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06020887
鲁迅把这小屋称为“破寨”,到北大上课完后常常遛到这里来。寨者,山寨也,不无“落草为寇”的意思。后来,由于支持女师大的学生运动而被攻击为“学匪”,真是一种巧合。其实他们不知道,鲁迅从来就有一种“土匪意识”,所以也就乐于把自己的居室名为“绿林书屋”,用以回敬那些御用文人。在他的心目中,“匪”与“官”是对立的,他说:“有官以为‘匪’而其实是真的国民,有官以为‘民’,而其实是衙役和马弁。”在信中,还曾对他最亲爱的人说过,逼得紧了真的要去当“土匪”了!
1706020888
1706020889
他一来到“破寨”里就谈天,方便时也就在这里吃饭。学生公寓里的饭菜并不好,但他只是照样吃,添点菜反倒使他极为不安。爽快,平易,随便,或许这多少还掺合了一点过去与起义者在一起厮混时的“匪气”的。
1706020890
1706020891
更多的谈话,是在老虎尾巴里。
1706020892
1706020893
他健谈,谈到写作、翻译、编辑一类事情,往往能够针对听者的实际情况,或者结合自己的经验进行,听了很能启发心智。
1706020894
1706020895
对于读书,他多次强调说,范围一定要广,不应该只限于文艺作品,哲学、心理学,其他社会科学的书籍也要读,使自己有比较丰富的学识。他还赞成学习自然科学,以为可以培养观察力,说他当年学的医学对他是有益无损的。他说,多读文学大师的作品,是每个作家必备的修养条件;但是又要避免过多的影响和局限,不要钻牛角尖,这在青年作家是尤其应当注意的。他指出李霁野写的一些短篇,如《微笑的脸面》,就有安特莱夫的坏的方面的影响。还有韦素园,也很惋惜他受了梭罗古勃的太大的不良影响,虽然对他的才能抱着很大的希望。
1706020896
1706020897
问起怎样写作,他详细地述说了做小说的经验。
1706020898
1706020899
他说平时偶有一点想头,便先记下来,遇到或想到可写的人物特征时,也是如此。这样零碎的记录在心里慢慢融化。待觉得人物有了生命,这才将片段的拼凑成整篇的东西。全篇写就以后,才仔细看看哪些地方需要增删。最后还得注意字句自然的韵调,有读起来觉得不顺畅的字眼,再加以更换。他说,他的文章里找不出两样东西,就是恋爱和自然,在必要用一点自然的时候,也不欢喜大段的描写,最多拖出月亮来用一用罢了。
1706020900
1706020901
关于骂人,他也经常谈到,以为在他是难以避免的。遇到虚伪、卑污、令人作呕的世态,心里有悲愤便非吐不快。自然,骂人并非出于私怨,只是借此批一下社会的嘴巴罢了。然而,社会的冥顽,又是他常常叹息着谈起的。
1706020902
1706020903
说到大家译文的生硬,他总是说,能有不先苦涩的果实吗?哪里有一生下来就成为大人的人呢?送给他看的译稿,只要有觉得费解的地方,他总是另用小纸条注记,夹在稿子里,见面时拿出来商酌。他并不以为自己的意见一定是对的。
1706020904
1706020905
因为要编书,所以他也还会讲授一点小经验,如字的长体扁体以及标点符号之类。他经常说,不要怕做细小事,这在他自己是身体力行的。不让读者上当,也是他常说的话。先在期刊上发表然后集印成书的,对于再行买书的期刊的订阅者,他嘱咐说只收一点印刷的成本就可以了,如果订阅的人不多,赠送也都应该的……
1706020906
1706020907
就这样,他往往一谈几点钟而毫无倦容。青年知道他写作都在夜晚,所以稍稍谈说一阵也便告辞了,这时,他就会说,他惟一的休息和消遣便是谈天,挽留大家继续谈下去。
1706020908
1706020909
他是爱吃糖食和小花生的,常常用这些待客。有一回,当打开盛小花生的铁盒而恰巧空无所有,他不禁哈哈笑道:“这次权且演一回‘空城计’了!”……
1706020910
1706020911
年底,作为《未名丛刊》之一,鲁迅翻译的文艺随笔集《出了象牙之塔》出版了。
1706020912
1706020913
在鲁迅看来,日本不像幸存的古中国,恃着固有的陈旧的文明,害得一切硬化,终于走到将要灭亡的道路。即使如此,《出了象牙之塔》的著者厨川白村于本国的微温、中道、妥协、虚假、小气、自大、保守等世态,给予直接的猛烈的攻击。为了针砭国民的“自大病”之故,连本国所有的功绩都故意抹杀了。对于他的这种批评态度,以及把社会的弊病归结为国民性弱点的观点,鲁迅是有着实获我心之感的。惟独书中有一篇题为《文学者和政治家》的短文,他声明舍去不译。文章大意是说文学和政治都是植根于民众生活的,政治家应该对文学有深切的了解,与文学家相亲近。鲁迅认为道理上是不错的,但和中国现在的政客官僚们谈论此事,却是对牛弹琴;至于两者的接近,在北京这地方也常有,许多政治上的丑态恶行,都被文士们给遮掩了。政治家与文学家的互相利用,距离厨川白村的原意又何其太远!
