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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把这小屋称为“破寨”，到北大上课完后常常遛到这里来。寨者，山寨也，不无“落草为寇”的意思。后来，由于支持女师大的学生运动而被攻击为“学匪”，真是一种巧合。其实他们不知道，鲁迅从来就有一种“土匪意识”，所以也就乐于把自己的居室名为“绿林书屋”，用以回敬那些御用文人。在他的心目中，“匪”与“官”是对立的，他说：“有官以为‘匪’而其实是真的国民，有官以为‘民’，而其实是衙役和马弁。”在信中，还曾对他最亲爱的人说过，逼得紧了真的要去当“土匪”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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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一来到“破寨”里就谈天，方便时也就在这里吃饭。学生公寓里的饭菜并不好，但他只是照样吃，添点菜反倒使他极为不安。爽快，平易，随便，或许这多少还掺合了一点过去与起义者在一起厮混时的“匪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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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多的谈话，是在老虎尾巴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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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健谈，谈到写作、翻译、编辑一类事情，往往能够针对听者的实际情况，或者结合自己的经验进行，听了很能启发心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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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读书，他多次强调说，范围一定要广，不应该只限于文艺作品，哲学、心理学，其他社会科学的书籍也要读，使自己有比较丰富的学识。他还赞成学习自然科学，以为可以培养观察力，说他当年学的医学对他是有益无损的。他说，多读文学大师的作品，是每个作家必备的修养条件；但是又要避免过多的影响和局限，不要钻牛角尖，这在青年作家是尤其应当注意的。他指出李霁野写的一些短篇，如《微笑的脸面》，就有安特莱夫的坏的方面的影响。还有韦素园，也很惋惜他受了梭罗古勃的太大的不良影响，虽然对他的才能抱着很大的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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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起怎样写作，他详细地述说了做小说的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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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说平时偶有一点想头，便先记下来，遇到或想到可写的人物特征时，也是如此。这样零碎的记录在心里慢慢融化。待觉得人物有了生命，这才将片段的拼凑成整篇的东西。全篇写就以后，才仔细看看哪些地方需要增删。最后还得注意字句自然的韵调，有读起来觉得不顺畅的字眼，再加以更换。他说，他的文章里找不出两样东西，就是恋爱和自然，在必要用一点自然的时候，也不欢喜大段的描写，最多拖出月亮来用一用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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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骂人，他也经常谈到，以为在他是难以避免的。遇到虚伪、卑污、令人作呕的世态，心里有悲愤便非吐不快。自然，骂人并非出于私怨，只是借此批一下社会的嘴巴罢了。然而，社会的冥顽，又是他常常叹息着谈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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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到大家译文的生硬，他总是说，能有不先苦涩的果实吗？哪里有一生下来就成为大人的人呢？送给他看的译稿，只要有觉得费解的地方，他总是另用小纸条注记，夹在稿子里，见面时拿出来商酌。他并不以为自己的意见一定是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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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要编书，所以他也还会讲授一点小经验，如字的长体扁体以及标点符号之类。他经常说，不要怕做细小事，这在他自己是身体力行的。不让读者上当，也是他常说的话。先在期刊上发表然后集印成书的，对于再行买书的期刊的订阅者，他嘱咐说只收一点印刷的成本就可以了，如果订阅的人不多，赠送也都应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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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这样，他往往一谈几点钟而毫无倦容。青年知道他写作都在夜晚，所以稍稍谈说一阵也便告辞了，这时，他就会说，他惟一的休息和消遣便是谈天，挽留大家继续谈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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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是爱吃糖食和小花生的，常常用这些待客。有一回，当打开盛小花生的铁盒而恰巧空无所有，他不禁哈哈笑道：“这次权且演一回‘空城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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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底，作为《未名丛刊》之一，鲁迅翻译的文艺随笔集《出了象牙之塔》出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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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鲁迅看来，日本不像幸存的古中国，恃着固有的陈旧的文明，害得一切硬化，终于走到将要灭亡的道路。即使如此，《出了象牙之塔》的著者厨川白村于本国的微温、中道、妥协、虚假、小气、自大、保守等世态，给予直接的猛烈的攻击。为了针砭国民的“自大病”之故，连本国所有的功绩都故意抹杀了。对于他的这种批评态度，以及把社会的弊病归结为国民性弱点的观点，鲁迅是有着实获我心之感的。惟独书中有一篇题为《文学者和政治家》的短文，他声明舍去不译。