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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信以后，许广平进一步说：“‘劝喝’酒的人是时时刻刻都有的，下酒物亦随处皆是的；只求在我，外缘可以置之不闻不问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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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信中，她还向鲁迅报告了学生游行，以及“黑幕中人”陆续星散两个方面的情况。当她把动荡的政局和学校联系起来时，深感心长力弱，应付无方。她告诉鲁迅说，如此的苦闷，暴躁，“长此以往，将成狂人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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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连收到许广平的两封信后，鲁迅温婉地劝解道：性急是不好的，既难于耐久，又容易碰钉子，到头来是自己吃亏，“因为现在的中国，总是阴柔人物得胜。”中国的青年，应当缓而韧，不要急而猛。不然，就是白用了许多牺牲，也不过为巧人取得自利的机会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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凭经验，他发现孙伏园的态度有所改变，似乎大有联络陈西滢的样子。譬如在《京副》上，指《猛进》、《现代》、《语丝》为“兄弟周刊”，怎么可以这般并论呢？难道伏园真的连各自的色彩也看不清楚吗？他甚至怀疑，以前登载的几篇反对杨荫榆的文稿，都是出于不得已的缘故。人是多么的容易变化呵！出卖《语丝》而拉拢《现代》，他料想不久又将失去一位相随多年的青年朋友了，心里不免暗暗感到悲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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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他把关于伏园的情况告诉“小鬼”的时候，却把这种悲哀而又试图解脱的心情称作“无聊”。人到无聊比什么都可怕，因为这是从自己发生的，无药可救，大约与“小鬼”之称“苦闷”相去不远的吧？不过他觉得自己尚有一点可取之处，就是不甘“无聊”，还有挣扎的勇气和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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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这样写道：我明知道几个人做事，真出于“为天下”是很少的。但人于现状，总该有点不平，反抗，改良的意思。只这一点共同目的，便可以合作，即使含些“利用”的私心，也不妨，利用别人，又给别人做点事，说得好看一点，就是“互助”。但是，我总是“罪孽深重，祸延”自己，每每终于发现纯粹的利用，连“互”字也安不上，被用之后，只剩下耗了气力的自己而已。我的时常无聊，就是为此，但我还能将一切忘却，休息一时之后，从新再来，即使明知道后来的命运未必会胜于过去。几十年来，在通信中，他好像很少这般剖析过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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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5年以后，《现代评论》明显地向右转，这群受过英美文化熏陶的“特殊知识阶级”，曾经是“纯艺术”或“纯学术”的殿堂里的看守者，但是，当地位、荣誉、津贴的诱饵一旦抛落，便纷纷从中走出，先后投入到帝国主义和军阀政府的怀抱里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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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的人格行为是离不开所在社会的文化模式的，作为西方文化特征之一的个人主义，在以权力为中心的中国社会里很难找到生存的土壤。那些以个人主义、自由主义相标榜的知识者，在权力面前，往往不是趋附，便是逃避，少有真正的独立和反抗。难得的是，能够秉承一种叛逆的性格而坚持到底，即使面临着失败和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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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与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的文化代表如《现代评论》派的斗争中，鲁迅充分表现了一个战斗者的勇猛和坚韧。作为思想者，除了直接而紧张的论战之外，他的目光又不能不越过具体的障碍物，而落到如何改造中国的政治文化环境这个更重大更普泛的问题上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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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卅”以后，叭儿自不必说，进步的舆论界也多是一派谴责帝国主义，为自己一方辩诬的声音。鲁迅一方面肯定罢工游行、演讲宣传的进步意义，但是又反对不以实力为本的“民气”论，反对极小部分的自杀和极暂时中的死亡；他一方面表明了作为中国人的爱国主义立场，但是又反对隐匿自己的黑暗面，所以起而揭发对同类太操切，比英国或日本人还凶险的“同胞”，本国的有权势者，袖手旁观者，灰冷的民众，并宣告中国的精神文明“一无所有”。他一方面抨击帝国主义，但是又主张“将华夏传统的所有的小巧的玩艺儿全都放掉”，“屈尊学学枪击我们的洋鬼子”，只有这样，“才可望有新的希望的萌芽”。此外，对于“到民间去”这个时髦的口号，他也表示了质疑的态度。他认为，重要的是我们的民间怎样？青年单独到民间时，自己的力量和心情又是怎样？如果离开“和大都会隔绝的城乡”的实际考察，且又缺乏相应的组织措施，这样的口号结果只能流于“撒诳”。共产党的领导人李大钊等，很早以前也都有过类似的具有民粹主义色彩的“到农村去”的号召。鲁迅的批评是尖锐的，深刻的，富有远见的。对于在斗争中受难的上海同胞，他曾先后有过几回捐款，但是比起他在精神方面的奉献，应该说，所有这些物质援助都微不足道。“五卅”时期，在中国的整个思想文化界，他的思想仍然处于遥遥领先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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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个时期，他特别重视杂文创作，既不同于《热风》中的冷隽风味，也不同于《坟》中议论的汪洋，这个时期的杂文，以新闻性和论战性见长，风格是前所未有的明快，虽然有时也不免弯弯曲曲。