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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即使自己出的是天然痘，决不因此反对牛痘；即使开了棺材铺，也不来讴歌瘟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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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这么一个意思。明明白白，就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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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总还有那么多不明白或是故作糊涂的人写信来，甚至有忠告鲁迅连家眷也搬到外国去的。他把所有这些骂信通通塞进书架底下，一个也不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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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一篇小文，他的耗费太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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胜利了，这才仿佛经验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无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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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个大钉子显然给鲁迅的思索划下很深的痕迹。社会动员了那么多人力去对付两篇短文，反改革的空气是何其浓厚！其中，攻击得最凶的竟是些青年，而他们的论调，简直和“戊戌政变”时的反对改革者一个模样，二十七年过去了，还是这样，岂不可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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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踱进研究室，什么搬入艺术之宫，全都是有意无意的圈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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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人套住活人！新思想战不过老法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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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天，当他心情较为开朗的时候，便同社会开起玩笑来了：润了笔，像小时候画漫画一样，画出一群嘴脸各异的“论辩的魂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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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 悲怆交响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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绝望的反抗特别需要透彻的理性与意志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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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因论战而或有一阶段的亢奋，但由于社会环境和个人生活条件没有根本的改变，鲁迅也就不可能彻底摆脱生命中的悲剧色彩。家庭是一个笼子，办公和教学完后便回到那里去，不是说这中间没有感情上道义上的一种牵系，一种依赖；虽然，他心里不只一次地不满过和反抗过。即使有一天，他终于冲破了这个笼子，也不可能冲破旧社会的偌大的牢笼。少年时，曾经许下血荐轩辕的誓约，二十年来不敢有片刻的忘怀。那完全是自己对自己的克制与折磨，是类似宗教徒般的坚苦的信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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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中国的政治社会，鲁迅简直憎恶透了，失望透了。中国人虽然想了各种苟活的理想，也终于没有实现。牢狱般的生活安全而妥帖，只是缺少一样东西：自由。在《春末闲谈》中，他写过一种细腰蜂，其实是中国统治者的形象写照。这细腰蜂不但是普通的凶手，还是很残忍的凶手，手段极绵密极高明的解剖学家。它把小青虫捉进窠里饲幼蜂，用神奇的毒针，向那运动神经球上只一螫，便麻痹为不死不活状态，青虫因为不死不活，所以不动，但也因为不活不死，所以不烂，于是便保持了当日被捕时的新鲜，直到被它和它的子女们享用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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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是什么？那是与牛马同流的东西。不过，倘使结队成群还是可怕的，因此必须禁止集会，禁止说话，禁止写作，禁止思想！假使没有了会思想的头颅，没有权利感，统御起来是何等省事呵，阔人的地位自然也就永久稳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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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还不仅仅在于政府。有怎样的国民，就有怎样的政府，而国民的素质是最根本的。然而，中国并没有俄国一样的知识阶级，可以启发国民；由“特殊国情”培养起来的“特殊知识阶级”，即使留洋归来，也大抵只能充当帮忙和帮闲的角色。于是，国民只好长期滞留于原初的状态：耐劳，多子，缄默，驯良。最突出的是卑怯，遇见强者，不敢反抗，一旦拥有权力，或者有“多数”作为护符的时候，又反过来欺凌弱者，凶残横恣，宛然一个暴君。待到失势的时候，便拿“中庸”的话来粉饰，一到全败，又有“命运”作精神的逃路。《阿Q正传》以具象画国民，而《示众》，则以印象派的手段画中国社会的众生相。总之，我们的国民是极容易变成奴隶的，而且变了之后，还万分喜欢。即使有破坏，也只有寇盗式的破坏和奴才式的破坏，并非如改革者的志在扫除，那结果，当然与建设无关，惟留下一片瓦砾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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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瓦砾场上还不足悲，在瓦砾场上修补老例是可悲的。”民国以来，我们不也在做着修修补补的功夫吗？五四的一点小改革算得了什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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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中华民国久已没有了，现在也还是五代，是宋末，是明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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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什么时候争到过“人”的价格？至多不过是奴隶，假使真有谁替他们做出决定，定下几项奴隶规则来，自然就“皇恩浩荡”了。不管爱排场的历史家怎样铺张，修史时设怎样好看的题目都未免太绕弯子。一部中国历史，简捷点说，无非是两种时代的循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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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想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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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暂时做稳了奴隶的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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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先儒”的话来说，即所谓“一治一乱”；那些作乱人物，都是为后来的“主子”扫除道路的，都是一批牺牲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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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我们也就都像古人一样，永远满足于“古已有之”的时代吗？都像复古家一样，倘不满于现在，就神往于几百年几十年前的“太平盛世”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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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而谁也不敢肯定说：国民性是决不会改变的。愚民专制也未必都有实效，像俄国，尼古拉二世死后，罗曼诺夫王朝不竟也“覆宗绝祀”了吗？无法禁止人们的思想，——对此，其实历史早就作过明白的昭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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倘能给改革者一点慰藉，或许就在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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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5年2月至5月间，鲁迅撰写了《再论雷峰塔的倒掉》、《忽然想到》、《春末闲谈》、《灯下漫笔》、《杂感》等系列批评文字，以明确的阶级意识，揭露统治者的专制手段，以及它怎样与国民劣根性相结合，造成中国现今的僵死局面。在鲁迅的身上，有着明暗哀怒的两极。这时，战斗的热情已经逼近了自燃点，单从这方面的文章看，其激烈的程度大大超过了“呐喊”以来的任何时候，而比《热风》更富于切实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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