文章大意是说文学和政治都是植根于民众生活的，政治家应该对文学有深切的了解，与文学家相亲近。鲁迅认为道理上是不错的，但和中国现在的政客官僚们谈论此事，却是对牛弹琴；至于两者的接近，在北京这地方也常有，许多政治上的丑态恶行，都被文士们给遮掩了。政治家与文学家的互相利用，距离厨川白村的原意又何其太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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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想像中，这本书一出版就会销售一空，结果大出所料，开头一两天才卖去几本。书生做生意并不是容易事，好在都是初生之犊，于是想了法子，在对面红楼的广告牌上贴了广告，又委托“号房”代售，又在《国民新报》上登了广告，这样才渐渐地打开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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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后，《未名丛刊》还出版了十余种译作，“劳动阶级文学的大本营”的苏联文学占了其中的大部分。看得出来，鲁迅和周围一小群年轻的“匪徒”并不是盲目反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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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在这以前的“北新”时代，经过鲁迅编校，就已经出版了中国第一册关于苏联文艺理论的书籍：《苏俄的文艺论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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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1923年至1924年间苏联文艺界关于文艺政策论争的结集，共收不同文学团体的三篇代表性论文；另外，还附录了长篇论文《蒲力汗诺夫与艺术问题》的节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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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者任国桢是北大俄文系学生，听过鲁迅讲授的小说史课。虽然通信不多，见面也只有一次，但是给鲁迅的印象是深刻的。译稿收到以后，他便倾注了极大的热情，进行紧张而认真的校订。他知道，关注苏联文艺现状的，决不止于自己一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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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前，他为《苏俄的文艺论战》写了一篇前记。其中，着意指出该书的现实意义，认为任国桢的翻译，“实在是最为有益的事，——至少是对于留心世界文艺的人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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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以一半以上的篇幅，全面介绍了参加论争的“列夫”派的沿革和主张。这种明显的偏爱，并非由于鲁迅熟悉这一派的主干，曾经在北大任教的铁捷克的缘故。在任国桢译介的三个文学派别当中，“在岗位上”派声称自己在无产阶级文学运动中应当享有领导权，排斥和打击“同路人”作家，颇有惟我独革、定于一尊的味道，在理论上具有严重的庸俗社会学倾向。“红色处女地”派则认为，艺术是对生活的认识，强调对古典文学遗产的继承，多少轻视文学创作中的思想价值，主张直觉对艺术意图的渗入，从而表现出某种非理性主义和唯美主义的倾向。对此，鲁迅宁可选择近于“中间派”的“列夫”派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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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回顾了“列夫”的前身“印象派”向象征主义、神秘主义、变态性欲主义等“特殊的艺术”开火，以及演变为“未来派”以后，更为猛烈地攻击旧的生活组织的历史，以赞赏的笔调指出，他们是“改革者”，在俄国政府的高压下，“依然继续奋斗”。嗣后，其左翼派“在十月革命时受了波尔雪维艺术的洗礼”，这就是“列夫”的起源。鲁迅这样概括“列夫”派的主张：“推倒旧来的传统，毁弃那欺骗国民的耽美派和古典派的已死的资产阶级艺术，而建设起现今的新的活艺术来。”以他从既有的材料中所意识得到的“列夫”派的理论，同他个人一贯主张的艺术为人生，反对固有传统，注重创造实践的观点是颇相吻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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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校读《苏俄的文艺论战》之前，鲁迅已从东亚公司购入一批有关介绍苏联的新书籍，如《赤露见タマフの记》、《新俄文学之曙光期》、《露国现代の思潮及文学》等，以后购进的就更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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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苏联，他不再如几年前的淡漠，而表现出了一种急需了解的热情，尤其是文艺方面的情况。由于苏联的成功，他对马克思的学说也就相应地产生了研究的兴趣。然而这一切，都是同中国政治形势的发展密切相关的。这时，从他的内心的深渊地带，正在升起一颗新的希望之星，这就是孙中山领导的国民革命。即使导师已经故去，他所遗下的事业仍然在他的同志和战友那里得到伟大的继承。是中国革命最艰难的时刻，孙中山发现了苏联：革命的苏联，友好的苏联。苏联的形象，在进步的中国人的心中是崇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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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鲁迅在这时候对苏联发生的一切不可能有很充分的认识，甚至更多地带上理想化的成分。但是应当看到，从他接触和拿来的头一天起，就进行着严肃的选择，而且，只要有所选择，他就使用，决不像某些政客式人物或是书呆子那样搬弄马克思的文句。他思想中固有的阶级论成分，在马克思主义学说中获得了理性的凝聚与升华，从而更加坚定了斗争的立场和信仰。原来的人道主义，因此而增加了战斗的光辉。对于马克思主义，他主要学习和吸取的是历史唯物论；至于在文学理论方面，则更多来源于苏俄的普列汉诺夫、托洛茨基、卢那察尔斯基的阐释性的著作。这些著作，大抵是从日本进口的。有人从鲁迅的著作中找不到马克思的原话，或者发现后期竟至于重复某些早期的思想，于是终至于以不能确定其思想发展的“断裂层”为苦恼。在这里面，有一个最根本的认识上的缺陷，就是无视于鲁迅作为思想主体的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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