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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寂寞呀，寂寞呀，在沙漠上一样的寂寞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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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3日，爱罗先珂离京赴芬兰参加第十四次国际世界语大会。他行前曾说，9月将返北京，最迟不超过10月；如果回不来就来电告知情况。然而，9月过去了，10月也过了好几天，仍然没有诗人的音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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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瑟瑟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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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深深地起了思念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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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个月的时间内，他便写了三篇小说：《兔和猫》、《鸭的喜剧》、《社戏》，而且都同爱罗先珂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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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兔和猫》以动物世界折射人类社会，是颇受了爱罗先珂童话的启发的。在家里，一对白兔生下两只小兔，但终于有一天全然销匿了踪迹。死掉的该也还有，但因为哺乳不匀，不能争食的就先死了。虽然后来又生下了七个小兔，数目多出几倍，可是谁又能确保它们的自害和被害的厄运呢？白兔家族的更繁荣，难道真的值得大家高兴么？造物把生命造得太滥，也毁得太滥了。在小兔被害之前，所经见的即有鸽子膏于鹰吻，小狗遭马车辗轧，苍蝇被蝇虎咬住的旧事，都是暗暗的泯灭，而且暗暗的被忘却！更令人悲愤而迷惘的是，白兔生育多少数目，以及是否为黑猫所噬，都没有一个确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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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罗先珂有一篇童话叫《小鸡的悲剧》，写一只古怪的小鸡，一天到晚总想学会力所不能及的本领——像它所热爱的小鸭子一样游泳，结果淹死在池子里。《鸭的喜剧》，显然是为了与这篇童话相对而起的名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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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说如实写了爱罗先珂的往事：他为了造就一个充满音乐，充满生机的和谐的环境，既养了蝌蚪，也养了鸭子。结果，蝌蚪被鸭子吃完，未来的池沼的音乐家是彻底地被消灭了。在爱罗先珂远去之后，遗下的沙漠，遂只有长成的小鸭的“鸭鸭”的独唱。异类不能共存。如果说小鸡之死是自然产生的悲剧，那么蝌蚪之死，就是人类手造的悲剧了。爱罗先珂君，你的梦，难道是可能完美的吗？其实，你所眷念不已的缅甸的音乐，那遍地的昆虫与她的和协的奏鸣，就包藏了无数杀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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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者与弱者，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他们的生存利益是互相对立，难以调和的。生命无论如何卑微，都应当具有独立存在的权利，而在现实中，往往适得其反。惟一合理的办法，就是对虐杀者实行反抗和报复，一如《兔和猫》的结尾那样：动用剧毒的氰酸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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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认为，爱罗先珂攻击中国的种种说法，都是受之于鲁迅的。事实上，对于爱罗先珂的作品，他倒常有不同的意见。虽然，他也同样怀有爱罗先珂一般的爱与悲悯，但却有着为盲诗人所没有的强烈的复仇心理。他从来认为，没有憎，是不会有真正的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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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罗先珂的离去，勾起了鲁迅的伤逝的情怀。在深情的回顾间，他是那般眷恋尚未成其为“读书人”时候的生活。那是一种纯白的生活，美丽的生活。他写诗般的写了《社戏》，总想留一点往日的余痕。故乡终究是故乡。可是，流光逝水，不但少年时代的嬉游已不可再，就是那般的月光也没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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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愿爱罗先珂君能早日回到他那日夜思念的故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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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 估“学衡”·批评家的批评·女娲与弗洛伊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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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四运动成了新文学运动的添加剂。一年间，由原来仅有的三份白话杂志，迅速发展到四百余种白话报刊；几家有影响的大杂志，也都逐渐白话化了；报纸的附张不复刊载娱乐性新闻，而改作文艺副刊，发表白话小说、新诗、论文和译作。