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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阀刘镇华以镇嵩军入陕，在动乱之中，窃据了陕西省长兼督军的位置。为了盗名欺世，巩固地盘，利用征收的烟卷特税，创办了“国立西北大学”。暑假前，特意筹设了一个“暑期学校”，邀请国内的学者名流前来演讲，借以宣传他的文治武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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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被邀的十多名讲师中间，最先没有鲁迅的名字。鲁迅的陕籍学生王品青知道了这个消息以后，当即写信向西大校长傅铜推荐。他和同学王捷三常到鲁迅家中请教，因此知道鲁迅有创作历史小说《杨贵妃》的计划，并且有游一次西安的意思，便以唐人“孔子西行不到秦”的话从中劝诱。结果，傅铜很快发出邀请，而鲁迅也很快接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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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长期以来中国女性所负的亡国的责任，鲁迅是颇不平的。在译日本历史小说《三浦右卫门的最后》时，他强烈地感觉到，杨贵妃的遭遇，与右卫门是很相类似的。但是，关于这事的著作虽然多，却以文明的材料及浪漫的诗意掩盖了玩弄和虐杀生命的事实，与日本小说的命意并不相同。因而，他愿意做一篇小说，发掘人间的真实；然而又望不见人类的黎明，每当想起自己的计划来，总不免爽然若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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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划中的小说是从唐明皇被暗杀，刀锋落到自己的颈上的一刹那开始，倒叙他的一生，与杨贵妃缠绵了千百年的爱情故事。其实，两人之间的所谓爱情早已衰竭了，不然何以会有“七月七日长生殿”，密誓世世代代为夫妇的情形呢？在爱情浓烈的时候，怎么会想到来世？玄宗以来生为约，无非等于宣告爱情的完结罢了。到了马嵬坡，军士们要杀她，如果玄宗对她还有一点爱情，又岂有无法保全她的道理？只是到了垂暮之年，玄宗回忆起当年行乐的情景，心里才后悔起来，以致生出一场大大的神经病。一位道士用了催眠术替他治病，使他和贵妃终于相见，然而不过幻梦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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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唐明皇和杨贵妃的性格，盛唐时代的政治、地理、宫室、人体、服饰、饮食、乐器以及其他用具等，鲁迅都有过很仔细的研究，如果能够实地考察一回，获得一些感性印象，于创作不是没有补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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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这时他的心情很不好，也需要一种解脱。大约有十年的时间，他未曾外出旅行了。虽然他不是那类可以遁情山水的人，可是又何必与生命为仇，终日闭门喝酒以自苦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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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雨当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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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7日晚，鲁迅一行十余人登火车，乘民船，辗转西来。用他后来的话来说，“道中喝了不少的黄河水”，终于到了西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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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是闭塞的，贫穷的，荒凉的。陕西人是朴实的，安静的，沉默的。江南游子，是第一次置身于西部高原，目睹由古老的黄河所孕育的中国文明。从“五胡乱华”起，直到民国后的战争，陕西人几乎每代都要经受一场浩劫。现代军阀，决不会比古时的行伍更人道一些。《晨报》曾经连载过军阀陈树藩等残害人民，如曝尸烈日、酷吊、戴肉镯子、煮人肉、穿肉背心、穿火鞋、骑火马等情形，那是连张献忠也要自愧弗如的。这里的物质生活，简直贫乏到极点。一切日常用品，都从外省远道运来，价钱也特别昂贵。人们往往衣不蔽体，连引渡他们来陕的船夫，竟也赤条条地一丝不挂！在精神上，“理学气”笼罩一切。对于妇女，夫死守节是普遍的道德，即使十几岁的寡妇也得遵从，不敢僭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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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实社会的情形，给鲁迅的游兴蒙上了一层阴影；众多的名胜古迹，不但没有美好的弥补，反而处处留着缺陷。在古董铺里买点古物、碑帖之类还算如意，不然，他简直沮丧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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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的西安毕竟不是唐代的长安，除了每户人家的门上贴着诗画，算是“遗风”之外，所谓古迹实在已经模糊得很。例如古陵，秦始皇的只是一座小山丘，周文武的只是一块毕秋帆题的墓碑，此外什么痕迹也没有。人们不知道墓中究竟是否秦皇汉武，只凭相传的一句话，便永远如此这般地崇拜下去。大小雁塔在悬想中是壮丽的，但看重修碑记，最早不超过清代乾嘉时候，可知距古代已经十分久远。就算函谷关，远望中也是一番新式洋楼的气象。“曲江流饮”原系八景之一，现在江水干涸，是再也流不出旖旎的风光了。在昭陵，那带箭的骏马和鸵鸟的石刻，总算使他追想起唐人魄力的宏放雄大，可惜的是，这样的古迹并不多见，残缺，零乱，颓唐，而且大多数都是伪古的。在他看来，就像看梅兰芳扮林黛玉，姜妙香扮贾宝玉一般。原来他还打算到马嵬坡去的，为避免看后更加失望起见，也便终于没有去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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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来的孙伏园，对于此行却是相当满意的。初到时，他便为一片白色的木槿花所感动，对鲁迅说：“将来，《杨贵妃》里应该有一片白色木槿花。”意外的是，鲁迅静立而无所表示。孙伏园深感疑虑，对先生的脾气，他是有着相当的了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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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的答复是：“我不但什么印象也没有得到，反而把我原有的一点印象也打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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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日，暑期学校正式上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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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讲的是《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课程计八天，十二个小时。