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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独秀赴粤前，先后给北京同人和胡适、高一涵发出两封信，报告编辑事务移交陈望道办理，以及编辑部人员的变动情况，对《新青年》“色彩过于鲜明”做了检讨，希望北京同人多做文章，以使杂志日后仍然趋重于哲学和文学。信中特别提到南方关于胡适和陶孟和接近研究系的传闻，希望他们有所警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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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是温和的。可是，在胡适看来，却不免有着虚矫的成分。目下的《新青年》，难道可以指望其改变色彩吗？在上海同人的主持下，任北京同人怎样抹淡也没用。鞭长不及马腹。他心里有一种亡失阵地的焦急与悲哀。虽然，他认为很有必要就接近研究系一事进行辩正，最后还是被当作私人问题给按下来了。他毕竟是一个“和平主义者”，一个有着相当涵养的人。《新青年》何去何从，成了他心目中的头等大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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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给陈独秀写了一封信，提出解决《新青年》问题的三个办法。语调同样的温和，可是看得出来，里面极其深隐地表示了他的不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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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者传阅原信，或者通知内容，同人们都知道了胡适提出的三个办法：一、听《新青年》流为一种有特别色彩之杂志，而另创一个哲学文学的杂志，篇幅不求多，而材料必求精。二、趁此机会，将《新青年》编辑部移到北京，由北京同人于9卷1号内发一个新宣言，略根据7卷1号的宣言，而注重学术思想艺术的改造，声明不谈政治。三、暂时停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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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接到通知的是周氏兄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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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时，周作人得了肋膜炎，在家静养。鲁迅来到后院，同他商量过后，立即执笔回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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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革命始终是他们共同关注的目标。当此新思潮汹涌而入的时候，他们认为，完全有认真加以研究和介绍的必要。只要有助于古老传统的崩解，就不应加以排拒。几年来，无论在思想革命或是文学革命方面，《新青年》都建立了很大的功绩。可是，作为在手的惟一一份杂志，如果它一旦被改造成单纯的政治性质，则无论如何是可遗憾的。他们同胡适一样认为，要上海同人改变目前的方向相当困难，因此应当把编辑部迁回北京。这样，不但可以催促同一战阵的伙伴多做文章，充实杂志的内容，最重要的是，北京既是旧垒中最坚固的部分，又是文化新军最早出现的地方，因此杂志留在北京将会产生更大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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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鲁迅个人，对胡适信中“不谈政治”的声明颇不以为然，于是，在陈述了两人的意见以后，对于这点特别做了说明。政治这东西，也并不为官场所专有，我们自说自的话，又何须告诉他们，乞请他们恩准呢？寄给独秀的信，启孟以为照第二个办法最好，他现在生病，医生不许他写字，所以由我代为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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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意思是以为三个都可以的，但如北京同人一定要办，便可以用上两法而第二个办法更为顺当。至于发表新宣言说明不谈政治，我却以为不必，这固然小半在“不愿示人以弱”，其实则凡《新青年》同人所作的作品，无论如何宣言，官场总是头痛，不会优容的。此后只要学术思想艺文的气息浓起来——我所知道的几个读者，极希望《新青年》如此——就好了。胡适读罢，觉得鲁迅关于不必声明不谈政治的主张是对的，便立刻在第二天寄给陈独秀的信中补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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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是一个可敬畏的朋友！这几年，他一直是《新青年》中的一员健将。胡适记得，自己写了《贞操问题》，他就写了《我之节烈观》；自己写了《我的儿子》，他也就写了《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几乎都是同时进行的。在他，也许并非出于有意的配合，但在自己方面总觉得是一种有力的声援。他看问题，总是比别人深入一层，但因此顾虑也就特别多；不过，倘以为不成熟的意见是决不会随意说出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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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的信发出没几天，李大钊就转来了陈独秀给同人们的复信。他没有想到，他的三条办法会激怒他的老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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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独秀对胡适将《新青年》“移回北京而宣言不谈政治”的建议分外不满，他指出，提出另办杂志的主张，纯然是为了反对他个人；因而郑重声明，如果另起炉灶，将与《新青年》完全无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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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着，胡适收到陶孟和转来的又一封信。在信中，陈独秀警告说，必须考虑与研究系接近的后果，不然将一失足成千古恨。