大小文学社团纷纷出现，随着《新青年》的解体，多中心的局面开始形成。胡适曾经预言，白话运动需要三五十年的奋斗过程，结果三五年间就获得了决定性的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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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2年1月，《学衡》杂志在南京创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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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新文学运动的反对派，如果说林纾、辜鸿铭之流尚属散兵游勇，那么麇集南京的一群，就算是第一次有组织的抵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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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趣的是，复古派分子都不是地道的“国产货”。《学衡》杂志的几员大将，如胡先骕、梅光迪和吴宓，都是曾经留洋的学生。他们不但可以动用祖传的刀剑，而且可以操使洋人的枪炮，然而，从势头上说毕竟是强弩之末，只消一两个回合，便告全线溃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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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先骕主张语文不应合一，否则看不懂古代的书，这样，文化遗产得不到继承，新的文化也就不能“脱胎”了。他既认为单纯的文学不是文章，又指责古文家故作堆砌艰涩之文，比起林纾的一味漫骂，这种战法有着更阴险的成分。梅光迪和吴宓的文章则超出文学的范围，以反“进化论”的思想，攻击新文化运动和它的领导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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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这股逆流，周氏兄弟奋起反击。他们不把论战局限在文学的小圈子内，而是把文学同文化联系起来，一如既往地把重心放在思想道德的批判上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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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作人写了《思想界的倾向》、《复古的反动》、《我的复古的经验》等文，指出现在思想界，是一个国粹主义勃兴的局面，它必然产生两种倾向：复古与排外。复古反动也有两个方面，一是文学的，一是道德的，而旧道德还有很大的惰性。他主张青年放开眼界，扩大心胸，成为真的“古今中外派”，给久经拘系的中国思想界一点自由与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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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不取议论的形式，而采用杂文笔法，随手拾来“学衡派”那些“自相矛盾”、“文且未亨”的部分，集中加以批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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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在有名的《估〈学衡〉》里说：“夫所谓《学衡》者，据我看来，实不过聚在‘聚宝之门’左近的几个假古董所放的假毫光”；“倘使字句未通的人也算是国粹的知己，则国粹更要惭惶煞人！‘衡’了一顿，仅仅‘衡’出了自己的铢两来，于新文化无伤，于国粹也差得远。”这种轻蔑的态度不是没有根据的，《“以震其艰深”》、《所谓“国学”》、《儿歌的“反动”》、《“一是之学说”》、《不懂的音译》等文都提供了有力的实证。像他所说的那样，如此的“假古董”本是无须认真对付的，“只要估一估就明白了”，后来所以继续“毛举起来”，好像连自己都不免感到琐屑，都因为不得已，复古的“恶作”实在叫他难以忍受。性格注定了他无法超脱。虽然，他的思想不会粘着于个别文字或译名上面。他明确指出：“暴发的‘国学家’”与鸳鸯蝴蝶派是一丘之貉，“道尽途穷”是必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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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前朋友说他“毒奇”，此后论敌说他“刻毒”，都一致承认了他的毒性。从他写作杂文以来，迎击“学衡派”的一组恐怕是最“毒”，最富于论战性的了，只是手法显得直露和单一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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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随着环境的复杂化和个人思想的深化，论战的技巧必将在他的手里变得娴熟和丰富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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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由于社会的凋敝，人性的禁锢，使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文学在新文学运动中同时获得了勃兴的机会。在所有的文学社团中，突出地代表前者而标榜“为人生的艺术”的是文学研究会，代表后者而主张“为艺术而艺术”的是创造社。文学思想的歧异与行帮意识的介入，使它们一开始就陷于论争的状态。创造社攻击文学研究会为“垄断文坛”，“党同伐异”，压制天才；接着是关于如何介绍欧洲文学问题的不同意见的发表，文学研究会是以着重19世纪俄国文学、被压迫民族的文学，以及各国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家的作品为宗旨的；后来发展到为了一两处误译，居然也要大动干戈，组织长文进行诋毁。这种内耗现象，给整整几十年的中国现代文学运动留下深重的影响。但是，它们作为国内最大的文学社团，既有理论，又有创作，共同构成的对旧营垒的冲击力量仍是强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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