他的小说，大抵是回忆的产物，通过系列完整的生活画面，透视中国社会的深层的心理结构；他以散文诗表现个人的情怀，如果说他的灵魂深处还有阴暗的部分，也都在这里显示无遗了。至于杂文，则集中地表达了他的富于创造性的思想，突出地呈现出他的复仇性格的锋棱，那抑郁和疑虑之外的“金刚怒目”的成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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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要拿起杂文就再也放不下了。通过战斗的实践，他自己比谁都更清楚它的无与伦比的作用，因而比谁都更为珍视它。即使被讥评为“杂感家”，仿佛一无所长，即使有论敌说这些杂感“实在没有一读之价值”，即使在他的杂感中，这一时期的结集《华盖集》及其续编销路独少，他始终不恼不悔。别人以为无聊算得了什么？只要自己以为“有聊”即可，反正也不想戴“作家”的头衔在文场中鬼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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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作家”才真的没有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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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9. 两难中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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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广平经历过一场爱情悲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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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她刚进女高师的头一年，一位名叫李小辉的表亲从广州来到北京，他本来打算赴法勤工俭学的，因为误了考期，才改在北京大学读书。在这段日子里，他们开始相爱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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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3年冬，许广平的女友常瑞麟有两个妹妹同时得了猩红热，为了给朋友排忧解难，她自告奋勇前去照料她们，结果也被传染上了。但是，医生的诊断却是扁桃腺炎，这样她便从容地到常瑞麟家里养治。李小辉得悉她的病情，连续几次前来探望，最后一次还特地买了些西藏青果，说是可以医治喉症的。他分一半给许广平，自己留用一半，因为他也觉得有些喉痛了。迁延了一个星期，许广平进入昏迷状态，经日本医生动了手术，这才复苏过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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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开始打听李小辉的情况，不幸的是，他在探视许广平期间也传染了猩红热。命运不可测。未及看上一眼，恋人已经离开人世，永远地离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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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小辉的亡失给许广平带来莫大的悲痛。十八年以后，她在一篇题作《新年》的散文里追忆道：“它曾经摧毁了一个处女纯净的心，永远没有苏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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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有一个人填补感情的真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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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选择了鲁迅。“选择”，这是一个何等理智的字眼呵！她根本未曾想到过要爱就不知不觉地爱上了！不过，从局外人看来，经过景慕、理解、同情，直到最后整个地拥抱一颗伟大的心灵，这样的爱情道路应当是坚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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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她切实地感觉到了爱，而且下决心爱下去的时候，她犹豫了。这倒并不因为她考虑到了个人的得失，而是害怕因此伤及别人。的确，没有爱情的婚姻是不道德的。但是，只要先生同他的夫人还有着一丝感情的牵系，那么自己任何进一步的行动都必须受到良知的谴责。他们知道爱吗？对她来说，这是惟一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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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天，她和同学一起到西三条看望鲁迅。待鲁迅送她们出来，经过朱安的卧室，许广平灵机一动，装作开玩笑的样子突然把鲁迅推进房里去。先生似乎从来未曾那么严肃过，他简直是恼怒了，说：“以后再不许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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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此，她可以大胆地采取攻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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