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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30日的《晨报副刊》，同时发表徐志摩的《关于下面一束通信告读者们》和陈源的《闲话的闲话之闲话引出来的几封信》。其中，他们也攻击周作人，但是火力点却集中在鲁迅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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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是有名的“攻周专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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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志摩以公证人的身份出现，一开始就说，陈源的“学问、人格，都是无可置疑的”。他把陈源装扮成受损害者，“地位一向是孤单的”，于是暗示读者，其所给予周氏兄弟“着力的回击”，是完全正义，理所当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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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作人在《晨副》里有文章说：“北京有两位新文化新文学的名人名教授……扬言于众曰，‘现在的女学生都可以叫局’。”这话原是从张凤举那儿听来，但也因为“费厄”的缘故，把说话人的名字给隐去了。陈源却打上门来，写信给周作人，说：“如果先生还有半分‘人气’，请先生清清楚楚的回我两句话：（一）我是不是在先生所说的两个人里面？（二）如果有我在内，我在什么地方，对于谁扬言了来？”周作人一面写信敷衍陈源，一面写信告诉张凤举。张凤举把信转给陈源，并向陈源道歉说：“这次事完全是我误传的结果。”这样一来，陈源只要把信件公开，便足可置周作人于不利的地位。他在信中质问周作人，说：“我上一次的信里，说起先生同令兄鲁迅先生惯会干‘捏造事实，传布流言’和‘放冷箭’等种种的卑劣行为，先生还颜强辩道‘则吾岂敢’。现在还有什么话可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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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给周作人定了一个言行不一、诬毁别人的罪案的同时，陈源公开发表致徐志摩的一封长信，暴露了他的阴险的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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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写道：“鲁迅先生一下笔就想构陷人家的罪状。他不是减，就是加，不是断章取义，便捏造些事实。他是中国‘思想界的权威者’，轻易得罪不得的。”他说周氏兄弟都有“绍兴的刑名师爷的脾气”，但以周作人同鲁迅相比，“真是小巫遇见了大巫”。他诬蔑鲁迅说，没有一篇文章不放冷箭，但又常常说“放冷箭”是卑劣行为；常常“散布流言”和“捏造事实”，但又以此骂人，并且承认为“下流”；“常常的无故骂人”，“要是有人侵犯了他一言半语，他就跳到半天空，骂得你体无完肤——还不肯罢休”。于是，他告诉徐志摩说：“你听见过赵子昂——是不是他——画马的故事罢？他要画一个姿势，就对镜伏地做出那个姿势来。鲁迅先生的文章也是对了他的大镜子写的，没有一句骂人的话不能应用在他自己的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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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特别指出，鲁迅的著作《中国小说史略》是根据日本人盐谷温的《支那文学概论讲话》里有关小说的部分作为蓝本写成的，但又不做声明，显然是“不正当”的剽窃行为。在中国，要攻击一个人，莫过于从道德方面入手。中国是礼义之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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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了这封“公开信”，鲁迅极其愤慨，真想立即动手将盐谷温的这部分书翻译出来，让读者明白真相；可是再一想，便觉得费这样的力气太不值得了。何必呢？岂不是叫陈源牵住自己的鼻子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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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终于写了一篇长文作为答复，题曰《不是信》，发表在第65期《语丝》上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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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者对陈源加给他的罪状非常关心，尤其是所谓的剽窃，大家都急于知道他是怎样辩解的，他的笔战所向无敌，这是众所周知的，但这一回却疑心他要败北了。《语丝》出版的当天，发售处就像开盛会一样地挤满了人，刊物一到便立刻被抢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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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取“不是信”为题，这里有两层意思：一是不满于周作人的信来信往，示人以弱；二是讽刺陈源、徐志摩之流故用私人通信的形式，以售其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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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中对陈源所设的各种罪案逐条加以驳正。关于《中国小说史略》，鲁迅声明说，盐谷氏的书确系参考书之一，但又说明了其间的分量、取舍、考证的不同。由于陈源在西班牙作家塞文狄斯和“四书”合成的时代两处闹了错误，所以他接着说：“自然，大致是不能不同的，例如他说汉后有唐，唐后有宋，我也这样说，因为都以中国史实为‘蓝本’。我无法‘捏造得出奇’，虽然塞文狄斯的事实和‘四书’合成的时代也不防创造。”上流人物特别爱面子，像这样的常识性错误本是不该犯的，经鲁迅这样翻手一拨，尊容便给损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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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有甚者，是紧跟着的一段奇文：“但我的意见，却以为似乎不可，因为历史和诗歌小说是两样的。诗歌小说虽有人说同是天才即不妨所见略同，所作相像，但我以为究竟也以独创为贵。”