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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15日、17日两晚，许寿裳和齐寿山分别招饮于中央公园，力主上诉，据理批驳。而促使他决心提出诉讼的，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人物，就是三味书屋时的“小寿先生”寿洙邻。这时，他在平政院任法官，自然深明此中的利弊。16日，鲁迅同他两人在有关诉讼的具体问题上交换了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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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个人治的社会里，什么法律条文都不过是一堆破纸。然而，既然官方要利用它装点门面，自己又何妨利用它一回？不久前，在给许广平的信中曾经写过这样的话：“治中国应该有两种方法，对新的用新法，对旧的用旧法。例如‘遗老’有罪，即该用清朝的法律：打屁股。”想到自己即将使用这类对付“遗老”的方法对付章士钊，他不觉暗自好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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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不能让老虎总长和大小伥鬼太高兴。周处也好，武松也好，这一回是做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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尚钺来访的时候，他正在草拟起诉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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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见尚钺进来，他放下笔，转身笑道：“老虎没有办法：下了冷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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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已经知道了，”尚钺想到他的生活负担，担心地问，“先生，您打算怎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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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诉。”他说得很平静，但刚说完就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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尚钺随手在烟筒中拿起一支烟，问：“找哪个律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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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师？”他也拿起一支烟，顺手燃着，把火柴递给尚钺，“律师只能为富人争财产；至于生存的权利，还得自己急取才行。”尚钺燃着烟，抽了几口，觉得烟味与他平常用的两样，一看原来是海军牌，便问：“丢了官应该抽坏烟了，为什么还买这贵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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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因为丢了官，所以才买贵烟，”他看了看手中的烟卷，笑着说，“官总是要丢的，丢了官多抽几支好烟，对付它的精力也就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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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起罢官的内幕时，他把别人抄写的章士钊撤除他的职务的命令给尚钺看，说：“这事情已经酝酿很久的了，我不理会他，看他有什么花头。结果，他不得不撕破脸皮来这一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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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说到起诉，他说，只好换一种幽默点的斗争方式了。自然这是被迫的。当尚钺在一边仍为章士钊的倒行逆施感到愤慨，滔滔不绝地言说时，他笑着轻轻地加了两个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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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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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除鲁迅的佥事职务，在教育部中反应不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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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个别帮凶，作为上峰的指示，总是有那么一小批小爬虫、应声虫之类为之辩护。但是部里的大多数人，所持的还是反对的态度。他管的是社会教育司的事，干涉得了教育部对女师大的处置吗？如果说他不称职，何以十四年来都是称职的？如果称职，又为何要免去呢？然而，真正站出来说话的并不多。中国多的是腹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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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对最激烈的是许寿裳。由于与杨荫榆是前后任的关系，对于女师大风潮，原先是不愿与闻的，及至章士钊将鲁迅撤职，他就不能熟视无睹了。尤其不堪忍受的是，不但在解散学校的呈文中肆意诬蔑女性，且在22日武装接收女师大事件中，大打出手，凶险至极。8月24日，他亲自草拟了《反对章士钊的宣言》，与教育部视学齐寿山联名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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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言》历述章士钊与杨荫榆朋比固位，利己营私，潜构密谋，毁灭学校的罪恶，还特意揭发他毁坏法律，率意妄行，免除鲁迅职务一事，为鲁迅作了严正的辩护。《宣言》说：“昔者以杨荫榆之党己也，不惜解散学校，荒数百人之学业以循之；今以周君之异己也，又不惜秘密发纵以除去之。视部员如家奴，以私意为进退，虽在专制时代，黑暗当不至是。”最后，他们宣布说：“自此章士钊一日不去，即一日不到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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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寿裳还特意抄了一份，专送章士钊过目。对于这种叛逆性举动，政府当然是不能宽容的。紧跟着，他们也一齐被免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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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朋友为自己做出牺牲，鲁迅不免歉然，但也确乎以此自慰。二十余年，曾经沧海，忧患何许？总算有可以同舟共济者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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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权力的无所不至，中国的知识阶级总是试图染指政治。而一旦当政以后，他们的手段，是决不下于纯粹的政客者流的。章士钊曾经是个被人称赞为“壮志毅魂，呼啸风云，吞长江而吹歇湖”的人物。他主编过《苏报》，宣传孙中山的理论主张，后同黄兴等组织华兴会，从事联络会党、筹备起义的工作。1905年留日，继而转学英国，归国后任总统府常年顾问。宋教仁被暗杀后，他先后潜向上海，逃到日本，在黄兴的资助下创办了《甲寅》杂志，用秋桐的笔名，发表了不少反对帝制、提倡法制的文章，成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宣传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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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几何时，他就和友人陈独秀分道扬镳了。正当陈独秀编辑《新青年》，为创立中国共产党而积极奔走的时候，他充当了段祺瑞的谋士。段祺瑞之称为“执政”，就是章士钊把古罗马执政的名号移植过来的。1924年，他在段祺瑞的支持下重办《甲寅》。这时，改为周刊的《甲寅》，已经沦为段祺瑞政府的喉舌，不复是先前的面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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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士钊先后发表《评新文化运动》、《评新文学运动》等文章，在白话创作相对冷落的时候，步《学衡》后尘，向新文化营垒发动攻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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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他的这种顽固态度，在大权在握的时候，可想而知不会轻易放过作为新文学的开拓者和捍卫者的鲁迅。他免除鲁迅的职务，除了鲁迅始终站在进步学生一边，反对他的党羽杨荫榆以外，与发表《青年必读书》等极其激烈的反复古言论是不无关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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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以章士钊为首的“甲寅派”的反攻，胡适、吴稚晖、成仿吾等都曾著文予以狙击，但是大都局限在文言文和白话文孰优孰劣的火力圈内。鲁迅立论不同，虽然驳文只写了两篇，攻势却是凌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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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言的命运其实早已不判自明，“丢官”之前，鲁迅给钱玄同写信谈及《甲寅》时，便指出：“此辈已经不值得驳诘。”而他终于驳诘者，则是从思想斗争史的角度出发，把章士钊当成反动保守的典型加以掊击的，因此，意义也就远远超出了文学论争的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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