，于是，在陈述了两人的意见以后，对于这点特别做了说明。政治这东西，也并不为官场所专有，我们自说自的话，又何须告诉他们，乞请他们恩准呢？寄给独秀的信，启孟以为照第二个办法最好，他现在生病，医生不许他写字，所以由我代为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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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意思是以为三个都可以的，但如北京同人一定要办，便可以用上两法而第二个办法更为顺当。至于发表新宣言说明不谈政治，我却以为不必，这固然小半在“不愿示人以弱”，其实则凡《新青年》同人所作的作品，无论如何宣言，官场总是头痛，不会优容的。此后只要学术思想艺文的气息浓起来——我所知道的几个读者，极希望《新青年》如此——就好了。胡适读罢，觉得鲁迅关于不必声明不谈政治的主张是对的，便立刻在第二天寄给陈独秀的信中补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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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是一个可敬畏的朋友！这几年，他一直是《新青年》中的一员健将。胡适记得，自己写了《贞操问题》，他就写了《我之节烈观》；自己写了《我的儿子》，他也就写了《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几乎都是同时进行的。在他，也许并非出于有意的配合，但在自己方面总觉得是一种有力的声援。他看问题，总是比别人深入一层，但因此顾虑也就特别多；不过，倘以为不成熟的意见是决不会随意说出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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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的信发出没几天，李大钊就转来了陈独秀给同人们的复信。他没有想到，他的三条办法会激怒他的老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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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独秀对胡适将《新青年》“移回北京而宣言不谈政治”的建议分外不满，他指出，提出另办杂志的主张，纯然是为了反对他个人；因而郑重声明，如果另起炉灶，将与《新青年》完全无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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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着，胡适收到陶孟和转来的又一封信。在信中，陈独秀警告说，必须考虑与研究系接近的后果，不然将一失足成千古恨。信的末尾，还用了“言尽于此”的字眼，颇有点“最后通牒”的意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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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情竟发展到了短兵相接的地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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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个时候，周氏兄弟收到钱玄同的来信，并附李大钊等信札三件。钱玄同明确表态支持胡适，认为陈独秀说胡适追随研究系是神经过敏所致。信中集中攻击了中国社会，以为中国社会决不会比政府好，要改良中国政治，必先改良中国社会。虽然，他不同意胡适反对谈“宝雪维几”，却认为马克思、“宝雪维几”、“安那其”、“德谟克拉西”，所有主义中国人都讲不上，只好请几位洋教习来教大家“做人之道”，等到有些“人”气以后再行推翻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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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玄同的意见虽有偏激和颓唐之处，而重视国民根性的改造是不错的。鲁迅不解，陈独秀何以要把另起炉灶看做是反对他个人，另起炉灶有什么不好呢？要是反对个人而有利于大伙的事业，又有什么不好呢？为什么不可以有更多的考虑和讨论的余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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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给李大钊写信说，对于胡适提出解决《新青年》问题的三种办法，还是以第一种为好。应当有一个哲学文学性的杂志，而且，还须减少点特别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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