1706020914
1706020915
在想像中,这本书一出版就会销售一空,结果大出所料,开头一两天才卖去几本。书生做生意并不是容易事,好在都是初生之犊,于是想了法子,在对面红楼的广告牌上贴了广告,又委托“号房”代售,又在《国民新报》上登了广告,这样才渐渐地打开局面。
1706020916
1706020917
此后,《未名丛刊》还出版了十余种译作,“劳动阶级文学的大本营”的苏联文学占了其中的大部分。看得出来,鲁迅和周围一小群年轻的“匪徒”并不是盲目反抗的。
1706020918
1706020919
其实在这以前的“北新”时代,经过鲁迅编校,就已经出版了中国第一册关于苏联文艺理论的书籍:《苏俄的文艺论战》。
1706020920
1706020921
这是1923年至1924年间苏联文艺界关于文艺政策论争的结集,共收不同文学团体的三篇代表性论文;另外,还附录了长篇论文《蒲力汗诺夫与艺术问题》的节译。
1706020922
1706020923
译者任国桢是北大俄文系学生,听过鲁迅讲授的小说史课。虽然通信不多,见面也只有一次,但是给鲁迅的印象是深刻的。译稿收到以后,他便倾注了极大的热情,进行紧张而认真的校订。他知道,关注苏联文艺现状的,决不止于自己一个人。
1706020924
1706020925
出版前,他为《苏俄的文艺论战》写了一篇前记。其中,着意指出该书的现实意义,认为任国桢的翻译,“实在是最为有益的事,——至少是对于留心世界文艺的人们”。
1706020926
1706020927
文章以一半以上的篇幅,全面介绍了参加论争的“列夫”派的沿革和主张。这种明显的偏爱,并非由于鲁迅熟悉这一派的主干,曾经在北大任教的铁捷克的缘故。在任国桢译介的三个文学派别当中,“在岗位上”派声称自己在无产阶级文学运动中应当享有领导权,排斥和打击“同路人”作家,颇有惟我独革、定于一尊的味道,在理论上具有严重的庸俗社会学倾向。“红色处女地”派则认为,艺术是对生活的认识,强调对古典文学遗产的继承,多少轻视文学创作中的思想价值,主张直觉对艺术意图的渗入,从而表现出某种非理性主义和唯美主义的倾向。对此,鲁迅宁可选择近于“中间派”的“列夫”派立场。
1706020928
1706020929
他回顾了“列夫”的前身“印象派”向象征主义、神秘主义、变态性欲主义等“特殊的艺术”开火,以及演变为“未来派”以后,更为猛烈地攻击旧的生活组织的历史,以赞赏的笔调指出,他们是“改革者”,在俄国政府的高压下,“依然继续奋斗”。嗣后,其左翼派“在十月革命时受了波尔雪维艺术的洗礼”,这就是“列夫”的起源。鲁迅这样概括“列夫”派的主张:“推倒旧来的传统,毁弃那欺骗国民的耽美派和古典派的已死的资产阶级艺术,而建设起现今的新的活艺术来。”以他从既有的材料中所意识得到的“列夫”派的理论,同他个人一贯主张的艺术为人生,反对固有传统,注重创造实践的观点是颇相吻合的。
1706020930
1706020931
在校读《苏俄的文艺论战》之前,鲁迅已从东亚公司购入一批有关介绍苏联的新书籍,如《赤露见タマフの记》、《新俄文学之曙光期》、《露国现代の思潮及文学》等,以后购进的就更多了。
1706020932
1706020933
对于苏联,他不再如几年前的淡漠,而表现出了一种急需了解的热情,尤其是文艺方面的情况。由于苏联的成功,他对马克思的学说也就相应地产生了研究的兴趣。然而这一切,都是同中国政治形势的发展密切相关的。这时,从他的内心的深渊地带,正在升起一颗新的希望之星,这就是孙中山领导的国民革命。即使导师已经故去,他所遗下的事业仍然在他的同志和战友那里得到伟大的继承。是中国革命最艰难的时刻,孙中山发现了苏联:革命的苏联,友好的苏联。苏联的形象,在进步的中国人的心中是崇高的。
1706020934
1706020935
当然,鲁迅在这时候对苏联发生的一切不可能有很充分的认识,甚至更多地带上理想化的成分。但是应当看到,从他接触和拿来的头一天起,就进行着严肃的选择,而且,只要有所选择,他就使用,决不像某些政客式人物或是书呆子那样搬弄马克思的文句。他思想中固有的阶级论成分,在马克思主义学说中获得了理性的凝聚与升华,从而更加坚定了斗争的立场和信仰。原来的人道主义,因此而增加了战斗的光辉。对于马克思主义,他主要学习和吸取的是历史唯物论;至于在文学理论方面,则更多来源于苏俄的普列汉诺夫、托洛茨基、卢那察尔斯基的阐释性的著作。这些著作,大抵是从日本进口的。有人从鲁迅的著作中找不到马克思的原话,或者发现后期竟至于重复某些早期的思想,于是终至于以不能确定其思想发展的“断裂层”为苦恼。在这里面,有一个最根本的认识上的缺陷,就是无视于鲁迅作为思想主体的存在。
1706020936
[
上一页 ]
[ :1.706020887e+09 ]
[
下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