他从《中国小说史略》中提取精要的内容，减去繁难的考证，重点放在整个文学的发展规律的阐发上面。就内容而论，更是远远超出了小说史的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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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宗明义就是进化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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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在说明中国进化的特殊情形以后，特别指出，进程虽然较慢，但进化是肯定的。然而，他又指出，时至今日，在许多作品里面，唐宋的，甚至于原始的思想手段也都依然存在。关于文艺发生学的观点，突出地重视劳动与宗教，他分析中国古代神话所以呈片断性、没有长篇的原因时认为，主要在中华民族过于劳苦和易于忘却，这是与长期形成的经济状态和民族性格相关的。文学的发展，首先决定于社会环境和政治风气，至于文学的自律，他倒谈得很少。在谈到汉末到六朝这一“篡夺时代”的小说时，他指出政治力量对文学的直接干预和影响，说：“汉末政治黑暗，一般名士议论政事，其初在社会上很有势力，后来遭执政者之嫉视，渐渐被害，如孔融、祢衡等都被曹操设法害死，所以到了晋代底名士，就不敢再议论政事，而一变为专谈玄理；清议而不谈政事，这就成了所谓清谈了”，“而《世说》这部书，差不多就可以看做一部名士底教科书。”这一时期的文人和文学的命运，在中国历史上是具有代表意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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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他谈了佛道二教的影响。作为意识形态之一，哲学思想对文学的影响是不容忽视的，他在唐宋小说的比较中着重说明了这一点。在谈到依靠集体力量编纂的《文苑英华》、《太平御览》和《太平广记》时，他深刻地揭露了统治阶级的文化政策：“此在政府的目的，不过利用这事业，收养名人，以图减其对于政治上之反动而已，固未尝有意于文艺；但在无意中，却替我们留下了古小说的林薮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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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高度评价《阅微草堂笔记》的作者纪昀，鼓吹“攻击社会”的叛逆精神，说纪昀很有可以佩服的地方，“生在乾隆间法纪最严的时代，竟敢借文章以攻击社会上不通的礼法，荒谬的习俗，以当时的眼光看去，真算得很有魄力的一个人”。相反，俞万春作《结水浒传》，说山寇宋江等，一个个皆为官兵所杀，这在鲁迅看来，文章虽然漂亮，描写也不坏，但思想实在未免煞风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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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化论于鲁迅，不是一个空洞无物的框架，当它作为当时最先进的世界观而被把握被改造时，就与一种素朴的阶级意识一起统一到他的身上来了。对于鲁迅，与其说是从进化论到阶级论，毋宁说是进化论中有阶级论，只是到了后来，随着新的理论学习与斗争实践的累加，阶级论更为突出，上升到了一个主导的位置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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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自身痛苦的命运出发，鲁迅一直同中国农村保持着某种亲缘的关系，即使作为官僚和文化人而置身于上流社会，也从未忘怀那些以大量的血汗、不幸和死亡掩护过他的广大的底层的人们。在中国古代优秀的知识分子当中，他秉承了忧患意识与为民请命的传统，而大异于旧式或新式的名教清流；对于外来文化，有选择地吸收和融会卢梭的重社会的启蒙理论，尼采的重个人的生命哲学，19世纪“摩罗诗人”的浪漫主义精神，俄国及其他弱小民族文学中的人道主义思想，从而铸就自己的基本人格。当他一旦介入新文化运动以后，便强烈地释放出其中的爱爱仇仇的情感，那带有鲜明的个性色彩的阶级战斗的光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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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关于小说史的演讲中,鲁迅把文学结构同文化性格结合起来进行分析，鞭笞了中国人的爱面子主义以及其他种种劣根性。他指出，董解元的《弦索西厢》和王实甫的《西厢记》等许多同类的作品，都导源于元微之的小说《莺莺传》，但后世的作品都以大团圆为结局，这是与原作不同的。他说：“这因为中国人底心理，是很喜欢团圆的，所以必至于如此，大概人生现实底缺陷，中国人也很知道，但不愿意说出来，因为一说出来，就要发生‘怎样补救这缺点’的问题，或者免不了要烦闷，要改良，事情就麻烦了。而中国人不大喜欢麻烦和烦闷，现在倘在小说里叙了人生底缺陷，便要使读者感着不快。所以凡是历史上不团圆的，在小说里往往给他团圆；没有报应的，给他报应，互相骗骗。——这实在是关于国民性底问题。”《红楼梦》的价值，其要点正在“敢于如实描写，并无讳饰”；其续作却是同样的“补其缺陷，结以团圆”。甚至连源流出于《水浒》的一些侠义小说，竟也逃不出这样的布局，事情就不仅仅是一个文学问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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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鲁迅毕竟是一个文学家，因此在小说源流的叙说中，也就不时地谈一点文章作法，如摹仿、讽刺、夸张、写真实等，以期在创作实践方面对学生有所启发。其中，有一个很值得注意的地方，就是他从审美的角度把握文学的本质，在把审美的无功利性作为鉴赏判断的前提之一的同时，也把鉴赏的无功利性看做文学作品的构成要素。毋庸置疑，鲁迅的创作具有明显的政治功利性，但是这种功利性又是通过艺术的非功利性来实现的。他批评说：“中国人看小说，不能用赏鉴的态度去欣赏它，却自己钻入书中，硬去充一个其中的脚色”，“满心是利害的打算，别的什么也看不见了。”因此，他反对把小说写成“劝善书”，说：“文艺之所以为文艺，并不贵在教训，若把小说变成修身教科书，还说什么文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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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讲的结果如何呢？一定会给在陕的学生以很大的教益的吧？但是，以鲁迅个人的观察，总以为自己讲的不论可悲还是可笑，听众一律是木然的反应，这不免使他觉得投火之无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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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镇华让秘书请鲁迅给他的下级官兵演讲来了。东道主有一个要求，即演讲时调换一个题目。虽然没有具体命题，但用意是清楚不过的，反正丘八们不会需要那类干巴巴文绉绉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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