明白背景的人都知道，“有人”者同样是针对陈源而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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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源的恋人凌叔华抄袭小说图画的作法，不久前已为别的读者所揭发。陈源曾在《现代评论》和《闲话》里隐约地为她辩解说：“至于文学，界限就不这样的分明了。许多情感是人类所共有的，他们情之所至，发为诗歌，也免不了有许多共同之点。……难道一定要说谁抄袭了谁才称心吗？”又说，“至于伟大的天才，有几个不偶然的剽窃？”陈源的一束通信原是由周作人带出关于鲁迅的“专论”的，在鲁迅看来，实在同因为亲属关系而灭族，或文字狱的株连一般。那么，对不起，请君入瓮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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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攻周专号”刚刚出版，徐志摩便惴惴然，害怕自己被周氏兄弟咬住不放。第二天，他写信给周作人，表示“十三分懊怅，前晚不该付印那一大束通信”，要求周作人劝说鲁迅“休战”。他说：“只有令兄鲁迅先生脾气不易捉摸，怕不易调和，我们又不易与他接近，听说我与他虽则素昧平生，并且他似乎嘲弄我几回我并不曾还口，但他对我还像是有什么过不去似的，我真不懂，惶惑极了。我极愿意知道开罪所在，要我怎样改过我都可以，此意有机会时希为转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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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在写《关于下面一束通信告读者们》的时候，他就已经有一种不良的预感了。“你平空打一下罗马人，你发现一个野兽。”此前，鲁迅对他的几回“嘲弄”大抵是旁敲侧击，倘若这次被激怒了，向他发起正面的进攻来，以他仅有的一点才子气能抵挡得住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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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过了两天，他在《结束闲话，结束废话！》的题目底下，大声呼吁说：“负有指导青年重责的前辈”不该如此“混斗”，“让我们对着混斗的双方猛喝一声，带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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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源也央人向鲁迅和周作人求情，希望不再论战下去。因为他的未来的丈人看见不少骂陈源的文章，以为他不是好人，有中断他们往来之意，这不免要使他慌了手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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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对鲁迅估计错了。他这个人，根本不需要上流人物的温柔敦厚、彬彬有礼。猫算什么呢？只因为吃了他的隐鼠，他就要复仇。最先不过是追赶，袭击，后来却愈加巧妙了，能飞石击中它们的头，或诱入空屋，打得它垂头丧气。几十年过去，并没有改变这种仇猫心理，可以设想，任陈源、徐志摩怎样咪咪地善于哀求，他也决不会轻易地放过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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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还不能“带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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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然，鲁迅迅速做出了反应。他说过：“在我们不从容的人们的世界中，实在没有那许多工夫来摆臭绅士的臭架子了，要做就做，与其说明年喝酒，不如立刻喝水；待廿一世纪的剖拨戮尸，倒不如马上就给他一个嘴巴。”你要“带住”了，我也就一定“带住”吗？还不能这般地谨听指挥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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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严正声明道：我自己也知道，在中国，我的笔要算较为尖刻的，说话有时也不留情面。但我又知道人们怎样地用了公理正义的美名，正人君子的徽号，温良敦厚的假脸，流言公论的武器，吞吐曲折的文字，行私利己，使无刀无笔的弱者不得喘息。倘使我没有这笔，也就是被欺侮到赴诉无门的一个；我觉悟了，所以要常用，尤其是用于使麒麟皮下露出马脚。李四光说他：“拿起笔来，总要写到露骨到底，才尽他的兴会。”虽然是出于攻击，但多少也透露出一点他的韧战精神。譬如为徐志摩所艳称的陈源的“家事”，鲁迅就讥讽过两回，先是在《有趣的消息》里作直接的叙述，以后又含蓄地写进《坟》的题记里，说：“中国人的思想，趣味，目下幸而还未被所谓正人君子所统一……只要这样，我也就非常满足了；那满足，盖不下于取得富家的千金云。”陈源用极下流的流言诬蔑女性，徐志摩却吹捧他“对女性的态度，那是太忠贞了”。这是何等模样的“忠贞”呢？鲁迅偏要撕掉他的假面，打碎他的臭架子。平时，这些文人学者总有一面辞严义正的军旗，临末，还有一条义正辞严的逃路。必须堵截他们，将他们的“公理”的旗插到“粪车”上去，将他们的漂亮的外套抛到“臭毛厕”里去！假使他们真的知道自己身上也有鬼，能赤条条地站出来说几句话，或许可以“带住”，但是，要他们改悔是不容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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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曾经描写过这样的战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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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毫无乞灵于牛皮和废铁的甲胄，只有自己，但拿着蛮人所用的投枪。他走进无物之阵，所遇见的都对他一式点头。他知道这点头就是敌人的武器，是杀人不见血的武器，许多战士都在此灭亡，但他举起了投枪！他大踏步走，再见一式的点头，各种的旗帜，各样的外套……但他举起了投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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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太平”，不闻战叫，他一样举起投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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