信的末尾，还用了“言尽于此”的字眼，颇有点“最后通牒”的意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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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情竟发展到了短兵相接的地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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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个时候，周氏兄弟收到钱玄同的来信，并附李大钊等信札三件。钱玄同明确表态支持胡适，认为陈独秀说胡适追随研究系是神经过敏所致。信中集中攻击了中国社会，以为中国社会决不会比政府好，要改良中国政治，必先改良中国社会。虽然，他不同意胡适反对谈“宝雪维几”，却认为马克思、“宝雪维几”、“安那其”、“德谟克拉西”，所有主义中国人都讲不上，只好请几位洋教习来教大家“做人之道”，等到有些“人”气以后再行推翻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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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玄同的意见虽有偏激和颓唐之处，而重视国民根性的改造是不错的。鲁迅不解，陈独秀何以要把另起炉灶看做是反对他个人，另起炉灶有什么不好呢？要是反对个人而有利于大伙的事业，又有什么不好呢？为什么不可以有更多的考虑和讨论的余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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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给李大钊写信说，对于胡适提出解决《新青年》问题的三种办法，还是以第一种为好。应当有一个哲学文学性的杂志，而且，还须减少点特别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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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大钊把钱玄同和周氏兄弟的意见及时通知了胡适，并且表示，有必要给陈独秀写一封信，辩明关于研究系谣言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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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了两天，胡适写了一封颇长的信，由北京同人传阅。送到鲁迅手上时，已经先后有五个人看过了——守常、豫才、玄同、孟和、慰慈、启明、抚五、一涵诸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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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底的时候，独秀有信寄给一涵和我，信中有云：“《新青年》色彩过于鲜明，弟近来亦不以为然，陈望道君亦主张稍改变内容，以后仍以趋重哲学文学为是。但似此办法，非北京同人多做文章不可。近几册内容稍稍与前不同，京中同人来文太少，也是一个重大的原因。”（此信日子为“十六夜”，但至十二月二十七日夜始到。）我回答此信，曾提出两条办法，（原信附上）我自信此两条皆无足以引起独秀误会之处，不意独秀答书颇多误解。守常兄已将此书传观，我至今日始见之，未及加以解释，恐误会更深，故附加一函，并附独秀与孟和书一份，再请你们一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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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原函的第三条“停办”办法，我本已声明不用，可不必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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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第二条办法，豫才兄与启明兄皆主张不必声明不谈政治，孟和兄亦有此意。我于第二次与独秀信中增补叙入。此条言两层：1.移回北京，2.移回北京而宣言不谈政治。独秀对于后者似太生气，我很愿意取消“宣言不谈政治”之说，单提出“移回北京编辑”一法。理由是：《新青年》在北京编辑或可以多逼迫北京同人做点文章。否则独秀在上海时尚不易催稿，何况此时在素不相识的人的手里呢？岂非与独秀临行时的希望——“非北京同人多做文章不可”——相背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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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独秀对于第一办法——另办一杂志——也有一层大误会。他以为这个提议是反对他个人。我并不反对他个人，亦不反对《新青年》。不过我认为今日有一个文学哲学的杂志的必要。今《新青年》差不多成了《Soviet Russia》的汉译本，故我想另创一个专关学术艺文的杂志。今独秀既如此生气，并且认为反对他个人的表示，我很愿意取消此议，专提出“移回北京编辑”一个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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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我并不反对独秀，——你们看他给孟和的信，便知他动了一点感情，故轻信一种极可笑的谣言。——我也不反对《新青年》，我盼望《新青年》“稍改变内容，以后仍以趋重哲学文学为是”（独秀函中语）。我为了这个希望，现在提出一条办法：就是和独秀商量，把《新青年》移到北京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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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提议，我认为有解决的必要。因为我仔细一想，若不先解决此问题，我们决不便另起炉灶，另创一杂志。若此问题不先解决，我们便办起新杂志来了，表面上与事实上确是都很像与独秀反对。表面上外人定如此揣测。事实上，老实说，我们这一班人决不够办两个杂志，独秀虽说“此事与《新青年》无关”，然岂真无关吗？故我希望我们先解决这个问题。若京沪粤三处的编辑部同人的多数主张把编辑的事移归北京，则“改变内容”，“仍趋重哲学文学”（皆独秀函中语），一个公共目的，似比较的更有把握，我们又何必另起炉灶，自取分裂的讥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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